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今社会为何裂痕不断加剧？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在社交媒体上不同群体之间的争论与对立越来越严重，社会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撕裂（在国外主要是种族之间、移民与本地人之间、性少数群体与异性恋群体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在国内舆论场中，主要是性别之间、世代之间、“资本家”与“打工人”之间、“官”与“民”的对立）。在许多争端中，事实本身往往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立双方或一方感受到受伤害感、受压迫感以及权益受损感，因而要求另一方道歉并受到惩罚。特别是自认为是弱势者的一方，往往还希望自己遭遇的创伤被“承认”、被“共情”并被弥补，但往往事与愿违，社会对立情绪越来越重。当今社会为何裂痕不断加剧？有人认为社会裂痕的加剧是政党或一些利益集团为了选举、经济利益或为某一群体争取权益而导致的结果；有人将之归因于数字社会的流量经济与圈层化社交；有人则认为这是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平等、既得利益者固守既得利益，疯狂反扑而造成的冲突，是社会平等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有人认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群体对立；有人则综合上述观点，认为在社会发展中，观念、立场或行动上的争论、冲突很正常，公共管理部门也在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有人在故意挑动大众情绪，制造社会对立，浑水摸鱼。在《敏感与自我》一书中，作者斯文娅·弗拉斯珀勒绕过这些解释，从哲学层次指出，当前社会裂痕的加剧与现代性发展过程中自我和社会的日益敏感化密切相关。作为哲学研究者，作者试图从哲学层面揭示自我与社会敏感化的发展历史、内涵特征及其对自我与社会的影响。在本书中，作者将敏感性划分为四个维度：身体敏感性、心理敏感性、道德敏感性与审美敏感性，并指出这四个维度密切相关、相关重叠、相互渗透。人的敏感性还可划分为主动敏感性与被动敏感性。主动敏感性是指对于世界感觉敏锐，具有道德含义，这种敏感性常常与“共情能力”勾连起来（类似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被动敏感性则是指个体受外物刺激而产生情感或个体“神经的易激动性”。进一步，敏感性还可分为向外的和向内的敏感性，连接的和分离的敏感性，解放的和压迫的敏感性。在本书正文一到九章中，作者对自我与社会敏感化的发展历史、敏感性的双重特征及其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二、敏感的发展历史、特征与影响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是敏感性不断发展的历史。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现代人受到的规训越来越深重，人的羞耻感与规范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个体化成为快速发展的趋势，个人更加重视自己的感受与权益，对于社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社会制度体系越来越规范，能够保护每一个人特别是弱势者。个体惧怕他人越界，对自己形成伤害，甚至很多时候他人越界的行为本身就会对个体造成极大的不适感。人们对他人及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压力或压迫也更加敏感，惧怕由此引发的伤害与痛苦，也更能够共情他人遭受的痛苦与创伤。不过，作为人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遭遇各种痛苦与创伤。当我们遭遇痛苦与创伤，特别是这些痛苦与创伤由他人乃至社会制造时，我们是依靠韧性去弥合我们的伤口，使其尽快恢复，还是不断揭开伤疤，反复回忆伤痛，以使自己记住苦难，同时“抓住人的情感，唤醒人的责任，使人因共情而采取行动”，从而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这成为作者在本书想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当多的现代人选择第二条回应路径。于是，随着敏感化的发展，共情的重要性也被不断强调并在现实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敏感化的历史进程既会带来平等，也会带来暴力。敏感性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关注他人的处境，加强与他人的社会联结，追求平等与解放，也会制造区隔，对他人或某个群体感到不满，进而衍生出暴力行为。共情本身也就带有阴暗面，一些人会从共情中、从理解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心理满足感。共情还可能带来暴力，感情的传染，无论感情的好坏，都会挑动群众，制造对立，而情绪与立场的对立，往往可能会演化为语言或身体上的暴力。虽然随着文明的发展，身体暴力越来越被禁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在减少，相反，对人的内在规训的增加以及人的敏感化发展，导致外在暴力被内在暴力大规模取代，痛苦表现为自我鞭笞、自我折磨、自我否定甚至是自我毁灭。现代人可采取两条路径应对这一危机：第一，日益敏感的人要有更大的防御力，避免因敏感而脆弱。于是，为抵御外在刺激及其带来的压力，现代人变得越来越“囊泡化”，强调距离与边界，从而避免受到伤害。第二，现代人被鼓励不断去“讲述”自己遭受的创伤以获得承认、共情与疗愈，在“讲述”中将个人困境转变为公共话题、转变为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第一条路径容易导致人的公共性在不断消退。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数字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并没有不断扩大。相反，距离感带来隔阂，并容易导致误解、怨恨，从而使得身份政治在今天越来越激化。第二条路径容易导致“创伤”概念的主观化发展趋势——人人都感觉自己受害者/受压迫者，并以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心态审视他人、审视一切，对语言、观念、行为等都十分敏感。在本书第六章，作者着重分析了现代人对语言的敏感性：语言的符号意义是否具有不平等的色彩、是否对一些群体产生冒犯、是否符合性别平等的要求、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需要被改造，成为重要问题。这进一步引发当代社会的许多争论：我们可以真正体验到弱势者/受害者/受压迫者的处境与感受吗？我们有权参与讨论或为他们发声吗？我们为他们发声是基于完完全全的共情吗？如果其中还掺杂着其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甚至是为了一些利益怎么办？我们是要完完全全的共情他人、站在他人的感受与立场说话，还是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这些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些人宣称没有感同身受的他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也不配发声，有些人甚至对他人共情背后的目的进行揣度、攻击。于是，一次又一次的事件都会演变为群体之间的对立与冲突，都在加剧社会的裂痕。三、当前问题的症结与可能的出路作者认为，当今社会的敏感与现代人的独异性范式高度关联，这是一种新兴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范式——追求创造力、差异化审美、敏锐的感受力，对自我与社会更加敏感，追求独立个体基础上的联结与共鸣。作者敏锐的指出，这种共鸣是在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这意味着人往往会退回到个体世界之中，不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社交的规则与保持合理距离。正如上文所说的，这往往是问题的起因，而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是问题的解决之道。从社会变迁层面而言，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托克维尔悖论——社会越是平等，人们对剩余的不公正和相关的伤害就越敏感。因此，作者提醒我们要敏锐地感知以下问题：一方面，尽管弱势群体与特权群体在法律上是权利平等的，但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弱势群体所受到的结构性歧视，并为相关的现象正名；另一方面，要看到有一种自我持续的敏感性的矛盾运动——正因为社会越来越平等，敏感性反而越来越被点燃。但敏感性不等于进步性。相反地，把敏感性美化和绝对化，则会使其成为退步性。共情不仅可以防止暴力,也可以鼓励暴力,这属于敏感性的深层次矛盾。从人类敏感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创伤概念的扩大和这一概念通货膨胀式的传播，决定性地造成了敏感化进程向“归咎于外部”的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人向外部寻找痛苦的原因，他们认为外部条件是不合理的，而敏感的主体必须得到保护。但在作者看来，我们应从与敏感性对应的“韧性”中寻找可能的出路。在一些人看来，韧性等同于麻木不仁，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男性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优化策略，与共情和团结不相容。但作者认为，敏感性与韧性并非是对立的，若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可能会为解决当前的社会冲突与社会裂痕提供出路。不过，在本书中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出路，而是将问题的实质及其核心抛了出来：社会的敏感性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元的、高度复杂的、分化的社会，由于其空间上的集中，从根本上依靠每个人能够敏感地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关切来维系。然而，我们目前正经历着敏感性从一种建设性力量向一种破坏性力量的转变。敏感不是连接我们，而是分裂我们。敏感性把社会分成了若干群体，在某些群体相互对抗的前线，双方甚至都将敏感性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利用敏感性进行斗争的核心，是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是个人需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有韧性，还是其周围的世界需要改变?……更尖锐地说:什么时候需要个人进化，什么时候需要社会革命?什么时候我们需要韧性，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社会条件的转变？ 然而，当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作者提出的上述问题本身也会引发巨大的争论，进而造成不同群体的撕裂。在喧嚣的社交媒介上，无论是受敏感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受伤害感、愤怒感或正义感驱动的讨论，还是因既得利益受损而产生的愤怒感，甚或是受流量经济驱动的“搅混水”，都加剧了当今社会的群体撕裂。没有多少人愿意认真思考或实践作者在本书中的观点：绝对化的韧性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反弹他人的要求;绝对化的敏感性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把人降格为一个需要保护的不知如何自助的脆弱生命。合理性的界限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场内运行，并展现着自我和世界之间有待被发现的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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