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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读书会的主题是“如何修改论文”，讨论的是雅楠、雅炅和我的文章，其实只要看一下材料，就会发现最大的变化首先是题目：雅楠从《论阿Q的“孩子气”》变成了《阿Q的“孩子气”与“自发革命”》，雅炅的《“弃文从话”：周作人散文的形式革命》变成了《“弃文从话”：周作人的文体革命与“文学生活”创造》，我的《“革命鲁迅”研究的主体论转向》变成了《历史的终结与反复——从“革命鲁迅传统”到“鲁迅革命传统”》。而这些题目变化的共同实质，就是从“研究对象”转向了“对象经验”概括，从“所欲”转向了“所得”，通过提炼对象经验形成了新的概念命名，最终从只有一个“A”变成了以小见大的“A+B”模式。 标题是“文眼”，说起其重要性，研究者虽然都很清楚，但未必都明白该如何拟。因为给学生开过论文写作课，也当过不少次评审，所以我不揣鄙陋，谈一点个人的观感。 最常见的错误主要有这么几种（题目都是虚拟的，勿对号入座）： 一是题目过长，繁复缠绕。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这个标题45个字，实在是太长了，读的时候让人喘不过气来。仔细分析，这个题目实际谈了两个话题，既导致了问题的发散，也让题目变得过长。一般来说，标题应该以一当十，言少意繁，以不超过15字为宜。 二是关键词太多，找不到焦点。譬如《鲁迅小说的情感、哲学与伦理》《生态文学的历史变迁、发展困境与现实路径》，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三个关键词的标题方式，实际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既无法解释为何会一分为三（而非二四五六），也搞不清三合一的焦点是什么。 三是过于文学化。譬如《并世双姝：张爱玲与梅娘比较》《砉然响然，莫不中音——论〈春之声〉的音乐性》，这是初学者和一些当代文学批评者最喜欢的命名方式，模糊歧义，摇曳多姿，忘了论文本身就是解释性的，如果看了学术论文题目还需要再解释，那读者干嘛要看论文呢？另外，这俩正标题本身就很成问题，现代女作家只有张梅两个最重要吗？梅娘能和张爱玲相提并论吗？“中音”的作品就一定好吗？杂音、噪音不行吗？ 四是使用谦辞。有些学者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喜欢用“试论”“浅析”“初探”等，虽然看起来显得谦虚，或者作者自己也确实是这么想的，但学术论文既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要有自信的勇气。我记得硕一上论文写作课时，老师就提醒我们学术上要当仁不让，他说“你要是试论、浅论，那就别论了”，我觉得他这话挺有道理的，学术的本质是创新，既然必须要做革命党，那客气啥呀！ 通常来说，标题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准确、简洁、实在，但具体该如何拟，其实也存在不同的进阶之分。 首先来看初阶。它通常是“对象+视角”方式，甚至只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总体偏于指示性和描述性。譬如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对象是“元西域人华化”问题，研究方法是“考”，也就是历史实证。我自己也曾写过《广州省立女师风潮》《子安宣邦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的启示》《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这类文章，看题目就知道只有“所欲”，但并不清楚文章的“所得”，搞不清楚具体谈了啥，得出了啥创新性结论。在目前发表越来越难、越来越卷的情况下，如何在一众投稿和评审中脱颖而出，是学者们共同的难题，所以很少有人再拟这种简单题目了。即便有，也通常是著作中常用这种标题，意在追求一种简洁和包容性，一是能让人记住题目，二是著作容量大，题目限定过多等于自缚手脚。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标题信息量低的缺陷，等到公号网推这些论文的时候，就改成了《“党化教育”与广州省立女师风潮》《“东洋的紧箍咒”：子安宣邦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的启示》《从派争到政争：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看起来就鲜亮多了，而这正是升阶的拟标题方式。 升阶通常是“特征：对象+视角”方式，一般采用正副标题，副标题标示研究对象和视角方法，正标题则试图提炼对象的核心特征，以期让读者获得论文和对象的更多实质内容信息。譬如《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副标题指出了研究对象是唐代前期妇女，研究视角是女性主义，正标题“女扮男装”则提示了对象特征，具有一定的显示度和概括性。不过问题在于，“女扮男装”并不仅仅是唐前期妇女的独有特征，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现象，所以，此文的标题叫《唐代前期妇女的“女扮男装”现象与性别意识研究》，或者《“女扮男装”与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可能更合适。我自己之前也写过《错位的批判：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正标题实际是描述了这场论争具有批判的“错位”特征，但我一直很不满意这个题目，觉得缺乏更重要的特征呈现，应该进一步指出具体是何种“错位”。假设叫《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错位：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的话，可能要好得多，读者会获得关于这场论争的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升阶的“特征呈现式”拟法问题也不小，它经常陷入“悖论”“张力”“X与Y”的二元难题，也就是不聚焦。譬如《互动与张力：中亚史学与俄罗斯史学》这个题目，我们看了后，除了觉得中亚史学与俄罗斯史学有同有异外，并不清楚二者关系的核心点是什么，感觉跟没说也差不多，只要是两个相关事物，总会是有互动和张力关系吧？更关键的是，升阶呈现的只是“对象特征”而非“对象经验”。也正因此，标题显然存在更好的拟法，也就是高阶。 高阶的标题需要有理论化的新命名概念，以显示对象经验和作者创造，也就是“所得”，它通常有如下几种拟法。 一是“新概念：对象+视角”，这种方式看起来和升阶的正副标题式差不多，但区别在于正标题从对象特征变成了“对象经验”，譬如汪晖的博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柯文的名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柯文的标题同样也用了三个关键词，但他进一步概括为“历史三调”，实际是用“历史多元化”来作为统合，此处的“三”显然既是实指也是虚指，也就是多元的意思。我之前看到路杨的论文《“古元的道路”：延安木刻下乡的情感实践》，感觉题目很好，她将古元的意义上升为“古元的道路”，非常具有概括性和宏大叙事建构意图，只是一旦从“个”到“类”，讨论起来也就更难了。我自己也曾写过《“党同伐异”：厦门鲁迅与国民革命》，试图讨论厦门鲁迅因为国民革命的催化出现的“党同伐异”现象，进而将其提炼为知识分子的新革命伦理，另外叫“厦门鲁迅”还是“鲁迅在厦门”，还是非常不同的，前者是一个独立形象，有其独特内核，后者则是一个阶段和过客，和其他时期、地方可能没啥差异。 二是“对象+新概念”，这是我个人很喜欢，又觉得很难拟的一种标题方式，原因都是言简意赅。我最喜欢的两个书名，一个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个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牛顿指出了自然背后的数学存在，因而引出了科学新上帝，亨廷顿则否定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新的世界冲突将从普世意识形态转为区域文明的冲突。朋友们的论文中，像杨姿参加山大“政治鲁迅”论坛时提交的《“同路人鲁迅”与“文学再革命”》，也是非常好的标题，她一是呈现了一个1920年代特有的“同路人鲁迅”新形象，二是指出了这个新鲁迅像的核心贡献，是解决了五四文学在新政治革命重启时如何再革命的难题。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尝试努力，写过《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前者试图将负面的“骂战”转为正面的“骂之为战”，后者则试图探究广州鲁迅最独特的“在朝革命”现象。这类标题因为简短又有概括性，拟起来不容易，不是每次都能做到的。 三是“对象：A概念+B概念”，这种方式尤其适合用于特定对象，譬如作家或者作品，譬如李哲的《〈离婚〉：“城乡交错”的空间与乡民的“个人”自觉》、李乐乐的《〈域外小说集〉：作为方法的“东西瓯脱间”》。此前一般都是采用“以XXXX为中心”的方式，譬如我就写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学术周延，但缺点也很明显，一是题目过长，二是一看就想以小见大，有偷懒之嫌，所以后来《文学评论》明确反对这种标题方式。而李哲李乐乐的题目就很好回避了这些缺陷，前者指出了《离婚》这个文本的意义是呈现了城乡交错空间中乡民的个人自觉可能，这就挑战了既往认为乡民愚昧或者必须由西方启蒙外部灌输的看法，后者则指出了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建构了一种新空间，具有某种方法论意义，其实它最初参会时的原名《〈域外小说集〉：“东西瓯脱间”与“否定性文明观”》更好，因为进一步指出了这种方法生成的新经验，可惜发表时删掉了。 四是“对象：从A概念到B概念”，或“从A概念到B概念：对象”，这类标题方式很适合大历史叙述，可以通过从A到B，来勾勒一个历史谱系和方向转换。譬如我写过《鲁迅研究：从“区域视野”到“世界视野”》，试图指出鲁迅研究需要从二十世纪的中国视野、东亚视野转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视野，建构人类新文明形态，而韩琛的《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也算这种方式，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第二天”的历史反复难题，也就是革命的第二天通常都是复辟。而谢俊则写过《从“抵抗的政治”到“介入的政治”——谈谈钟诚的“政治鲁迅”的意义和问题》，试图经由钟诚的政治鲁迅研究，提出当代中国应该从“抵抗的政治”转向“介入的政治”，用“再政治化”来解决八九十年代的“去政治化”困境。我也用过这种方式，写过《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评李玮〈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具体问题意识和钟诚、谢俊类似，既勾勒了一个从“革命鲁迅”到“政治鲁迅”的二十世纪鲁迅研究谱系，也指出了新世纪研究的“政治鲁迅转向”。 总之吧，标题的高阶有很多种拟法，不过正如这一期讨论材料显示的，能够呈现新概念命名的标题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需要经过长期思考提炼和反复修改推进才行，对此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观念自觉，又要有充分的耐心定力。 更重要的，其实是标题的进阶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正在出现由史入经、以经治史的变化。1990年代之后，“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由此产生了史学霸权主义，整个专业的研究偏于历史实证和现象描述，随着新世纪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新意识到宏大叙事建构的重要性，而表现在题目上，就是更加重视对象经验提炼和理论化命名，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象特征描述。显然，“经史之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在成为新的趋势，未来学术应该执两用中、道出于二，反对执于一端的偏废。   文字：邱焕星 编辑：赵雅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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