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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刚取得淮海战役大捷不久，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就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解放军取得这场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为此，专门派莫斯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赶赴西柏坡向毛主席“请教”。 得知尤金此行的缘由后，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 “淮海战役是粟裕在济南战役结束前夕提出的；在作战方针、原则和兵力部署方面由中央军委负责；战役的具体指挥者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 尤金想了解的情况是解放军的情报系统如何运转，敌我双方的战术优劣势，双方的后勤补给体系，解放军如何避开敌人强大的飞机大炮火力这些细节，说白了，就是淮海战役的整个作战计划。 而毛主席是从战略的层面去回答问题的，尤金很不满意，但碍于外交礼节，只能请求毛主席给他推荐淮海战役的具体指挥者。 毛主席直接给尤金推荐陈毅。理由是，陈毅是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因为战役需要，前往中野出任第一副司令员；当时华野和中野60多万参战部队都归他一个人指挥。 
无人认领战役总指挥 尤金找到陈毅，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希望陈毅能够好好跟他说一下解放军打赢淮海战役的根本原因。 陈毅谦虚地说，这个事情得问邓小平，邓小平是总前委书记，是前线的最高指挥者。 邓小平在1926年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尤金对邓小平的军事才学有所耳闻，听陈毅这么一说，便匆匆去拜访邓小平。 邓小平告诉尤金，这场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当时解放军主力由华野12个纵队42万人和中野7个纵队12万人组成，两个野战军是协同作战，并非上下级关系，粟裕是华野实际的总指挥，具体情况只有他了解。 不凑巧的是，淮海战役尚未结束，粟裕积劳成疾，美尼尔氏综合症复发休养，没有前往西柏坡参加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 没法拜访粟裕，尤金继而想拜访大名鼎鼎的刘伯承。但让尤金感到为难的是，刘伯承缺席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确实不了解全局，只好再次找陈毅帮忙。陈毅推荐了华野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德。 王德给尤金介绍了战役的大致经过，具体内容就是什么时间，解放军多少兵力对付敌人多少兵力，然后部队取得什么样的战果。对于尤金想知道的各种细节，啥也问不出。 
经过一番折腾，尤金才意识到，中国的同志不想透露淮海战役的具体内容。为了能够完成大元帅斯大林交给的任务，性格较为直率的尤金选择旁敲侧击。 很快，尤金跟毛主席让卫士长李银桥发牢骚称，中国的同志太不善于总结经验了，淮海战役是全球军事历史上的奇迹，将这场战役编入军事学院教科书，能够让所有共产主义战士都能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可拜访了那么多中国同志，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答，太让人失望了。 李银桥当时虽然只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但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头脑非常机灵，觉悟也非常高，很快就听出了尤金的言下之意。 指导尤金的话是说给毛主席听的。为了打圆场，李银桥引用陈毅的原话说： “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然后，也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告诉尤金：淮海战役是一场自然形成的战役，不是事前经过周密计划然后按部就班实施的战役。 尤金直摇头，反问李银桥，发生于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泗县战役，解放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也发动了群众用独轮车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为何都没有取胜？这说明，中国同志在战前已经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接着，尤金再次强调，这是在编写教材，内容要详实，不是记录历史，要是记录历史，斯大林同志直接给毛泽东同志发一份电报就够了。 
后来李银桥才从毛主席口中得知，集哲学家、苏联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光环为一身的尤金之所以要大老远跑来中国“请教”，绝非为编写军事教科书选取素材那么简单。 显然，尤金是受斯大林之托，想了解一下他们此前一直不看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并找到苏联红军在“苏芬战争”中失利的根本原因。 苏联同志的需求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关刚刚结束不久或者正在进行中的重大战役的重点信息，都是重要的军事机密，这关乎到军队的生死存亡，事关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安危，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述这些重大信息决不能泄露出去。 另外，毛主席十分清楚，老大哥苏联同我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之上。1945年8月，美、苏、英三国避开中国秘密签署了《雅尔塔协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本该由中国人民接收的东北地区日伪军资产全部被苏方占有，带不走的就重点摧毁，然后同中国建立具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合作；外蒙也被强行分裂出去；外东北被吞并；朝鲜义勇军要返回朝鲜时，也被无情拒绝。 面对这样的“老大哥”，中国人民抱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态度与之交往。事关人民政权安全的各项机密自然不能泄露给对方。结果，尤金这次西柏坡之行，只能空手而归。 
后续较量 尤金西柏坡之行，没能获得斯大林想要的“真经”，这让斯大林一直念念不忘。斯大林试图通过更含蓄的方式接着“请教”。 时间来到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准备回国的前一天，毛主席和周总理以个人的名义拜访斯大林。 在交谈中，斯大林忽然提到：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精华，应将毛泽东写过的论文、发表过的文章以及战争中签发的各项政令内容编辑出版，这有利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仅要出版中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也要出版俄文版乃至其它文字版本的。 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这个建议，毛主席当时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 若是赞成斯大林的建议，等于就是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的机密泄露给苏方；若是不赞成，则不利于中苏关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和许多苏联同志一直都对中国革命抱有偏见，出版《毛泽东选集》，既是斯大林承认对中国革命存在错误看法的表现，也是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需要。 在经过非常短暂的思考后，毛主席认为出版选集的利大于弊，但不能全部按照斯大林的思路去办，因而回答说： “苏联共产党在理论和经验总结方面，一直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指针，整理我的著述，恐怕要以此为指导啊。” 斯大林强调： 毛泽东军事思想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对苏联同志有着巨大的启发指导意义。 
1950年初，斯大林征得中国方面的同意后，再次派尤金赶赴北京帮助中方翻译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在工作过程中，尤金一直以教师爷的派头，对《毛泽东选集》的素材、文句各方面说三道四，例如要求将战争期间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签发的电文、重大决策都编入选集中，在会议上一些重要讲话也要编入选集中，并将一些不符合“逻辑”的文句删除掉。 中苏两国文化思维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上中方出于保密的需要，斯大林原本以为尤金只需3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出版工作，结果，时间一拖再拖，后来又遇到朝鲜战争爆发，导致尤金的翻译出版工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初才结束。 事后，斯大林对尤金带回去的俄文版《毛泽东选集》非常满意，但仍旧没有找到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主要原因。斯大林始终都没有弄明白，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设督战队，军中存在许多敌军降卒降将，这样的军队如何在战场上一直保持着高涨的士气。 为了弄清这一系列问题，时任莫斯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的尤金在1949年至1952年末这段时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工作，实际上是苏联驻华外交官。1953年，尤金正式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但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因病逝世，中苏关系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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