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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历史，其实就是摸索的历史，一群茫然若迷、莫措一语的行路人在不见五指、危机四伏的莽莽荒原上草行露宿，既不知道前方的未来是否光明，也不知道脚下的道路是否正确，而袁世凯则在这场艰难的旅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复杂的形象。他曾经一度被视作的南天柱石，行称一州，智效一官，人称“民国华盛顿”。但最终却鬼摸脑壳、臭棋频出，沦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改元洪宪，正是他最大的臭棋。 
（一）洪宪之前：百尺竿头，威慑四海1912年，南北和谈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一职。此后，袁世凯及其身后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党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直到1913年，上海车站的一声枪响不止谋杀了革命元老宋教仁，也打破了北洋系与革命系相对克制的政治氛围。孙中山认定袁世凯叛离革命，振臂一呼，组织二次革命。此时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不满主要有三，一是五国银行善后借款，二是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被免职，三是疑似谋杀宋教仁。
坦白来讲，孙中山此举不甚明智，响应者也寥寥无几。很多人都认为二次革命小题大做，譬如黄兴就认为民国已建，约法已成，议会已立，民主政体已经确立，那么政治问题就应当拿到这个框架里去解决，无论是善后借款还是宋教仁案都是如此。从结果来看，黄兴的观点，可能更加正确。1913年的共和制度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威风八面，但其内并无骨实，其外也无利爪。但是，只要没人碰它，就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咬人。所以，哪怕是袁世凯也小心翼翼的遵守着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但孙中山却率先动用武力，戳穿了民国议会政治的“虚有其表”，开启了武力斗争取代议会政治的先河。在孙中山的摇旗呐喊下，1913年7月，江西总督李烈钧宣布江西独立，电告讨袁。听闻消息，袁世凯大喜过望，出兵“平叛”。实际情况是，早在当年5月，袁世凯就已经意识到了革命党可能的动向，于是未雨绸缪的向南方调遣了一批军队。7月2日，距离李烈钧起事尚有七日，袁世凯已经得到了九江司令陈廷训发出的告反密电。当天，袁世凯麾下第六师即渡江南下，第二师团一部由鄂北南下，与第六师会合（合约一万五千人）。另命第二十师的一个旅向湖北前进，作为进攻的第二梯队。海军方面则抽调了“飞霆”号等军舰五艘，驶往江西，策应陆路。除了以上主力，袁世凯还抽调了很多兵力南下，用来保护铁路并做后备力量。因此，7月10日，也就是李烈钧通电起义的第二天，袁世凯主力已经渡过长江，占据九江外围诸要点，形成对九江城的包围和对九江以南赣军的进攻态势了。12日，赣军在林虎的（左翼军司令）的指挥下发动进攻，兵分两路，相互策应。林虎所率领的这支部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丰富，林虎本人也颇有指挥才干，经过一夜血战，歼敌三百，夺占多个战略要点，之后五天赣军一直在场面上维持着进攻态势。17日，北洋军援军抵达，赣军前线警戒部队投敌，由此攻守势易，赣军一路溃退。 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并为护国三杰
8月18日，北洋军攻下南昌，江西全省宣告沦陷，此时距离李烈钧起事不过刚刚满月。随着江西战局的落幕，其他各省的革命军也先后平定，袁世凯由此名正言顺的完成了一次对地方的收权，粤、赣、皖三省兵锋所向望风而降，南谭、广西、浙江、云南、湖北、南京、山西、东北各家军阀闻檄而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民国成立以来最接近统一的时刻，袁世凯由此真正走向了大权独揽的宝座，升起了觊觎九五的心思。既已得陇，何不望蜀？（二）洪宪帝制：内外蒙蔽，仓皇闹剧袁世凯确实是要复辟帝制，但他并不是要为清朝的那一套封建体制招魂唤骨，而是实行君主宪政，当然，袁世凯所中意的并非是英国式的虚君宪政，而是德俄一流的实君体制。洪宪洪宪，正是弘扬宪制之意。这倒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民国成立以来，出现了种种乱象，军阀之间的混战日益激烈，国会却如同儿戏作秀，知识分子早就对此感到寒心，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伏卵集》中记载了不少荒谬之事，直言各党工作人员“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老百姓也对民国多有抱怨，毕竟大清虽弱，起码境内没有军阀混战。一时间“民国不如大清”、“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的言论颇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如杨度、严复等人打心眼里觉得只有君宪集权，才能在如此危亡的局面里挽中华既倒之高楼，障九州百川之东归。 极力鼓吹帝制的杨度，为袁世凯的狗头军师
除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鼓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也做起了“太子梦”，每天为袁世凯上假版《顺天时报》，其上内容尽是“百姓拥戴”、“日本赞成”、“英美同意”等云云。某日，袁静雪（袁世凯三女）的丫鬟回家探望父亲，袁静雪让她顺手带些五香酥蚕豆回来。于是这个丫鬟就用一张《顺天时报》包了一些，袁静雪吃蚕豆时，发现报纸内容竟然和平时看到的完全不同。颇感疑惑的袁静雪找到二哥袁克文询问，老二说这事他早就知道了，只是不敢对袁世凯说而已。袁静雪是个有主见的强势姑娘，闻言就拿着真报纸找到袁世凯说明情况。袁世凯眉头紧皱，但最后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一早，袁静雪被袁世凯鞭打袁克定的吵闹声音所惊醒，为此事画上了句号。这位袁克定后来的故事倒是颇为精彩，袁世凯死后，袁家大树飘零，袁克定挥霍一段时日后生活潦倒。在这段困窘的生活里，反而让袁克定升华了一番人生境界，面对日本人的高官厚禄与暗中威胁，他淡然拒绝，甚至公开登报表示“身体抱恙，不问国事”。每日只是读书学习，最终精通德文英语，善狂草，擅篆隶，能作画，竟成隐士。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木已成舟，袁世凯已经在知识分子、袁克定等人的鼓动之下仓促称帝，当然，已经到了百尺竿头的袁世凯本人本身也有更进一步的打算。（三）洪宪帝制：鱼龙混杂，火中取栗袁世凯称帝的消息，如同一把鞭炮甩到火药桶里，立刻点爆了民国局势，有人劝进，有人反对，有人起义，有人骑墙，风风火火，细究难逃一个利字。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各地将军推波助澜、高调劝进，譬如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曾通电表示“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湖南汤芝铭也通电“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蹲，申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干殿下”段芝贵则把劝进劝出了新高度，他联合十四省将军齐上“请速正大位”的密呈，十四个省包括广东、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西、江西、安徽等大半个天下，收到这份密函，恐怕让袁大头笑出了声。这些地方军阀的劝进其实很好理解，对他们而言，帝制也好、共和也罢，其实是无所谓的。他们只关心地盘和枪杆子，只要这两样东西保得住，袁世凯就是要当大罗金仙，他们也是无所谓的。袁世凯势大，他们自然乐意给袁世凯表现表现，嘴上恭维两句罢了，又不会少块肉。所以，这些将军们的劝进其实没有意义。真正的重点在于那些没有表态的人，譬如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老资历。这些“军阀老前辈”是向来不愿意搞帝制的，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段祺瑞三次拜见袁世凯，痛陈利害，坚决反对，甚至直白的表示此事关系袁氏身家性命。由于段祺瑞的反对过于坚决，袁世凯对段祺瑞心生不满，多有排挤，段祺瑞也对此心知肚明，干脆在1915年5月以生病为由辞去了陆军总长的职务。 三造共和，六不总理，同袁世凯一样，段祺瑞也是个复杂的角色
此外，号称袁世凯第一心腹的冯国璋远在江苏，消息极不灵通，听到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后，居然从江苏赶回北京与袁世凯确认，袁世凯表示“绝无此事！纯属谣言”。冯国璋对此深信不疑，回到江苏后到处为袁世凯辟谣，最终惨遭事实打脸，由此和袁世凯翻脸。这些北洋老资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原因很简单，论资历论地位，这些人都有可能继袁世凯之位，可一旦实行帝制，不仅这种可能性完全失去，而且还要向袁家小辈称臣跪拜，他们自然是心有不甘。北洋集团是一个利益集团，袁世凯依赖各级幕僚排斥异己、获取地方权威，而各级军官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升官发财，双方利益互求并能相互满足，这让北洋集团凝聚出了足够的战斗力，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全国政权的掌握，各级军阀则获得了掌握地方的机会。等到北洋政府成为全国性政府，北洋的军事精英之间的利益出现裂变，袁世凯力图把社会的权力与控制的中心独揽于己，从而维持中央的最高性。而地方军阀则致力于加强个人的权力，注重地区性的利害关系，在这种不同利益取向的循环中，北洋系中央与地方产生了割裂。袁世凯感到了北洋解体的风险，他的应对是加快个人集权的进度，包括架空段祺瑞、培养新军等等。不过，在北洋总统制这个体制的约束下，双方的矛盾并没有激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袁世凯复辟的举动则将矛盾大大激化了，袁世凯的个人利益被光明正大的放到了北洋集团众人的上方，北洋地方军阀收回“投资”的可能性由此落空。另外一边，理想主义革命者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大旗，打出了护国旗号，当年劝进时吹下牛皮的张作霖等地方军阀，这会自然是悄不做声。当然，袁世凯也并不信任他们。不久之后，袁世凯三路出击的计划就制定完成，第一路以马继曾为司令，指挥湘西、河南、奉天、安徽等处兵力约两万六千人，从湘西入贵州。第二路，以张敬尧为司令，指挥南苑、岳州、南昌、保定等各处兵力，加上川军两师三混成旅，总数约四万五千人，从四川叙府（今四川宜宾）、泸州进攻云南。第三路，由广东广惠镇守使龙觐光率粤军一师假道广西从滇东南方向进攻云南，以抄袭护国军的后路。护国战争的重点在于四川战场的攻防，而四川战场的攻防重点有两处，一处是泸州之战，一处是叙府之战。叙府之战中，护国军以两千人的兵力与北洋军相持多日，一度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兵力差距，最终叙府还是被冯玉祥拿下。泸州方面，虽然蔡锷所部英勇抗争，但由于给养不足，兵力差距过大，泸州最终失守。蔡锷所部，不过寥寥数千人，而北洋军参战兵力却有数万人之众，在袁世凯的预料中，蔡锷的起义应该“旋踵而定”，但实际情况却是护国军在泸州、叙府等多出战场上均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断绝的情况下奋战数月，牵制住了北洋军主力，阻止了北洋军的推进。北洋军以十倍之兵力差距，竟然与蔡锷的数千人周旋了足足数月，难道曾经纵横天下的北洋军在两三年的光景里就堕落到了毫无战力的地步吗？北洋系真正的主力在护国之战中出工不出力，听调不听宣，甚至故意放水以保留实力。北洋系主力在护国战争中保存完好，这就是为什么护国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是由北洋政府执政的原因。四川战场进入相持阶段，这无疑让各方生起了火中取栗的心思。3月15日，广西军阀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是个标准的旧式军阀，早年以镇压乡党功勋出众成名，显然并非革命之人，其参战的原因十分简单——顺势进攻广东，扩张地盘。由于陆荣廷的演技出色，当时没人觉得这个袁世凯的铁杆拥趸会背刺袁世凯，因此，陆荣廷在护国军的配合下轻松攻下了广东，后来的北洋政府也只能默认陆荣廷的势力，将其任命为两广巡阅使。再加上贵州军阀刘显世的起事，云贵两广连成一片，护国军已经有了与袁世凯正面较量的本钱。 再造共和的蔡锷，护国战争中朱德也在护国军中效力
在前线战场，冯玉祥等人夺回夺回叙府后，即按兵不动，任袁世凯百般催促，始终不发一兵，等到陆荣廷起义后，干脆暗中与蔡锷议和。袁世凯心腹陈宧，曾经与唐继尧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与冯玉祥一样，明面上喊打喊杀，实际上与蔡锷私订停战和约。3月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山东将军靳云鹏的联名密电，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面对前线压力，袁世凯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段祺瑞，希望段祺瑞出山为他主持乱局，段祺瑞回复“出山可以，但要撤销帝制”。至此，袁世凯认清现实，撤销帝制，护国运动就此告终。这次运动看似是反帝运动，但实质上除了蔡锷、王文华等少数几位真正的革命人士外，其他各方往往各有心思。唐继尧，时任云南总督。云南下层军官大多为辛亥骨干，革命意愿强烈，袁世凯复辟后，下层军官要求唐继尧带头反袁。唐继尧认为袁世凯势大，不应该反袁。但下层军国群情激越，唐继尧意识到如不反袁，则将失去云南指挥之权，因此被迫投身反袁。在护国战争中，出工不出力，对前线蔡锷的支援较少，对夯实权力着眼很多。后成为滇系军阀领头人，借革命之名，行利己之实。刘显世，时任贵州督军。面临与唐继尧一样的困境，本身无意反袁，但大势所趋，为保住地位投身反袁运动，护国运动后升任督军兼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陆荣廷，时任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曾经袁世凯的铁杆支持者，反袁意在攻粤，事后升任两广巡阅使。值得一提的是，陆荣廷在一众军阀中堪称出色（同行衬托），虽然没有政绩，但使百姓不受兵灾匪患，安居乐业，与民无扰。死后遗产甚少，可见并未搜刮百姓，在广西甚得民心。北洋系，北洋系可分为两派，一派是老资历如段祺瑞、冯国璋之流，自认有接班之望，因此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另一派底气不足，前期往往赞成袁世凯称帝，中期出工不出力，后期倒戈相向，代表如陈宧等人。两派在护国运动结束后，往往都忙于争夺袁世凯遗产。云南蔡锷、贵州王文华等人，属于真正的革命派，其功绩无需多言。蔡锷亲上前线，指挥四川战局，王文华积极鼓动刘显世反袁，迫使刘显世反袁。今天贵阳护国路，正是纪念王文华所命名。至于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其实与护国运动牵扯不大，两人在护国运动前都是积极劝进派，无非是想在威权正重的袁世凯面前表现一番。阎锡山在护国运动后仍旧支持袁世凯，但并无实际行动，袁世凯去世后，全力挺段，被委任山西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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