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人生「笑到最后」，画作是最凄美“讣告情书”

人生「笑到最后」，画作是最凄美“讣告情书”

黄永玉可为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作者：甘甜）

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他的父亲是当地男子小学校长，父母诞有兄弟五个，他排行老大，老二和老四也都是画家。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说到这，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黄永玉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的那天下午，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投奔叔叔。

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中学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12岁背着小包裹，一个人坐船离开了家乡——坐了一位“湘西汉子大侠客，浪迹天涯”。慢慢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14岁那年，黄永玉已经是当时中国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开始发表作品，并小有名气。在离开集美学校后，15、16岁辍学，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烧过瓷器，做过棺材，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流浪在福建、江西等地靠绘画和木刻谋生，历尽了沧桑。

黄永玉小时候“丑”到连亲爷爷都看不下去：“这孩子肿眼泡招风耳龅牙，近乎丑。”黄永玉每日就像少年霍尔顿一样，对生活充满怨念，一心想做“麦田里的守望者”。18岁，黄永玉来到了江西一个小艺术馆工作。直到19岁，他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漂亮大方的广东姑娘，邂逅了明眸皓齿的千金小姐张梅溪。

张梅溪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她不仅是“白富美”里的“顶配”，还有一股民国小姐的“贵气”，生得沉鱼落雁，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出门随从十几人，身边的追求者个个都发着光；而黄永玉是一个落魄家族的“穷少爷”，是个“混世魔王”，逃课大半个月，害大家到处找，甚至以为他不幸落水身亡了，又是全国各地“流浪”着打零工，那时才半只脚踏入艺术界，还在江西的艺术馆跑活。

但爱情这种事就是“胆大心细脸皮厚”，有梦想的“癞蛤蟆”终能吃到天鹅肉；连近代作家张朗朗都在自己的《大雅宝叙事》中“惊叹”道：“ 张梅溪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了。”

当时还是战争年代，有天晚上防空警报突然大响，两个人跑到了同一个防空洞。也就是在那一晚，黄永玉借着月光，在河边向张梅溪表白：“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张梅溪说：“那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个人是我呢？”张梅溪回答：“好。”就这样，黄永玉的表达成功了。

年轻的黄永玉刚练会小号，于是便借来一把破号，每日在张梅溪骑马的路上定点吹奏。“我有一把法国号，老远看到她我便吹号，像是欢迎她似的，看见她慢慢走来，她也老远便看见我，知道我在这里。”从那时开始，张梅溪注意到了这个有点浪漫，又有点才华的穷小伙。至于后来两个人感情升温，如今说起来也是让人啧啧称奇。

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张梅溪父亲的反对，她的家人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为此，张梅溪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与黄永玉在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他们婚后，黄永玉依然在到处“流浪”，去了上海、香港、台湾……数不清的地方，日子虽然贫困，却甘之如饴，只不过这次有张梅溪陪着。她说：“那时我们很穷，我们的家很小很小，但有一个窗，窗外面很多木瓜树，也可看到一口水井，当时他买了一幅窗帘回来，买了一幅很漂亮的窗帘回来，拍了一张很美丽的照片，他说，这是我们破落美丽的天堂。”

1948年，黄永玉机缘巧合迁居香港，画作名声渐起。他作品和为人皆有浓洌生趣，“很多人要跳出红尘，我偏要往红尘里钻。”他曾问北京来的教授，能否进中央美术学院，对方不屑：你高中都没读，怎么进央美？5年后，黄永玉收到央美破格邀请，参与筹建版画系。发出邀请的是校长徐悲鸿，他也成为央美最年轻的教师。动荡那十年，他用笤帚画画，在家中跳舞，被抄家后，一家人被赶入无窗小房子，他就在墙上画了一扇两米宽的大窗，窗外风光明媚。

直到1953年2月，黄永玉接到表叔沈从文的信件，便和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和张梅溪前往北京，住进了大雅宝胡同。大雅宝胡同在50年代是中央美院宿舍的所在地，而黄永玉这次回来，就是担任中央美院的教授。刚到北京的黄永玉，1954年拜访了齐白石，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齐白石木刻。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30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画家。

胡同张郎郎院子里的张郎郎说：“大雅宝胡同里的其他爸爸，都在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永玉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而无论黄永玉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这和院儿过去的规矩派头儿，全然不同，全不沾边。”

在大雅宝胡同的那段日，黄永玉夫妻俩终于不再漂泊，黄永玉的艺术创作也再攀高峰。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然而，即便如此，张梅溪还是陪在他身边，而黄永玉也没有放弃对画画的热爱。那段时间，黄永玉白天被拉出去游街批斗，晚上回家画画。半夜三更，张梅溪就守在窗边替他放风，一听到有响声，就立即让他把东西收起来。可灾难远没那么容易结束，因为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黄永玉成了批判的重头靶子。不仅自己被关牛棚，全家人也被赶到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房子。张梅溪也终受不住打击，一病不起。为了让妻子开心，黄永玉在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蔓延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他被下放到农场，要劳动改造三年，张梅溪便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正是这种相爱的信念，让二人终是搀扶着走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此后，则尽是恩爱日常。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又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对夫人说：“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10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画画写个诗，也要@张梅溪：“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妻子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

1979年，55岁黄永玉画作重新在广州展出。有香港导演看后，念念不忘：那个时代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如同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这在人们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童年那片荷塘一直在他心中，乱世的雨点砸在荷叶上，但没人能扰动荷下的世界。这正是黄永玉在自己的《雅人乐话》一书中回忆两人的定情：“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而小号虽然不能再吹响，但由小号牵起的二人情感，却维系多年，至死未渝。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60岁的黄永玉老夫聊发，狂考驾照，他要带妻子出去兜风。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

1995年，71岁的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500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而2002年，78岁的黄永玉创建的万荷堂，这里的热闹在一点一点消失，张梅溪搬回香港，和儿子一家生活，后来的日子，有时住在山上的家里，有时住在医院。

整个万荷堂只剩下了一个老人。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90岁以后，他们搬到新住处生活。新家依然要办聚会，每天下午三点半，客人坐在他对面，听他讲笑话。他喜欢讲述一种帅气的衰老，最常讲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这样讲的：他回凤凰老家，弟弟带他吃饭，两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出来，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请注意，弟弟当时80岁了，被摩托车撞飞，弹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没事，自己爬起来，恶狠狠地走过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轻人痛打一顿，教训他以后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气，一毛钱也没要，放年轻人走了，两兄弟继续打出租车。上车后连司机都佩服弟弟，80岁了还这么潇洒，司机一路跟哥俩打听，你们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们的钱，我要回去跟我哥们说，80的人是怎么教训小年轻的。

80岁时，他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83岁，他登《时尚先生》封面，斜叼着烟斗扮靓仔。他说，“你们都太正经，我只好老不正经。”90岁时买了一台红色的法拉利。张梅溪也总是乐呵呵地支持他。

90岁之后，黄永玉自诩“90后”。他和张梅溪执手大半个世纪，早已看淡生死。他曾经和妻子商量要在生前做个追悼会，弄个床躺着，然后听听大家怎么夸他。然而，他一早就已经笃定不要保存自己的骨灰，要么就倒进厕所，再请个老先生冲走；要么当成礼物，分装馈赠给来致哀的嘉宾。这个想法让张梅溪笑得合不拢嘴，说：“你就是想半夜吓人。”

2020年5月8日，98岁的张梅溪走了。年的万荷堂空空荡荡，院子里住着年迈的「科学」，「民主」已经去世了。画室锁着门，里面的升降机前没有了大画布，门口的拳击沙袋外层晒脱了皮，悬挂沙袋的金属链生出厚厚的锈。

经历过生活的磨难，张梅溪与黄永玉早就像《浮生六记》里写的那样——“布衣饭菜，可乐终身”。人间一趟，能遇到张梅溪这样一位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的爱人，实在是人生幸事。正如黄永玉所说：“我见过一月的雪覆于白山，又渐变于葱茏。我在峨眉的林里云兴霞蔚，一径之后，雾水成露，沾于衣襟。我听过柔橹漂浮，声声入水，又归于沉寂。无论何时忆起，它们实在是人生可喜，但都不如我那时那刻遇到的你。”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

因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叫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黄永玉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港、澳、台 暂不通用），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那时候，住了一院子画家，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禅，还有画了《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

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里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运。沈从文刚发现黄永玉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里面预言了他在黄永玉身上看到的命运，「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

画是黄永玉的情感表达，所有情绪都泼洒在画纸上。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有时候恨也会突然而来。荷花在初生的太阳下盛开，背后的一池墨色，映衬着荷花红得炽烈。黄永玉喜欢画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达，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用服从任何命令。

黄永玉想在100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

他作画甚少条框，他画鹦鹉，配文是“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他画老鼠，配文是“我拿耗子药当早餐”，他画美猴王水帘洞开会，猴子们都低头玩手机，大圣当场发飙。国画讲究用墨，他却拿丝瓜瓤刷色；国画看重留白，他偏将颜色泼满。他画浪花就是用抹布蘸色后一抹，随性肆意，从无定法。那些嘲讽他画技不佳的人，多不知他开创了生肖邮票先河，不知他五十年代便轰动中国画坛，不知他1978年便被《泰晤士报》用六个版面报道，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个人画展，意大利政府授予他大十字骑士勋章。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他受李叔同点拨，与汪曾祺同游，青年时惊艳沪上，名动香江。他曾在《大公报》任美术编辑，同办公室的好友乃是金庸。一次，他和金庸、梁羽生，到饭店吃童子鸡，结账时发现都没带钱。黄永玉见饭店有鱼缸，便现场画热带鱼，用辣椒油涂抹颜色，然后电话喊来《星岛日报》编辑，编辑预付画酬，以此结账。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他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

如果说门派，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别人几乎没有过。沈从文曾在50岁时，留下的经验对黄永玉而言，他在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

而今只有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