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姚文书 匪患问题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社会问题，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连年的战乱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大量流民没得到政府及时的安置等方面有关，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迫使部分人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去当土匪。可以说土匪的出现，一方面是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大多数土匪不从事生产或脱离生产，拼命地破坏生产，大量杀伤劳动力，抢夺或破坏必要的生产资料，致使正常的社会生产无法延续。正如专家所说，他们是一群“以暴力掠夺来维持其生计的、具有强烈的破坏欲和报复整个社会的反社会倾向。” 一、宛西匪患产生的根源 宛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陕西、湖北交界，为兵家入川、陕、鄂的必经之路，该地原来没有铁路，而随着上世纪京汉铁路与三十年代初陇海铁路的修建，原有的作为水路中转站的地位也随之降低，一些原先繁华的商业集镇也逐渐衰落。随着该地区经济地位的下降，省政府对这一地区除了收税外也就不加关注。虽然该地区的经济地位处于河南的边缘，但该地区的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北有伏牛山，西南有绵亘不断的秦岭；另有丹江、灌河、湍河等河流及其众多支流蜿蜒其间，极其有利于土匪及各种武装势力在这里盘踞出没。据民国内乡县志主编王镡日记所述，“自民国创建以来，南北不和，兵连祸结”，“即以我县论，民国元年，北山一带混称革命者，纷藉而起，或一杆数人，或数十人，或数杆聚为一起，或一杆放出数杆，以得财为主，以拉票为事”，匪患产生的原因，“一由壮丁无所归也，一由水旱代为驱也，一由物价之腾贵也，一由税赋之繁重也”。按照1994年出版的《南阳地区志》记载，宛西匪患的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官逼民反的。大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揭杆为“匪”，打富济贫。二是沦为惯匪的。一些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以匪为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三是兵匪或者说是官匪。1925年前后，许多剿匪武装，有的以剿匪之名，相互吞并，扩大势力，演变成后来的民团；有的与土匪狼狈为奸，相互策应，直接哗变为匪，祸患民众；有的兵匪不分，时而收编为兵，时而沦落为匪，排斥异己，火并政敌，掠夺财物，鱼肉百姓。有的杆伙受地主、劣绅、官吏操纵，专事破坏社会、危害民众，即所谓的官匪勾结；还有的受到“想当官，去拉杆”的影响，不断做大之后向政府要官。 民国以后，宛西地区土匪横行无忌，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最后几年，土匪数量翻倍，其破坏力也逐渐加大。这些土匪由以前的三五人一群实行夜聚明散式的偷盗抢劫，逐渐发展成为从三五十人到三五百人不等团伙进行的公开地掠夺、拉票及勒索。据资料记载，清末民初，当地时有杆伙200多股，加上周边外来骚扰的杆伙，多达300多股。民国《内乡县志》云：“群匪梭织往来，或称大帅、或称老加，杀人放火，地方无一片干净土。全县寨堡百余所，仅西峡口、赤眉城就有霸王寨、天宝寨、马山口、老虎寨、黄龙寨、朝阳寨等多处，防范甚严，幸免蹂躏。”1920年以后，“镇平计有三十二股，匪徒约有三千七百余人，至于其他零星小股，尚不在内。他们有一二年之内即分散或消灭的，也有延长至四五年的，不过在这几年之间，股匪超过一千人以上的为数很少。”但是到了1926年以后“土匪的股越加大了，每股动辄数千以至数万，成为流寇，所过之处，闾里为墟。他们蹂躏人民愈加残酷，焚杀掳掠无所不为。以至于攻城破寨，每次所拉人民、牲畜，动辄数万。” 二、宛西杆匪的概况及其特点 民国时期宛西地区为害最大、最著名的匪患是樊钟秀的建国军。樊钟秀是宝丰县大营村人，年轻时曾经一度为匪，辛亥革命后拥护革命，曾于陈炯明叛变时保护过孙中山，被授予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参加北伐辗转回到河南，攻占南阳、唐河、新野、镇平、邓县，1928年6月其部下团长石家全撤退至湖北襄樊途中，在邓县夏集、黑龙集、张林街时哗变为匪，沿路烧杀抢掠；11月，樊通电下野，樊部由独立师师长王茂斋任代司令，诸将领多不服，纷纷拉出去，王太、孙世贵两个旅拉往方城、南阳及豫陕边境一带活动为匪，10月王太与李老末（又名五十、尚武）合伙拉杆，在豫陕边境之临泉、阜阳、霍丘、商城、固始一带活动。1930年3月，樊通电就职豫陕边防军总指挥，以孙世贵、王太在豫、鄂、皖边区的两股土匪为基础编为第1军，约2万余人；6月，孙世贵、王太部在临颍和许昌北被蒋军击溃，孙世贵逃回原籍，王太将残部又拉向南阳、镇平一带为匪。第二支兵匪是驻守南阳的国民党33军石友三部，经常以缉拿匪盗为名，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淫妇女；1928年5月，石友三军至登封，火烧少林寺。第三支兵匪是南召的马文德。马文德青年时拉杆为匪，并投中州绿林大侠王天纵，武昌起义后依附吴佩孚任第五师师长。据《南召县志》记载，1925年秋，樊钟秀的建国军一部与驻扎南召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一旅发生武装冲突，马文德出击击败建国军。冯玉祥部进驻南阳后接受改编，继任师长，1929年杨虎城抵南阳，马文德任十七师师长。“杨虎城回陕后，马文德继续留在南阳，先后收刘宝斌、赵云升、王光斗、张大先等杆匪，名为国军，实为土匪，其部所在之处，掠劫截路，为害甚烈。” 民国十三年四月统计，南阳、方城、内乡聚匪3万人以上。1926年前后，宛西土匪最大杆伙有如下几起：一是流窜南阳、镇平的崔二旦、魏国柱等，约10000余人；二是镇平东部的张铁头部约8000余人、马西有部约3000余人；三是南召的张大先、杨小黑等约6000人；四是镇平西北部的薛成德、魏宝庆等，约4000人；五是邓县、南阳的赵金斗约2000余人；六是邓县、镇平南的王光斗，约1000余人。其他小股土匪更是数不胜数，内乡县（含西峡口）北部计有吴凤山、江明玉、陈占清等活动，西北部有杨宝三、桑宏宾、刘三纲、孙占魁、武和尚等，城西有郭老四、樊金川、薛兆麟等，淅川杆首有李忠志、袁宝德，邓县杆首有李凤兰、陈四麦、庞冠三等。 另外，周边的有南阳杆首宋万林部1000多人盘据赊店一带；张老文2000多人流窜于方城至博望附近；唐河杆匪李跃贤有600多人；泌阳僻处宛东，向为匪窟，匪首李文胥等啸聚数千；宝丰县老洋人（原名张庆）、湖北枣阳杆首张占标、勋阳杆首赵六娃、陕西杆首王老五等等，也不断袭扰宛西各县百姓。 伴随着这些土匪人数增加，土匪们更加肆无忌惮、明火执仗地烧、杀、掳、掠。虽因资料缺失，不能详细统计出匪患对当地所造成的损失，但通过当时所保存下来的零星资料也可以看出匪患给所带来的沉重灾难。仅民国九年（1920）至十年，刘宝斌等烧毁房屋千余间，拉票勒赎金大洋五十万；民国十一年，陈四麦攻破邓县北秦杨营，烧毁房屋60余间，虏男女70余人，破大曾营村，杀数十人，虏百余人，烧毁全部民房；民国十二年，陈四麦、李凤兰攻破镇平张楼镇，并围攻邓县北张寨未克，烧毁房屋360余间，民众死伤数十人，经济损失十多万元；民国十四年，刘宝斌攻破邓北汤集寨，杀虏数十人，抢掠后西去；民国十五年，陈四麦攻入邓县外城，盘踞三天，大肆抢掠后西去；民国十六年杆匪索金娃聚众千余，盘踞邓县构林以南；民国十八年春，股匪王太破赊店，盘踞18天，抢掠之后拉走肉票1000余人；八月，张大先、杨小黑攻破镇平县城，烧毁房屋九千余间，拉票一万三千余人，损失大洋三百余万；南召股匪杨立功率众数千人与邓西股匪会合；镇平股匪赵寅生、徐竹竿、王光斗等聚众数万，攻过镇平后到邓西盘踞；民国二十年四月，崔二旦、魏国柱约千余人，破南阳北关，拉肉票900余人；民国二十一（1932）年一月，王太、魏国柱袭扰镇平、邓西，受灾人口达十一万二千余人，损失二百一十一万余元；民国二十三（1934）年三月，马西有袭扰镇平，损失十万多元；民国二十四年，崔二旦等股匪1500人，由湖北均县入邓窜向淅川荆紫关，沿路烧、杀、掳、掠，缺失不计其数。 民国时期，河南土匪横行，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但如果从土匪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其显著特点有二：一是兵匪合一。就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当时各个派系军阀的混战，中央政权的软弱无力以及整个社会的秩序失去了控制，造成近代中国土匪盛行。具体到河南而言，在辛亥革命期间，河南革命党人为部署起义积极笼络豫西绿林豪杰，给予王天纵丁部大将军之名号，开了河南招抚匪盗的恶例。此后，河南盗匪被招安、改编成正规军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较为有名的被改编的土匪有张庆(又名老洋人)、宋一眼等。就连在河南当了地方大员的刘镇华、张钫等也都是土匪出身。一些地方有野心的人士纷纷拉杆啸聚，并把此作为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二是绅匪不分。近代中国的农村，由于有道德良知的乡绅进城，致使留在农村的则是一些土豪劣绅。这些乡绅在面对严重的匪患问题时部分乡绅开始修建寨堡碉楼，以抵抗土匪和匪式军队。但是也有部分乡绅通过通匪、庇匪来保全自己，更有甚者有些乡绅与土匪狼狈为奸，鱼肉乡里。他们私造枪炮以资土匪，并通过土匪的势力来控制地方。有的甚至通过匪势来达到让当地的县长、区长也要对其俯首帖耳的目的。 在利益的诱惑之下，宛西地区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民国时期，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想当官，去拉杆；嫌官小，人马少”的歌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妇助其夫”争相为匪的局面，若有不愿意为匪的则“妻室恨其懦'，其愿为匪，则“父老夸其能”。《内乡县志》也载有“近岁地方不靖，绿林伏莽，一经收抚，则归乡自豪，而无识少年，因视此为升官发财的捷径，野心勃勃，为盗渊薮。” 三、四县联防，清剿杆匪 进入20世纪20年代来，宛西地区土匪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由原来的三五一杆(宛西地区常把一股土匪称为一杆)变为动辄成千上万一杆或数杆联合去攻打一区或一县；抢劫方式由原来的夜聚明散变为明火执仗的公开抢夺。有些土匪时而接受军队的招抚，时而哗变为匪，甚至白天为兵、夜晚为匪。从±匪的作案方式来看，土匪一般是采取突然袭击式的流窜作案，一旦攻陷一地之后就进行大肆抢劫并绑架人质然后迅速撤离，这种状况就使得仅仅依靠一县之民团力量很难肃清匪患。宛西四县从地域上看，相互毗邻。在宛西自治形成以前，内乡与淅川基于剿匪的实际需要，已经于1923年开始实行联防，联防的双方约定“遇有大股土匪窜扰，即行会剿”。除了剿匪的需要外，防止地方军队或过路军队的骚扰及收编也是他们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伐以来，国内战争不断，南阳地区地处要冲，各路官军你来我往，当地驻军是随意委派地方官员，闹得地方不得安生。有些当地驻军为了扩充实力，企图对地方民团及武装进行收编。例如，1928年，石友三从南阳经过时，就对内乡民团的枪支垂涎三尺。在当地士绅的挑唆下，石友三派副军长秦建彬率部到内乡收缴民团的枪支。别廷芳为了保存实力一方面带领民团武装进山以躲避收缴，另一方面组织民团武装与石友三的军队进行武装抗衡，最终石友三强行勒索军饷四万元才率军离去。 彭禹廷与别廷芳素不相识，但是却与陈舜德是多年的旧交，于是彭禹廷便写信给陈舜德：“过去一乡联合可制一乡之匪，一县联合可除一县之匪，现在匪患遍地，匪之结合动辄成千累万，绝非一县之力所能清剿。且官府既不能保民，军队多不剿匪，非自己团结起来剿匪，绝无幸存之理。弟有意与兄同香斋兄联合一块剿匪，并办理地方自治事宜。兄如赞同，即请约香斋兄订期开会商议……” 陈舜德接到这封信后，立刻将这封信的原件加注上自己的意见，送给了别廷芳。别廷芳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并且约定日期在内乡开会。 1930年9月27日，四县联防会议在内乡县杨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内乡的别廷芳、刘顾三、王德岑，镇平的彭禹廷，淅川的陈舜德，邓县的宁洗古、雷云亭等。会议总共举行了三日，最后达成了宛西四县联防御匪的协议。四县民团加大剿匪力度，整肃社会治安。在以后的几年时间中，宛西四县共击毙土匪一千五百余人，俘虏九千八百余人，其余土匪望风而逃，解救人质一万七千余人，整个宛西匪患基本肃清，百姓们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此成果上报，各级振奋，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得报也对宛西称赞有加。 当地民团与土匪进行殊死的决战，大小战斗不下数十百次。这里仅叙述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的几次重要战役： 1、内乡民团追剿巨匪王太。1930年冬，建国军残部、豫西的巨匪王太率众两千余人，窜至内乡北山一带，别氏带领民团，将其击退。 2、邓、镇、内合剿。1931年2月16日，南阳股匪崔二旦率众4000余、马800余匹，由南阳东南部西窜邓县白牛骚扰。2月17日，镇、内、邓民团合力追剿，毙匪千余，崔匪退回南阳。4月，张六股匪千余人，经邓县林扒向北窜扰；未几，金木匠、张德胜、张长生等率匪众数千，又往来于新野、内乡、邓县，先后被三县民团击毙千余，救出肉票(匪对所捉男女老幼人质，开票勒令其家出资相赎，故称肉票)万余名。 3、镇平、内乡民团分别追剿。1931年4月，崔二旦、魏国柱等率众6000余，盘踞南召、南阳。镇平民团驰南河店打击众匪毙匪300余人。4月23日，该股匪南窜围南阳城，镇平民团尾追，匪溃逃。1931年12月，杆匪魏国柱、李长有率众万余人，袭击南召县至内乡小街一带，别氏派其马山口团长王昂臣等10多营团队前往堵截，匪败北窜逃。 4、四县联合堵剿巨匪王太。1932年1月，巨匪王太率众万余，两次由鲁山、南召窜人镇平县境，别氏命令其驻西峡的一团团长薛钟村率团数千人，开往镇平城东的大榆树，与匪激战一昼夜，匪溃败逃去。193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五日)，巨匪王太又纠合杆匪崔二旦、李长有等三万余众，对宛西民团进行报复，攻陷镇平县城。别氏调遣镇平、内乡民团与匪激战于镇平菩提寺、玉皇店一带，将匪击退。王太再次纠集杆匪数万，绕道南召、突袭内乡、镇平结合地带的高丘，层层包围，喊杀连天；民团前仆后继，激战达七昼夜。内乡马山口团长王昂臣、西峡丁河区民团营长庞化阁、连长张殿卿等百余人壮烈牺牲。团长杨捷三被俘(后被匪押解邓县境内囚禁，由一看守卢某将其释放，一同潜逃，回归内乡)。别氏约同彭禹廷，增补军力，奋勇冲击；又由其后寨造枪厂连夜装配炮弹500发送往前线。加上驻防南阳的刘镇华十一路军闻讯后派来的部分援军，三面合击，匪方舍弃肉票5000余人，狼狈南逃，向湖北光化县境而去。 5、别廷芳邓县清剿。1931年至1933年，别延芳任命邓县柳集堰的孙仙洲、桑庄的田子约、构林的尹子敬、轩店的丁耀南、罗庄的王文九、张振江等为营、团长。1933年5月，别廷芳派民团团长杨捷三带领1200多人突袭邓县，赶走了邓县势力较大的民团首领郑翔舟，进驻邓县城，将在天宁寺师范学校的邓县人赵泽三派回，任第二支队司令，杨捷三为第三支队司令。遂后又加派吴定远、聂国政两个团的兵力在邓县清剿股匪李子刚、刘仲焕等，赶走了反对别氏的戴焕章部。1938年，别廷芳派刘顾三在邓县张村成立邓内联防办事处，刘任主任。 6、南召、内乡合剿杆匪王有。1934年2月，杆匪王有率领1000多人，企图窜犯李青店，至龙盘沟口，被内乡团队袭击。后又窜入丹霞寺附近，被五支队直属部队和民团第26团尾追至响水河窟窿山一带，将其包围。当日，王匪企图突围。激战3个小时后，退回丹霞寺盘踞。次日晨，南阳驻军派人枪一营，会同游击支队，组织围剿。王匪不支，窜往南阳新集一带。 7、内乡、镇平民团宛东剿匪。1933年4月，别廷芳由豫鄂陕督办刘镇华委派为南阳13县游击司令，别氏遂受命派两个团到宛东剿匪，内乡民团杨捷三的两个精锐连势力甚至扩展到湖北老河口街。 1937年，朱玖莹从商邱调任南阳行政专员，申请省府委任别氏为南阳专区十三县联防主任、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国民政府民众动员计划委员会委员。别廷芳派别光汉为代表，坐阵南阳宛属十三县司令部，指挥所属各县军务，开展所谓剿匪活动，另外又派内乡团队刘宗阁、镇平团队王金铎率领3000多人枪，巡防唐河、桐柏、泌阳、方城、舞阳、叶县，开展清乡、剿匪活动。提出“贴着打”的口号，跟踪追击，把土匪李文肃及唐河、桐柏、泌阳间的黄绿枪社肃清；又抽调民团赴邓县、新野、泌阳、南召剿灭土匪，俘匪首孙石磙等500余人。 四、由联防到自治 社会的持续动荡为宛西自治派提供了发动民众的机会，他们在抵御匪患的过程中，武装力量不断扩大，最终奠定了对本县的绝对支配地位。但是这种能力有其内在的局限性，随着别廷芳和陈舜德力量的逐渐壮大，他们逐渐发现了这一困境。别廷芳和陈舜德在本县进行夺权的过程中不断被当地一些失势的士绅所控告，据别廷芳接受战地记者原景信的采访时回忆：“在我累遭诉讼之时，县官怕事，对剿匪不予支持。我一生剿匪到此时却无用武之地，最严重的是内部人心动荡，寨中青年怕受连累，人人自危，各奔前程，寨中武装人员日益减少，真正与我同生共死者只有数人。” 为了剿匪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别廷芳和陈舜德在统治的过程中对经济等方面也在进行初步的尝试，有了后来自治的初步探索。1926年别廷芳完成对内乡的统一后开始逐渐的废局寨，整顿保甲，统一编练民团；1928年内乡县推行五禁(禁鸦片、禁纸烟、禁赌博、禁洋靛、禁洋货)，成立戒烟所，勒令烟民戒烟；成立森林研究会，研究治山造林，同时各区成立调解委员会，就地处理民事；1929年初，为了筹集民团经费和掌握赋税征收的具体情况，内乡全县开展地亩、田赋、契税三项整顿；同年11 月，别廷芳建立后寨造枪厂，为民团生产枪炮；并且还在七裕河进行治河改地试点。留日归来的农业专家陈凤桐，向别廷芳提出了治理内乡的十项建议：“一、禁种、禁吸鸦片；二、号召放足，禁止缠足，解放妇女；三、办学校，培养人才；四、调查户口，丈量土地；五、禁止贪污，打倒恶霸，消灭剥削压迫；六、发展交通；七、植树造林；八、治河改地；九、免除苛捐杂税；十、办工厂，振兴实业。”据说，别廷芳对这次谈话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曾和朋友及下属讲到，陈的谈话使他领悟不浅。 陈舜德也有过与别廷芳类似的经历，在统治的过程中曾采取过相似的措施。据陈舜德回忆“匪患既平，我们即从事建设工作，诸如交通、水利、教育、造林……行自治之实，但无自治之名而已。”但是他们此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大多是零散的，没有系统性，没有整体的规划和长远的目标，所以实行起来效果也不太显著。另外，他们当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民团力量的扩大和剿匪上，对于未来的发展仍然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缺少向外宣传自己的一套理论。所以一旦剿匪获得显著的效果，境内环境趋于好转之后，继续以武力统治的弊端就日益显露出来，当初对于普通民众的那种强有力的号召力也逐渐的消失。 彭禹廷从村治学院回来之后所倡导的三自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好迎合了别廷芳等人统治时已经实行的政策，为别廷芳等人提供了一套继续号召民众支持的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向外宣传的口号，借以减轻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敌意，为别廷芳等人的统治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四县联防会议同时决定使用“宛西地方自治'的名义，成立宛西民团指挥部，公推别廷芳为总指挥，陈舜德副之。宛西民团指挥部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长由别廷芳兼任，第二支队长宁洗古，第三支队长由陈舜德兼任，第四支队长彭禹廷。会上还制定了“十条公约”(1．农兵合一；2．统一指挥；3．抚恤划一；4．粮弹自筹；5．整编保甲；6．清丈土地；7．普及民教；8．设保健所；9．采会议制；10．务实去虚) 及“五不”(1．不泥法纵匪；2．不偏听诬陷；3．不奔兢说情；4．不浪费公币；5．不拂逆民情)办法，通过告民众书。会上还商定嗣后有关地方自治事宜，悉由四县负责人会议决定实行之。 一九三零年四月一日开始，内、镇、淅、邓四县按照约定同时发起运动，驱逐官吏，查没家产，只留给他们各五十大洋。据统计，共查出金条一千七百八十四根、大洋十六万九千余块、房产三十一处。对外公布这些贪官污吏鱼肉乡里的证据，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宛西四县自治委员会及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开始运作，四县县长即刻上任，安抚百姓，同时对外公布“自卫、自治、自富”的目标纲领及十条公约，取得民众及舆论支持，至此，名噪一时的宛西自治正式拉开了帷幕。 （执笔：内乡县史志办主任 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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