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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值得纪念与回忆，它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年华；但是不值得歌颂，那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上山下乡浪费了我们的大好时光，耗费了国家资财，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他们并不缺劳动力，他们亟需的是化肥和优良品种，亟需现代科技。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只是和他们分享了本来就十分菲薄的土地收入。但是，这些老实厚道、淳朴善良的农民，从来没有表现出对上山下乡的不满。他们对下乡青年相当客气和热情，像对待亲人一样，我深切的体会之一是让我们吃百家饭。1969年春节，我们受革命激情的鼓舞，决定都不回城，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结果，生产队把我们分配到贫下中农家里过年，不让青年点开伙做饭。他们像招待贵客一样款待我们这些幼稚的小孩子，还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劝酒。那种亲热劲儿使人终生难忘——我们过年串亲戚也不过如此。还有一年春节，同学们回家过年，我和班长张可人自愿留守青年点。同学们离开以后，不等我们开伙，社员们就陆陆续续到青年点来了，与我们预约去他们家吃饭的时间。直至同学们从城里回来，我们俩一顿饭也没做，都是在社员家吃的——这不是队长安排的，是大家主动做的，当然，这其中包括王天成队长。不仅是本队的社员，孙屯西队也光顾了好几户。我下乡的三十七个月里，没有吃过饭的本队的贫下中农家微微寥寥。当然，我们不是蹭饭吃的人，都是他们生拉硬拽，无法推辞的。平日里，非年非节，无论因公因私到他们家里，只要遇上有好吃的，他们一定会非常热心地让你大饱口福，不吃是不行的，他们会生气，认为你瞧不起他，没把他当朋友。那时候我没当生产队长，他们这样做没有任何个人企图。那时候农民的粮食定量很低，有的人家到夏季就会青黄不接，粮食不够吃，要向生产队借粮，以度过难关。我们刚刚独立生活，缺少经验，也谈不上有效的计划安排，但是我们伙食上从来没有发生问题，从来都是吃得饱饱的，也种菜养猪改善伙食，不像本市有些地方的青年点曾经没饭吃或者抢饭吃。这要完全归功于生产队和社员们的关心和帮助。回城以后，我曾回青年点几次。看望同学以外，也会拜访农民朋友。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登门拜访，他们亲热地欢迎，问长问短，做了好饭好菜并以酒款待。我酒足饭饱，他们非常高兴。没有来得及拜访的，意外谋面，他们就会流露出显然的不快，反唇相讥道：“小子，回城瞧不起人了，连门都不登。”——这就是我下乡的当地社员，见到他们令人有亲临故乡的感觉。这就是农民——勤劳、诚实、淳朴、善良的中华民族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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