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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个广告，带展，线下讲座请联系 青铜器到底是什么？是文物？是，但不完全是，青铜器是3000多年前那个王朝的信仰，是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是神灵的化身，是每次祭祀用动辄数十上百条人命作为基础的祭祀主体。如果只用物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便永远无法理解青铜器最核心的价值，神性。带这个展我不讲故事，只讲观点。什么叫观点？就是除了我告诉你，别的地方你看不到。《钟鼎铭盛世》这个展，不找我你就亏了。 这一篇，我们聊聊神面纹。 最近两年，我基本不在文章中使用“兽面纹”，而改用“神面纹”指代商周青铜器上的神面。因为兽面纹会对理解青铜器产生极大的误解：似乎商周之人只会对一个动物的形象顶礼膜拜；似乎已经发展到商代了还停留在图腾崇拜这种阶段；似乎因为看的是青铜器所以一切信仰都从青铜时代才开始；似乎因为西周“制礼作乐”，所以商代有的只是酒池肉林，剩下的全是野蛮。 当家长带着孩子从一件件早商青铜器前走过时，我总听见大人说：“你看，这个是兽面”，然后心里感叹：这就耽误了一代人。
兽面纹鼎 商代中期 上海博物馆 饕餮与青铜器的最早关联出现在《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 有首无身。”这成为神面纹最早的描述。及至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明确将神面纹与饕餮划等号。于是青铜器上的纹饰就被冠以“狞厉”、“凶兽”等关键词。好像这个纹饰是专门为了让人害怕而存在。商人也是因为害怕这个纹饰而制作了一大堆青铜器，杀了上万人。 这逻辑通吗？ 这样的观点广泛流传且根深蒂固，有着极强的误导性。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因为文献中这么说，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证明文献是对的。
兽面纹鼎 商代中期 上海博物馆 但却忽略了那些更实际的原因： 1.古人为什么要对着一个让自己害怕的人顶礼膜拜甚至杀戮不止？只是因为它让人害怕？是不是太低估古人的智商？ 2. 青铜器的最佳观赏角度起码是平视而非俯视，但博物馆为了观赏方便不可能把器物放太高，包括从摄影的角度来讲，极少图片会选用仰视角度拍摄，这会显得过于刻意，与摄影的基本理念不符。这都使得我们在看青铜器的时候失去了古人的视角。 3.无论是吕不韦还是吕大临都有着其时代局限，他们不可能看到青铜器纹饰完整的演变过程，更不知道众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所出土的神面形象与所谓饕餮纹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吕不韦是战国人，他生活的时代与商代晚期也相距一千年，青铜器的神性在此时更是只剩下形式。
兽面纹铜斝 商代中期 上海博物馆 也就是说，吕氏春秋中所说的饕餮只能代表战国晚期时人们对饕餮的理解，他们并没有生活在普遍信仰这种纹饰的时代。更何况仅从文字也不能把饕餮和纹样对应起来。把这样的文献作为依据努力求证，结果只能是越跑越偏。 中国现代考古学至今已过百年，在已经有大量新时期时代神面纹并且以有明确定名如玉神面，玉人的情况下，仅仅只是把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改成了兽面纹，似乎还沾沾自喜标榜严谨，且动辄解释为狞厉，凶恶。实在是不思进取。 礼制是祭祀的核心，而祭祀是要杀人的。 早期青铜器有着至高无上的神性，其伴随的便是祭祀时大量人殉人牲。在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H282祭祀坑，深达14层的堆积中不同层位都有人牲出土。人牲有的被肢解，有的被腰斩，有的为全尸。 偃师商城作坊区更有大量婴儿殉葬。作坊区的K1祭祀坑内发现的5具人骨，经鉴定为7～10岁的儿童。有的手脚反绑于身后，呈非正常死亡的状态。祭祀坑上层填土的踩踏痕迹比较明显。 把人杀了，扔进坑里，埋上，再反复踩踏夯实。这是祭祀。 根据唐际根教授的统计，在晚商的甲骨文中仅羌人就至少被杀6834人。所有族属的人牲总人数更是高达15000人。各类考古报告中更是可以看到大量身首异处，甚至被叠压摆放的人骨图片。
是不是看着就觉得瑟瑟发抖？什么兽面值得如此杀人？还是因为杀人，就把原因一股脑推给3000年前的人，说他们愚昧，落后，黑暗？这解释来得未免过于容易。 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我们也提出过一些猜测。比如早期如兽面纹铜牌饰中圆眼，梭眼以及獠牙兽面等不同母题可能来自于不同族属，掌握神灵图像的那一群人同制作青铜器的工匠一样都是家族世代传承。当一个古国衰落后，这些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便会依附于其他古国。于是这些神灵图像便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流传到全国各地。 虽然其中还存在缺环，但并不影响今天我们再次做一些对比以及猜测。 目前可见最早的獠牙兽面之一出现于湖南的高庙文化（7800-6600年前）。其兽面以上下四只锐利的尖牙以及吐出长舌头，有些纹饰还带有类似翅膀的飞翼。它与飞鸟纹以及日，月，建筑等在高庙文化形成了最为完备的早期宇宙观。
图片拍摄自《洪江高庙》考古报告 高庙，汤家岗，咸头岭等文化中的獠牙兽面经历了从繁到简，从有翼到无翼再到有翼的过程，无论怎么变，獠牙始终是最重要的特征。
简化獠牙兽面纹陶尊 咸头岭文化 深圳博物馆 无独有偶，远在内蒙的兴隆洼文化（8200-7400）也有獠牙人面的形象，而且从绝对年代来讲，兴隆洼文化的獠牙人面还有可能早于高庙獠牙。虽然我们无法断定他和远在湖南的高庙文化是否有所联系，但从后面的发展来看，两地之间应该一直有所往来。
人面形玉饰 兴隆洼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凌家滩文化M1和M29两座墓中出土6件玉人，面具清晰，头戴纵梁冠。凌家滩出土玉人的87M1（1987年发掘1号墓，下同）,98M29则属于凌家滩中期偏早(凌家滩文化距今5800-5300年)，2017年发掘的07M22中发现了另一种风格的玉人残件 ，和红山文化的太阳神有相似之处（但红山太阳神至今未有考古出土品）。
玉人 凌家滩文化 安徽博物院
凌家滩文化 2017年出土
牛首玉人 红山文化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N16M4中出土了一件玉人，其年代可能与第二地点第四段相当，因牛河梁遗址的碳14检测结果少且差距过大，学者们推测早晚期相交的阶段（第二地点第三段）大概为5400-5500年前。N16M4（第十六地点四号墓）的年代应该略晚于此。
玉人 红山文化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两种考古学文化的碳14样本都很少，两地玉器有着一定的相似度，虽然谁早谁晚至今没有定论，但在5500年前后他们都出现了高度拟人的形象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拟人化的出现也意味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 良渚文化反山墓地出现了著名的神人兽面纹，其形象为神人骑着一只兽，兽嘴中上下各两根尖锐的獠牙。李学勤和马承源先生均认为其和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展开图十分相似。根据《反山》考古报告的推断，出土玉琮王的反山墓地属于良渚中期偏早。距今5000-4800年（良渚文化整体年代为5300-4000年）
红山文化玉猪龙展开图 虽然高庙系的獠牙兽面至迟在汤家岗文化之后就失去了踪影，但从后面的发展来看这这个缺环被找到应该只是时间问题。良渚神徽中神人骑兽的形象从构成上来说是神人和獠牙兽面的第一次结合。尤其不能忽略良渚无论地理位置和时间均处在凌家滩，大汶口，龙山这几个信仰图像尤其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则出现了另一种风格的神面：头戴冠，类似双翼伸展的姿态，圆眼，但一般圆眼外会有一圈包裹，整个图像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我认为可能是相对的两只凤鸟纹构成一个类似人脸的图像。这类器物大多作为纹饰出现在玉圭，石锛等器物上。
兽面纹玉圭 龙山文化 山东博物馆藏 1963 年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采集 台北故宫馆藏一件玉圭（编号故玉002100），一面为倒梯形的抽象神面，另一面为戴介字冠獠牙神面。两伸向下方还各有一窄带纹饰。根据我的观察，这类没有明显人脸特征的神面纹似乎都是由两只凤鸟组成的纹饰。
玉圭 龙山文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面的字为乾隆所刻，纹饰为龙山时代所制 神面纹则没有倒梯形的特征，在石家河文化文化中出现的倒梯形獠牙神面纹应该是此二者的结合。 大约与良渚同时期的石家河文化（5000-4300年前），我没查到有什么神面形象出现。但到了后石家河文化（4400-3900年前）时，神面却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
玉神面 后石家河文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 肖家屋脊，枣林岗，以及石家河谭家岭等遗址出土了众多精美且复杂的玉神面形象。它们基本都是头戴冠，梭形眼，有些有獠牙，有些则看上去与凌家滩的玉人更接近。多种形象共存，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该地区强势，所以四方人群汇集，四方神灵的形象也跟着汇集。
玉人 后石家河文化 弗利尔美术馆
玉人 后石家河文化 湖北省博物馆 不仅肖家屋脊，同类型的纹饰也出现在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地。
玉神面 陶寺文化 山西博物院
石峁石雕 石峁文化 陕西考古博物馆 但从石峁到二里头中间仍旧有缺环。期间仅新寨遗址出土一陶器残片上残留有一平面梭眼的类龙纹形象，被认为是二里头绿松石龙的祖形。
兽面纹陶片 夏代早期 2000年新密新砦遺址出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所见神面形象只有少数是考古出土，尤其龙山文化神面纹玉圭更是至今所见所有均为传世品。这为我们厘清神面纹发展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直观地看，后石家河文化的玉神面年代应当晚于龙山玉圭上的神面纹饰。龙山器物上明显有着人形獠牙神面和抽象神面共存的情况。并且还有双凤鸟组成神面的组合。
玉管型器 龙山文化 弗利尔美术馆
玉圭 龙山文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 从高庙文化开始，鸟和獠牙的形象几乎成为了一个固定主题，在此后几乎所有有神面的考古学文化中两者从未缺席。这本不奇怪，对鸟的崇拜不分古今中外，但在龙山文化晚期时，我们发现了两者开始融合，一方面是两个鸟纹组成了一个抽象的神面，另一方面鸟也成为了人形神面头冠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一旦完成，玉神面便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内大量出现，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骤变，这导致后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迅速衰落。这些掌握神灵定义权的祭祀家族自然会去寻找下一个强盛的王国，于是陶寺，石峁都出现了石家河风格的神面。再往后，就来到了二里头。
玉圭 龙山文化 台北故宫博物院
鹰纹玉圭 新石器时代 1971年侯马市煤灰制品厂祭祀坑出土 山西博物院 神面纹在数千年的实践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也有相当大的缺环，但我们不能下定论的同时也同样不能否定这种延续性。所有的延续和变化背后都一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毕竟要以杀人做前提的，就不会是小事，无论这些人表现在冰冷的数字上时显得多么单薄。 图像本身是可以轻易被改变的，但图像的掌握者其生命力却可以很旺盛。这点我们看看佛教，道教便可理解。延续至今的佛教并非被某个家族所把持，但历史上所有的宗派所秉持的核心都是同一个佛法。同时佛教在进入中国以后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这不影响今天我们看到犍陀罗的佛像仍然能知道它是佛像。
玉神面 后石家河文化 私人藏品 同理，神面纹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一次次和其他家族碰撞，争夺，或者胜利，或者被兼并。高庙的兽面獠牙和石家河的獠牙神面当然不可能被同一家族所把持，但他们仍旧在同一发展链条上。
杜岭二号方鼎 商代中期 河南博物院 大概率以7800年前的高庙，甚至84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开始，到2900年前的西周中期才被请下神坛。其神性的生命周期长达5000年。即便经过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短暂的沉寂，春秋中晚期晋国侯马铸铜遗址仍然尝试恢复古礼，虽然没能成功，但起码带回了神面纹，并最终将神面变成了铺首成为器耳，战汉一脉相承，我们熟知的饕餮纹/兽面纹，转换了多种形态后，以一种与当初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依然顽强地持续到今天。
鸟兽龙纹壶 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
镶嵌画像纹壶 战国早期 上海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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