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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历史感是哲学家的遗传缺陷......因此，从现在开始需要的是历史性的哲学，以及与之相伴的谦虚的美德”。尼采在1878年写下了这句话，但今天仍然很有必要说这句话。事实上，现在很多哲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空洞地非历史化。特别是在所谓的分析传统中，其采取的形式是试图使哲学听起来像科学的延伸。大多数科学家，尽管他们可能觉得科学史很有趣，但不认为它对他们的科学有多大用处。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是一种进步的活动，它已经抛弃了过去的错误，并把过去的发现纳入了教科书和当前的理论中。那个在办公室门上贴着“对哲学史说不”告示的美国哲学家，可能也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被用在哲学上。（注：这个哲学家是Gilbert Harman）然而，哲学经常忽视自己的历史这一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哲学家确实对哲学史有一定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另一段历史——哲学所试图理解的那些概念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s which philosophy is trying to understand）。哲学的出发点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还不够充分。我们在伦理上对自己的理解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如何或为什么，积极或消极地，关注某些人类倾向和实践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政治理想；我们也不理解我们是如何产生思想和经验的，但同时似乎对世界又有相当多的了解。哲学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方法包括反思我们使用的概念，反思我们思考这些不同事物的模式；有时它还会提出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些。以上都是（相对）没有争议的。在哲学的任何领域，使得我们开始反思的那些关切，即我们仍未能理解自己，必须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我们“是谁，还有谁是”我们“的一部分，很可能会有争议，尤其是在伦理和政治方面。但反思必须从最狭义的我们开始——提出问题的人和我们正在与之交谈的人——而且从当下开始。引起问题的那些概念是我们的概念。但在这些概念的背后有一个故事：人们如何产生这样的想法的历史。就某些观念而言，如political equality或democratic legitimacy，或诚挚（sincerity）和诚实（honesty）的美德，这段历史将是我们自己文化的浓稠和独特之处。它与过去时代的文化，以及也许与其他现有社会的文化形成对比。以上也是没有争议的。然而，标准的假设是，哲学探究不需要太在意那段历史：哲学家的独特任务是反思，而反思，大致上说，就会看透它们。尼采对此的评论是，至少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这个假设是错误的。这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错误的。一个科学概念——例如“原子“——当然可以说是有历史的，但更显著的是（与科学史不是科学的的原因差不多），它的历史对我们现在对这个概念的困惑没有什么贡献。换一种说法是，从量子力学角度理解的现代原子概念，与公元前五世以该名称（非常粗略）来理解的原子概念不一样，尽管前者可以认为是后者的后裔。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社会或文化采用相同或不同的概念并不重要（对于我们对概念或历史的理解）：它永远不会是一个高度确定的问题，而且有许多例子，“原子”只是其中之一，继续讨论它们将是一种学究主义。然而，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说，在两个不同的群体所使用的思想或概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历史差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形式。对于freedom和justice这样的价值概念，我们尤其需要这样说，因为在不同时期或不同群体之间对价值的解释会存在重大冲突：例如，在作为独立共和国内有纪律的生活的自由和在第八大道上的自由之间。试图理解我们在自由概念上的问题，我们需要描述和理解这些差异，并且我们需要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简单地给这些冲突的价值起不同的名字，将极大地错过冲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从冲突的价值观念所共有的共同核心的角度来思考是有帮助的，这种核心被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或表达。我在《真理与真诚》（Truth and Truthfulness）一书中在探讨我称之为“真理的美德”例子时候试图解释的正是这种中央核心和历史差异的结构：基本也就是，“准确”（accuracy），即正确对待自己的信念所涉及的品质，以及“诚挚”（sincerity），即向他人诚实地表达自己的信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现在对这种观念有各种问题。我们为什么关注真理？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拥有真的信念是有用的。但拥有假的信念也是有用的：从有用的角度来看，真理的价值如果是正面的，也只是在考虑了所有相关情况后才会如此。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某些时候，认识到真理的价值不仅仅如此——例如，当我们认识到自欺欺人本身就不是最好的状态时。同样，我们对真诚的看法目前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我们倾向于普遍怀疑，急于不被愚弄，渴望透过表象看到支撑它们的真实动机和结构。另一方面，对真理本身也有同样强烈的怀疑——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东西，以及如果有，它是否可以不是相对的或主观的或类似的东西。(有些人，比如理查德-罗蒂说，“真理”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探究或关注的对象：我们应该瞄准的是类似团结的东西）。这些倾向中的第一种当然助长了第二种：对诚实和真诚的要求导致了对真理本身的反对。但这些倾向肯定是冲突的。如果你不相信真理的存在或意义，那么追求真理的热情又是为了什么？在追求真诚的过程中，你对什么是真的？第二个问题也出现了，与本真性（authenticity）有关，本真性本身是真诚的一个变体，也是现代理想的一个特点。如果一个人有某种生活方式的想法，或一套雄心壮志，或效忠于表达真实的自我，那么它必须回应什么现实，以及如何回应？这些问题产生于我们目前对诚实（honesty）、真诚（truthfulness）、诚挚（sincerity）和现实主义（realism）等品质或理想的想法。这些问题适合于哲学，因为它们涉及一个认知，即我们并没有充分地了解自己。很明显，我们构思这些品质的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关于这些品质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有一个历史故事要讲。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的某些内容，我们能理解这些概念并面对它们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吗？比如说，我们怎么会有个人本真性的特殊理想？我认为，哲学只有在历史的帮助下才能真正掌握其任务；或者说，正如尼采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本身必须是历史的。哲学可以在没有历史的情况下开展任务。仅仅对人类之间交流的条件和需求进行反思，就可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真理的美德”。每个社会都涉及到发现事物的分工，哪怕只是最低限度的分工，即一些人在某个地方或时间观察事物，而另一些人则在另一个地方观察，他们需要相互通报。仅仅反思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某种形式上需要有准确（accuracy）和诚挚（sincerity）的品质；人们需要成为可靠的观察者，而其他人需要能够信任他们所说的话。这些基本的功能需求，以及它们的一些后果，可以在一个基本社会的削减的和明显虚构的描述中被呈现出来，用政治哲学的传统说法，我称之为“自然状态”。但“自然状态”的故事本身已经意味着必须有一个进一步的、真实的和详细的历史故事要讲。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仅仅在其成员认为在很多时候讲真话是有用的基础上运作。个人和家庭团体有很多理由不告诉别人真相（这是伏尔泰为什么说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想法才有了语言）。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某种形式的信任制度，它要求人们有一些倾向性，认为（在正确的场合对正确的人）说实话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些倾向在不同的社会中和在不同的时期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一个真正历史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历史填补了“自然状态”的故事所提供的仅仅是图示性的画面。如果你停留在图示性的画面上，你可能会留下这样的想法：真诚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品质，然后对它显然不是这样的事实感到困惑。也许你会转而认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品质，但需要被理解为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没有历史的哲学不会让你走得比这更远：你会对这为什么可能没有什么洞察力，也不会对围绕着真诚的美德的各种冲突有什么洞察力——比如说，撒谎是否有什么特别糟糕的地方是与其他形式的误导性言论不同的？更多的洞察力将来自于对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一些看法。此外，真正历史不仅仅是填补了图示的故事。在准确性方面，文化发展可以提高对讲述特定种类的真理的要求。文字的发明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关于遥远的过去的故事中区分出那些声称是真实的故事（即使不知道它们是否真实），以及那些神话或传说。随着这种区分，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真相概念，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确定的历史时间概念。没有历史的哲学分析鼓励我们认为，这些对我们的思想如此重要的概念必须一直存在，而且还认为，只有口述文化的成员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些区别，他们是在一片混乱之中。其实不然。历史时间的发明是一种智力上的进步，但它并不包括拒斥错误：像其他许多发明一样，它使人们能够做一些在它发生之前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同时，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即它确实是一种进步——正如我们很自然地说的那样，是一种发现。一些现代批评家，本着解构主义或相对主义的精神，试图取消这一进步，声称整个历史上的时间顺序的想法是西方霸权主义的强加。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既没有取消这一进步，也没有理解自己事业的意义。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所指出的，那个写道“历史时间是过去的事情”的批评家需要考虑她的立场。在其他方面，真正历史甚至进一步超越了自然状态故事的抽象结构需要。诚挚和准确的价值——例如，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生命，并形成了一些自觉的理想比如智识上的诚实。就像个人本真性一样，它作为一种理想出现，大概是在18世纪末，它是复杂历史的产物，涉及到基督教这样巨大的偶然事件。这一切都不可能在人类交流的结构性要求的基础上被预见，而这正是最狭义的哲学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哲学必须考虑到它。如果不了解历史，这些中的一些价值与真诚的联系可能会被完全忽略，而我们实际的真诚概念将充其量只是一个武断的观念组合。有一种方法既通过自然状态的虚构来表现普遍要求，也包含了对真正历史发展的描述，我称之为“系谱学”（genealogy）。它是尼采的术语，这种探究应该是为了满足尼采与之相关的一些要求。就真诚的谱系而言，正是尼采本人首先明确指出了我们文化中的紧张关系，而这个紧张关系就是探究所要面对的。然而，在尼采自己对“系谱学“的使用中，还有另一种含义，在福柯的使用中也大多是这种：它是不光彩的，发现了可耻的起源，并将以这种方式解释的现象显示为不好的。这不一定是方法中所包含的。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的，包括尼采自己的首要例子，也就是狭义的、纯粹的和法律驱动的道德。但它不一定必须是这样的。可以有一个“辩护性”的谱系，比如休谟给出的正义的谱系。人们可能不接受休谟关于正义“起源”的说法，但如果接受了，也不至于让人对正义的尊重减少：事实上，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对它感到更加尊重，如果人们第一次看到它与人类的需要和情感有着可理解的联系，而不是作为一种道德或形而上学的启示。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对我们现在关切的一些形式的真理的美德给出一个辩护性的谱系。一些哲学家否认任何历史故事可以辩护（或无法辩护）我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任何这样的想法都是“起源谬误”的一个实例：重要的是原因或理由，而不是起源。但这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关的价值可能会理解自己，展示自己，并以谱系故事可能会破坏自己权威的方式为自己要求权威。尼采的谱系所破坏的“道德”声称是一种精神的表达，这种精神更高尚、更纯粹、与理性更密切，同时也超越了怨恨等负面激情。如果尼采对它的叙述，在其功能和历史方面都是真实的，它就会在这方面出现自我欺骗。同样，当有人认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不可能在其历史方面受到批评时，只有在这些价值观能够与这样一个经常为它量身定做的主张，即它们产生于理性的传播并代表一种认知成就，分开时候才能成立。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如果自由主义价值观代表了世界上真正的道德秩序，为什么它们只在某些地方，而且只在过去的三个世纪左右显现出来？当然也可以对物理理论或分子生物学提出类似的问题，但在这些学科下，它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自由主义的历史是否与这些案例有足够的共同点，使对其提出的这些主张为真？这是一个历史解释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这种形式下就不存在自由主义的辩护谱系。但是，如果它被剥去了错误的自我理解，剩下的重要部分可能确实有一个辩护的谱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它，同时尊重它，支持它并生活在其中。我们还可以敦促它反对其他信条，因为这些信条的自我理解（例如作为神启）本身就经不起谱系的探究。在《真理与真诚》中，我对真理的美德进行了自己的系谱学论述，我系统地反驳了“否认者”，我称他们为：那些声称真理的概念对我们的探究或我们对自由和其他价值的概念毫无帮助的人，他们因此认为，要么真诚不应该是我们的价值之一，要么它与真理无关。这些在人文学科中很有影响力的怀疑论者，对于历史的地位，以及心理学和叙事学的理解，有一个或几个不同的观点；而那些正确地反对否认者的哲学家和其他人，往往认为如果人们摆脱了他们对真理和语言的迷惑，就会一切如常，有时似乎与愚蠢的实证主义相一致，相信无助的真理能够使事物有意义。真诚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它在本质上与真理有关，但它有许多比简单地组装真理更苛刻的任务。有些人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需要补充抽象的哲学思考，并向我们展示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历史而是科学。目前，有一种喧嚣的观点认为，像这样的问题可以由进化心理学来回答。系谱学本身并不是进化论的应用；自然状态并不打算表现某种早期人类的环境，进化论也无法提供系谱学所声称的内容。自然状态以一种自称抽象的形式阐述了对人类交流的某些功能要求，这些要求可以通过思考得出。目前没有人对早期人类的环境有多少了解，如果不把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功能要求视为理所当然，就不能形成关于它们对人类认知的选择性影响的理论。这样做并没有错，即使进化论者对早期人类发展的了解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多，他们也必须继续这样做。关于早期交流实践的实际故事将是系谱学的另一部分，与基于最近发展的故事相比，它的密度要小得多，而且无疑是更多的猜测。一些进化论者认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本身就是可以用自然选择来解释的。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文化的变化表达了基因的突变：而是说文化的变化受到了智人在那些早期环境中所选择的特定心理特征的强烈影响。这是一个老生常谈，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心理上的特殊性；在这些特殊性中，一定有那些支撑着这个物种所代表的压倒性的重大和成功的创新：在文化下生活的能力，因此受益于广泛的非遗传学习。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文化之间的差异或它们随时间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本身是由这些特殊性决定的。显而易见，不是所有的差异和变化都是被它们决定的；同时也很有可能的是，被决定的程度也不是很深。进化科学最终可能会显示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类都在制作和享受音乐，但它不会解释贝多芬的《第32首钢琴奏鸣曲(c小调op.111)》。基本观点是，只有对历史（和人类学）记录的解释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并显示进化科学所确定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释文化的差异。这种解释不能由进化科学本身来完成。适用于真理的美德的系谱学有理由批评这些“否认者”，但是，在这里以及更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理由反对进化心理学的还原性野心。作为解构主义的否认者可能读书并不是那么好，但至少他们可以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并了解这些书籍所来自的历史。承担还原性野心的科学根本不鼓励人们去了解历史。就像那些历史上比较贫乏的哲学风格一样，而且，与它们结盟，阻碍了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概念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因为如果不掌握我们的历史，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东西。 本文出处：https://www.douban.com/note/846496712/?_i=6541107aBdUwCP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2年10月17日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云谲&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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