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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今日头条上，看到一篇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应星先生的文章《从“发明”到“发现”：中国社会理论的两种概念生产方式》。该文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存在一种”生造概念、胡诌术语”的现象，并说“这当然不限于社会学界，政治学界胡乱编造概念的情况比社会学界还要严重得多”。 笔者对此十分赞同。但是同时，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学界，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做好概念清洗。原因是在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各种体系、关系理顺，始终没有把东西方文化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搞清楚，从而导致东西方概念混搭，既说不清西方的故事，更说不清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故事，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搞乱了。 因此，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是需要有人站出来，站在超越东西方的元认知的基础上，对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各种重要概念，做一次认真彻底的梳理与清洗，以确立新的概念体系，构建新的宏观基础理论体系框架，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包括“发现”和“发明”新的概念，直至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上层建筑一切领域的新的具体理论。 这是文化基础工程建设的第一要务，接下来，与此相关的重要工作是：正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只能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 笔者观察到，自近代以来，我们不少学者名气很大，学识却停留在食洋不化的呆板状态，总是习惯简单地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来理解中国古人的思想，造成对中国古人思想的曲解，活生生糟蹋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大量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湾的陈鼓应教授把老子的“道”当做一种假设（其实持这种看法的太多、太多，绝非陈鼓应一人），这就是典型的削祖宗的“足”，适西方的“履”，根本没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吃透。 我们要知道，老子之所以把世界的本源命名为道，绝不是一种假设，而是他通过内观获得了一种终极的自明，只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才不得不以取象比类的方法强名之为“道”。显然，这种思维模式是典型的意象思维，与西方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理性思维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不只是老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西方那样以假设为起点构建自己的理论，而基本是以自明性的感知为基础，“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从而形成自身完整的理论学说。 而且这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自明，其极致表现是一种类似宗教式、内观式的终极自明，与胡塞尔精神现象学式的自明同样有着根本的区别（胡赛尔那种把形而上的未知悬置起来的做法，不过是有限自明）。 当我们深深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把东西方文化混为一谈，就不会按照西方的逻辑来曲解甚至作践中国古代宝贵的思想资源。 总之，国家的振兴首先是民族文化的振兴。唯其如此，民族文化基础工程建设应该成为一切建设的基础和先导。而要搞好文化基础工程建设，又首先要从清理各种既有的概念做起，从正名做起，舍此别无坦途，只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2023.6.7晚 急就于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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