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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林 古老的中国，是诗的国度，是充满激情、富于心灵感受的国度。我国古代的诗歌，特别是积极健康的抒情诗，她在世界文坛独占鳌头，最早成熟，最早取得喜人的成就。 自古以来我国有着风格独异，数量众繁的抒情诗星的队列，而当首席者，即为屈原。他的《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作品，无不表现着他异常杰出的艺术才华，无不闪灼着他崇高人格的绚丽光彩。 由此，可说是屈原为标志，他完成了从民间集体口头吟唱的诗歌向具有确定含意的诗歌艺术的过渡。这是从诗歌、舞蹈、音乐融为一体的复合型、原始型、普及性质的艺术，向诗歌艺术独立地按自身规律成长发展的高级阶段之过渡。这一过渡，为文学作家能够充分发挥其主体自觉意识和个人风格特点，充分发挥文学的特殊社会作用，开辟了新纪元。 屈原在《惜诵》一诗，开宗明义叙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在全诗终了又申明：“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屈原之作，所抒为何情?答曰：爱国之情，坚持人格完美之情。 对于屈原的爱国思想，自古至今众说纷纭。然而，司马迁早在《屈原贾谊列传》中称道，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指出：“屈原之忧，忧国也。”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虽然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对屈原进行了批评，但是，仍指明了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他说：“屈原之为人，其志行虽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特别近现代海内外学者，多称道其爱国精神、爱国思想，这是符合屈原其人及其作品的实际的。 热爱本民族，热爱本民族赖以生存的疆土、共同生活的人民、自然风物、本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传统，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维护民族尊严，关心民族兴衰，许身报效祖国，等等，这种千百年固定下来的对自己乡国的深厚感情，不能不是爱国思想，或曰爱国情操的主要内涵。否则何指?屈原的诗作无论是《橘颂》，还是《哀郢》、《抽思》；无论是《国殇》，还是《招魂》、《离骚》：皆充满着乡国深情，皆闪灼着爱国精神。 在封建社会，国君是国家的象征。君在一日，国存一天。地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其爱国理想和政治理想只能冀图通过国君来实现。屈原，同样不能超越这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在诗作中不只一次将国君比作恋人，以自己与恋人的亲密关系、感情的纠葛来表达对国君之忠贞，对楚国之挚爱。他“竭忠事君”，是“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①。他把治乱兴国的希望寄托在楚王的身上。他以身许国：“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可见，他的“忠君”其内核是为了治国兴邦。 有人认为，屈原是“愚忠”，其实不然。屈原的忠君是“忠”而不“愚”，是有原则的。他希望楚王“乘骐骥以驰骋”，“驰骋”在他所导的“先路”上。也就是遵循“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的“道路”上向前进(《离骚》)。他敢于忠言直谏，不阿君之过错。他劝告君王，要“抚壮弃秽”，改正错误的言行(《离骚》)。他屡屡忠言直谏，以致遭到国君的厌恶，“历兹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抽思》)。竟至早晨进谏而傍晚就惨遭疏远，“謇朝谇而夕替”(《离骚》)。他认为忠言直谏敢于面指君过，这是为臣子的政治道德，结果，直谏行为给他招来灾祸，“惜诵以致愍”(《惜诵》)。他在《离骚》中表白：“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这种明知招祸而执意坚持的忠言直谏，实在是屈原的道德观念和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所促使。他把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当作个人自由的最高需求。这正是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优秀思想传统的奠基。 当楚王无政时，他敢于与之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他“怨灵修之浩荡”(《离骚》)，甚至斥责楚王是“不寤”的“哲王”(《离骚》)，“不识”、“不昭”的“壅君”(《惜往日》)。他愤慨地表示：“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而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离骚》)。此即表明：当屈原认识到楚王“莫足与为美政”，不是自己的知已时，就看透了。他，与之决裂，而绝不降心辱志沦为奴才、走狗。 正因为屈原作品中屡屡指责、控诉楚王，后儒卫道士们“或訾而绌之”②。如，班固在《离骚序》中，指责屈原是“露才扬已”的“狂狷”之士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批评屈原“显暴君过”；朱熹责备屈原“志行过于中庸”。其实，屈原在对国君的“忠”、“伤”和“怨”的指责之中，曲折地饱含着他对“美政”的执着追求，和他爱国爱民的拳拳深情。 屈原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称共同生活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为“天下”。屈原在诗中所称道的历史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离开本国、本族而去别国、他族施展才力的士人。在此“楚材晋用”，蔚成风气的时代，去国他仕并不触犯当时的伦理道德。然而，屈原即使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先被疏远，后遭放逐，历尽千劫万难的境遇之中，却依然“眷顾楚国”，“欲反覆之”(《屈原贾生列传》)。他希望为国效力，希望楚国繁荣昌盛。他在《离骚》中说：“苟其情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这只能说明他对楚国的一往情深，爱得深、爱得切、爱得铭心刻骨! 屈原的爱国，包含了他对共同生活的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他规劝楚王励精图治，主张联合齐国，抵抗强秦的侵扰。这在根本上是维护了楚国人民的利益的。《离骚》中反复咏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反复强调：“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表现了他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当秦军攻下郢都时，他写下《哀郢》一诗。诗歌开始的四句，就表明了爱国爱民的主题：“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司马迁在写《屈原贾生列传》之后，在赞语中感慨又发人深思地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由于司马迁同情屈原，崇敬屈原，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屈原在作品中，曾多次以形象的笔法描述了他心灵深处去与留的矛盾和斗争。在《离骚》中，诗人以灵氛之口指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而诗人“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随之又以巫咸之口，称赞了一系列君臣相知的成功的历史人物，鼓励他“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然而，诗的主人公去国远游，却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诗的主人公留了下来。这是多么深沉而感人的乡国之爱! 在《抽思》和《哀郢》中，诗人明确回答了为何不忍离开祖国的原因。他咏唱道：“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本想去国施展才能，去实现理想，然而，看到祖国人民正遭受着灾难，个人的痛苦又算得什么？鸟儿和小兽都不忍心离开长期赖以生存的故土，和共同生活的伙伴的，而何况人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计极”，时刻萦绕在诗人的心怀。在诗人的心目之中，祖国和人民是融为一体，难以分割的。 屈原诗作中提出的“美政”，是以法治与德政为中心的政治理想。其内核是：重法爱民，举贤授能，强国富民。他歌颂明君贤圣“遵道而得路”。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要“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向楚王指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措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他反对“时俗工巧”，反对“偭规矩而改错”，反对“背绳墨以追曲”、“竞周容以为度”(《离骚》)。他主张君臣“两美必合”、荟萃“众芳”、“矩矱所同”的君臣之道；反对壅君误国，谗佞当道，朋比为奸。 诸如上述此类的修明法度，废弃心治，限制贵族特权，实行爱民的德政主张，无疑在国势危艰、民怨鼎沸之际是极其积极进步的。这是因为，它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前进方向的，是励精图治、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是富于人民性的振兴祖国的崇高理想。诗人把实现这一理想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给历代人们以感召，以教育。这对中华民族心理、性格的形成，对人类道德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屈原爱国爱民的深厚感情，和他“兴国”的“美政”理想，是通过崇高而壮美的艺术形象表达的。它作为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力量，是永放光芒的，恰似高悬碧空的日月，永远照耀、引导、鼓舞、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孙。教育人们为祖国的独立生存和繁荣昌盛，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英勇献身。 由此，可以这样说，屈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真正可称得起以文学形象成功出色地表现进步政治理想的抒情诗人、爱国诗人。 屈原的一生是坚持人格的完美的一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美政”而强调修洁自身的品德修养，提高才能。他表示：“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他遭到挫折时，仍然坚持修洁品德和才智：“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甚至他被放逐已届垂暮之年，仍然“带长铗”、“冠切云” (《涉江》)。 楚王的昏庸，奸佞的乱国，使屈原遭疏被逐，历尽坎坷，但是，屈原并未为自身的吉凶安危而忧苦，相反更增强了他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诗人在不同的作品中申明：“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离骚》)“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志坚而不忍。”(《惜诵》) 他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④，这一儒家的处世哲学。在黑暗污浊的现实之中，他并不“独善其身”，随波逐流。诗人斥责：“众皆竞进以贪婪”， “世混浊而不分”，表示“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离骚》) 在长期流放生活中，诗人历尽苦难。渔父劝他：“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他则报之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由此可见，屈原的道德审美意识是：生命诚可贵，“清白”价更高。 历代的研究家，多赞屈原人格高洁。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班固的《离骚序》，皆引用了西汉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颂：“其志洁”，“其行廉”，“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将屈原比作高翔晴空的鸟中之凤，赞颂屈原“圣之神德，远浊世而自臧”⑤。 由于屈原终生坚持对人格和人生价值(人的历史使命)的理解主义追求，使他苏世独立又孤独忧伤，使他与黑暗的现实判然分离，使他与邪恶的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关于屈原沉江的原因，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他身处浊世，曾有去国之念，但是，由于他对楚国和楚国人民爱得太深太切，爱得拿得起，却放不下，不忍离去。此其一。其二，是坚持人格的完美，坚持“美政”理想。他憎恶楚国的黑暗现实，然而，经过瞻前顾后遍览古今，他认识到：鲧 “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比干何逆，而抑沈之？”（《天问》)“重华不可遌(逢)”，“古固有不并”。（《怀沙》）他看清了自古至今，都是“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⑥的混浊现实。 屈原为了坚持人生的价值观、历史的责任感，而不能适应或逃避这一混浊现实。他不愿苟且“作伪”而生，而以生命与黑暗进行抗争。他以生命殉“兴国”的“美政”理想，保持人格的完美。 屈原正是以沉渊之举，保持了坚贞不渝的高尚节操，求得了个性的完美和自由；并以此悲壮之举，唤醒沉睡的世人。屈原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使人悲痛，发人深省，号召人们振奋，促使人们净化心灵。屈原的悲壮一生，使人们对伦理美的感受和认识，升华到人类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崇高境界。因此，可以这样说，屈原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坚持人格完美的，令人敬仰的诗人。 在世界文坛上与屈原经历相仿佛者，有之。如较屈原晚出三百年的罗马最杰出的诗人奥维德。他由于发表《爱情的艺术》，把求爱写成一种学问，违反了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政策，因而遭到放逐。他在黑海之滨，写下了哀歌体的《哀怨集》和《庞图斯诗简》，备述流放之苦，哀求释放还都，结果在忧郁哀伤之中，客死异乡。 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但丁(公元1265—1321年)，他的代表作之一《新生》(1292年?)是“温柔新体”诗派的爱情抒情诗，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但书中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由于他坚决反对教皇干涉佛罗伦萨内政而惨遭放逐。在流放生活中，他采用中古梦幻文学形式，创作了《神曲》三部曲。它的主题是，在新旧交替时代，人们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与考验，达到真理和至善的境地。诗人所认为的真理和至善，虽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观点中，但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政治观点上，他追求祖国的和平和统一，虽然，他将美好理想的实现，寄托在纯粹中古的政治势力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但依然是爱国的思想。 学者们公认，但丁的《神曲》给中古文化以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出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对但丁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恩格斯说：但丁是“无与伦比的完美典型”。他还深刻指出：“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⑦。我们认为，但丁和屈原，同样都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坚持人格完美的诗人。但是，但丁生活在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相当我国的元代，距屈原已隔一千六百余载。 早年的鲁迅，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经把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和拜伦、雪莱等八位摩罗诗人介绍到中国，并以他们的反抗精神、战斗力量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做为武器，参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斗争。摩罗诗人们对我国的文学乃至文化，都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人民热爱他们，崇敬他们。但是，如果从世界文学发展史来看，他们却又晚于但丁数百年。 总之，除上述巨星们之外，无论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还是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或十八世纪后期的感伤主义，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中的诗人，能够积极从政、坚持人格完美，可称之为伟大爱国诗人或革命诗人者，所遗寥寥。由此可见，屈原和他的诗歌，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突出地位。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与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屈原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 海外学者，多能将屈原放置于世界文学、东方文学的广阔领域中进行多侧面的研究，将屈原及其诗歌作为世界文化宝库的艺术珍品进行评价。无疑这些方法和角度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屈原不朽的精神文明之果，是属于全人类、全世界的，然而，首先应该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屈原及其诗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②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 ③引自王逸《楚辞章句》。 ④《孟子·尽心上》。 ⑤引自朱熹《楚辞集注》。 ⑥《九章·怀沙》。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李增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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