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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1946年生，广东省电白县人。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他潜心十年，独力完成150万字的鸿篇巨制，轰动海内外文坛；他地位赫然，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扛鼎之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他享誉世界，无数次被邀请到多个国家与地区的世界著名学府讲坛上，给学术名流们以“学问的惊喜和智慧的享受”；但他说，他来自电白，无论何时何地，这个身份永远不变。乡下第一代小学生 1946年，杨义出生于电白县南海镇万寿口村的一个贫农家庭。 杨义的曾祖父是清朝的一位穷秀才，去世很早，撇下祖父杨茂丰五兄弟，遗下的家当除了半屋子残破的八股古文的线装书外，其他一无所有。 由于家里无田，祖父年轻时出去打长工，中年成亲后，终日跟海水滩涂打交道。父亲杨校乙，敦厚睿智，从小佃田耕种，抽空自学，粗通文墨，练得一笔清秀毛笔字，是乡间小知识分子。 杨义年幼懂事，三四岁开始，他便跟父母下海滩捉蟛蜞，跟姐到山坡打柴，锤炼日后谋生本领。由于从小受到文化熏陶，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一些历史兴废古训故事，还没上学就会吟诗诵对，《千家诗》里的名诗名句他念得滚瓜烂熟。 后来解放初土改，外公分得一头牛，五六岁的杨义被拉去当牧童。在山坡上，人们常常听到杨义吟诵《千家诗》声。有时他会让牛自由吃草，跑到附近一所私塾隔窗听课，屋里学生未懂屋外杨义已会背诵。唯一的塾师见他有过人天资，连赞“神童也”，免费收为学生。那年杨义七岁。 学校的条件很简陋，是当时一个跑到香港的地主的瓦房。天花板上的木头都被蚂蚁蛀了，簌簌地往头上掉木粉。一个教室里有两个班，中间用屏风隔起来。这边坐二年级，那边坐四年级。老师教完这边留下作业又开始教那边。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十几二十岁，有的才八九岁七八岁。那个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既是老师也是校长，做饭要自己做，敲钟要自己敲。 后来学生渐渐多了，老师用茅草搭了个棚子，在里面上课，外面的猪啊狗啊都能跑进来，我们小孩子一边上课，一边用脚踢得猪啊狗的哇哇叫。
牢记父训读爆书胆 1959年，杨义从南海乡炮台小学毕业，以全县前三名的成绩考入电白县第一中学。入学第一天，父亲教诲他说：“读爆书胆，呼风唤雨力无穷。”杨义牢记在心。中学几年，他以“读爆书胆”为目标，鞭策自己，遨游于茫茫书海中，他不甘心于课内书本，课余饥饿般阅读课外书，学校图书馆藏书，他借阅至少有三分之一，而那些文学书则几乎没有一本不留下他的指痕。天资加勤奋，让杨义文理兼优，理科尤其突出。在高考报考时，杨义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报考文科，而且全部志愿都报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校长忧他屈才，亲自找他谈话，说：“你考理工科，清华北大没问题，但考文科有所担心。”杨义沉思一下说：“我是农村孩子，如果考不上文科院校，回家还是有用的，到乡下至少可以当个小学教员。”其实那时文学已经开始扎根他的心里。后来他在某一场合引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人文精神，立国之本，英国人宁可失去最大殖民地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也许这才是他弃理从文的真正想法。上大学那年，文革开始了，学校乱哄哄的，图书馆也关了门。但是他的脑子还是书本的世界，他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借书，不但读了不少文学名著，还对哲学、历史产生了兴趣，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从中国哲学史到外国思想史，他一点点读下去。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的时代，他却自得其乐地遨游于书的世界，同窗们戏称他的生活方式是“三天一小本，五天一大本”。1970年大学毕业后，杨义被分配到北京石化总厂当工人，随后当过宣传干事、厂报主编，期间在北京报刊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和散文。在这八年间，他那书迷的秉性依然如故，所读过的书数以千计。也许喜欢鲁迅缘故吧，1978年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后，杨义又放弃了新闻专业，报考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方向的研究生，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研究生班。他的研究生导师是鲁迅学生、著名学者唐弢。后来，他完成了24万字的硕士论文《鲁迅小说综论》，顺利获得中国第一批硕士学位（当时还没有博士学位制度）。
十年磨一剑著巨作 研究生毕业，杨义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全国最高的学术机构工作的第一年春，他就提交要写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科研计划。那可是一个“集体撰史”成为风气的时代，如此大的项目，需要组织几十个研究有素的学者，申请若干经费，召开不知多少次会议来研究切磋，才能完成。他一个赤手空拳的青年学人，独立撰述，有这份实力吗？完成这样的鸿篇巨著，并不是几个月一年的事情，他耐得住这份寂寞吗？在种种疑惑前面，这个项目既列不入所、院和国家的重点科研计划，就是在本研究室的七个项目中，也只能排行最后。杨义“十年磨一剑”，他花1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三卷共150万字《中国现代小说史》。十年间，他就是为了撰写这部书，阅读了两千多本原版书和大量文献资料，做了过万张笔记卡片。当《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远隔万里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夏志清称赞这位年轻作者的“博学、细心”；第二卷出版后，他又来函预言“全书完成，杨义的名字将永垂不朽”； 第三卷出齐后，他终于下了这样的判断：杨义是“新一代治小说史、文学史的第一人”。 《中国现代小说史》一出世，便轰动整个汉学文坛，随后其与钱钟书名著《管锥篇》一道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部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并被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和现代文学研究生必读书，国外一些著名大学还将其作为教学基本参考书。因此，杨义在不惑之年就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授）。这部厚达2171页的“具有中国文学史里程碑式”的作品，杨义历经十年，从而“一炮打响”，成为海内外学界著名学者。接着，杨义论著一发不可收拾，本本乃学术名著，不乏有填补前人空白之作。
中国文学史扛鼎之人 作为文学史家，杨义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被学术界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界扛鼎之人”，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古今汇通、中西兼容，文化气魄铺天盖地，为鲁迅之后少见的一位大师级的小说史家，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史家之一。杨义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势如破竹地进军古代文学史，完成了另一个经典专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研究领域从今到古，从文艺学到比较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从东方到西方，杨义显示出“谜一般的通才”，他在发表出版了诸多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以致外国一些汉学家产生疑问：中国究竟有几个这样专家的杨义？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9卷14册的《杨义文存》，一个国家级最权威的出版社为一个中年学者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学术文集，这是没有先例的。一时，国内外很多媒体报刊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甚至有的竟占据了头版头条。此事被评论为“杨义已经从著名学者蜕变为文学史名家”的标志。杨义享誉海内外，他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荷兰莱顿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名古屋大学，韩国汉城大学、釜山大学，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国内各主要大学。他在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讲演被该校的教授认为是“多年来请到该校讲中国文化和文学最好的一位”，是“经典的讲演”。他在英国剑桥、牛津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讲学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自称他的讲学“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学术方向”，“听他的讲演是一种难得的智慧的享受”。杨义作为英国学术院的客座教授期间，曾普查过大英图书馆东方部6万余种中文古籍收藏，对中国文学与中国绘画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考察，复印了一百余种、数千件罕见的古代图文资料。此举曾被海外的著名汉学家称为“郑振铎先生当年伦敦访书之后又一次引人注目的海外访书行为”。
电白之子中华之子 杨义有一颗中华赤子心。他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说的话，感动和振奋了中国学界。他说，我们要给中国文学和文化发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让它与现代世界对话。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从1992年开始，他去英国，考察了西方近代文明发源地的文化思维方式，寻找东方与西方对话的大语境，进行古与今、中与西的精神对话。他以中国文化为原点进行中西比较，破解了一些文化密码。他的著作《中国叙事学》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第一次开创地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他曾对人说过，他来自农村，治学总不比种田辛苦。也曾说过，他来自电白，无论何时何地，这个身份永远不变。2008年4月5日，杨义教授回到电白老家，受到故乡人民的热情款待，杨义也满怀深情，从去冼夫人故里拜谒，到电白县霞洞考古，再深入平常百姓家调查研究，在电白人民大会堂举行“电白县文化教育界人士座谈会”，在茂港区举行“杨义故乡行座谈会”，再来到母校电白一中举行“杨义专题报告会”，在短短的三天里，杨义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但他坦言，回到故乡感觉挺好，很兴奋，一点累意都没有。故乡行期间，杨义先生有意问起《电白人》杂志，并欣然挥笔为本刊题词：“电白赤子心”，这苍劲有力的五个字，是他对《电白人》杂志的寄望，但我们从中看到的却是他那一颗红彤彤的“电白赤子心”。多年来，杨义也把很多精力花在电白文化的研究上，为此他著作了许多关于电白文化的作品，为电白文化的挖掘、提炼、宣传做出了极大贡献。其实，杨义对故乡的最大贡献还是“杨义精神”，正如《电白人——杨义》里所说的：“我们要恭恭敬敬地向杨义学习，学习他从小立志报效国家的精神，学习他'读爆书胆’、'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学习他敢于创造，善于发现和用于拓荒的精神！”是的，作为中华骄子，杨义的成就、杨义的精神，是贡献给电白的宝贵财富，足以让现在和未来的电白人感到骄傲与自豪，从而获取巨大的人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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