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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红与黑》主要讲于连奋斗的一生。小说主角是于连，但小说又不仅仅讲于连。如果《红与黑》只是爱情小说或于连的个人传记，它不会成为世界经典。但如果把《红与黑》看作政治小说，又未免太沉重。 司汤达从男女感情和于连的个人经历入手，让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体会到了人性、感受司汤达的思想境界，也许这才是《红与黑》的魅力所在。 于连本可以不死，他为什么要认罪？这是读者认识《红与黑》的关键问题，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解读。
一、概述 《红与黑》，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目录下面有一句作者司汤达的英文题词：献给幸福的少数人。 《红与黑》跟《红楼梦》很像。 从形式上看，《红与黑》每一章前面都引用名人名言，引用往往和本章内容契合，这和《红楼梦》以及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开头诗有点像。 从思想上看，《红与黑》也蕴含深意，导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研究司汤达、《红与黑》形成了“贝学”（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红学”。 于连·索雷尔是维里埃市一个锯木厂厂长的儿子，出身算是农民。他跟一个老神甫学神学，老神甫在市长面前推荐于连，于连凭借懂拉丁文的优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市长家的家庭教师。 于连跟市长夫人路易丝发展出一段婚外情。国王来视察，路易丝搞暗箱操作让于连成为仪仗队员，于连受到全城瞩目。 有人写匿名信给市长说这段婚外情，于连离开市长家，去了省城神学院。
于连在神学院的最大收获是第二份工作——侯爵秘书。他在神学院学习了14个月，老神甫的老朋友、神学院院长在人事倾轧中被迫辞职，被侯爵邀请去巴黎担任教职。侯爵身边缺少笔杆子，院长向侯爵推荐了于连。 于连跟侯爵之女马蒂尔德相爱，马蒂尔德怀孕。侯爵不得不接受这个“准女婿”，安排于连当中尉，于连开始梦想他将来当司令。 侯爵收到了路易丝写的信，说于连没有宗教信仰，习惯勾引主家的女眷谋夺财产。于连跑回维里埃，在教堂当众对路易丝开枪后被捕。 于连不顾马蒂尔德和朋友的营救，坦然认罪，不上诉，被判了死刑。 于连的结局引发了很多争议。《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毛姆觉得于连在紧要关头做出的选择不符合他平时的性格，这是小说的败笔，这个结局导致《红与黑》烂尾了。 毛姆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看法。
二、红与黑 《红与黑》接近41万字，司汤达用3个字概括了全部内容，书名的含义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从于连个人来说，“红”代表军士，他崇拜军人和拿破仑。“黑”代表教士，教士的“制服”是黑色的。他看到教会势力庞大，立志做教士。 从另一个角度，红也可以代表于连的赤子之心，黑代表他被社会裹挟，变得虚伪。 从当时的法国社会来说，“红”代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攻占巴士底狱是1789年7月14日——7.14现在是法国国庆日，1799年拿破仑上台。 “黑”代表教会。法国被称为拉丁欧洲国家，信仰罗马天主教，不说政教合一，起码也是政教深度合作。直到1905年，法国国民议会才完成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伏尔泰、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反对教权，主张政教分离。伏尔泰攻击天主教会缺乏理性而且虚伪，于连看到的教会现状正是如此。
19世纪中期的法国，共和主义反对教权，教会反对共和主义。 小说中，巴黎的侯爵跟地方主教打官司，表面上平局，实际上输了；地方上年长的治安法官不敌新来的年轻神甫；教会能决定省长、市长的人选。上流社会人士不能说卢梭、伏尔泰的好话，于连违心地说卢梭是傻子、暴发户。 但红与黑不单纯是对立的关系，于连崇拜拿破仑，又穿上了教士的黑袍。司汤达曾解释说，“红”意味着于连如果早生几年，他会去当兵，然而他生不逢时，只好披上“黑”色道袍。按照司汤达的说法，红与黑是平行的。 简单回顾一下1830年前后的法国历史： 1814年，拿破仑被击败； 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 1830年，奥尔良公爵通过政变建立了奥尔良王朝（七月王朝）； 1848年，第二共和国成立； 1852年，拿破仑三世把第二共和国改为第二帝国。 1789-1814，是红（军装）得势的时代，1815-1830，是黑（道袍）占上风、红被打压的时代，于连正好生活在这个时代。 七月王朝把拿破仑尊为法兰西民族的英雄，这是于连死后的事情，于连确实是生不逢时。
三、于连的成长 于连对拿破仑态度的转变非常能体现他的成长：少不更事时，他喜欢拿破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他发现大家对拿破仑都没有好话，他很快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正式进入职场后，彻底把拿破仑藏在内心深处，逐渐学会用假面具示人。 于连对拿破仑的崇拜，一是慕强，二是把拿破仑当偶像。拿破仑出身不高，但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是于连可以效仿的。 于连一直有怀才不遇之感，并渴望通过努力出人头地：“后娘般的苍天把我抛到社会的最底层，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却没给我一千法郎的年金”。 “多年以来，于连大概无时不对自己说，波拿巴，一个默默无闻又没有财产的中尉，靠他的剑做了世界的主人。这个想法给自认为极不幸的他带来安慰，又使他在快乐的时候感到加倍的快乐。” 泥瓦匠说：“在那个人（拿破仑）的时代，那可好了！泥瓦匠能当军官，当将军，这事儿见过。” 于连是拿破仑铁粉，拿破仑口授的史料于连看得不少，别人聊天涉及书中的名字他都能想起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于连最爱的书，他“上班”摸鱼看书，被老索雷尔发现，老索雷尔揍他的时候，这本书掉进了河里。这或许是于连在表面上“丢掉”拿破仑的一个征兆。
老神甫曾经把于连当神童介绍给大家，于连却当众歌颂拿破仑——老神甫的朋友圈应该还是宗教界人士为主。小说没有写在场众人的反应，但写了于连事后对自己进行体罚，把右臂吊在胸前两个月。说明于连从大家的反应中感觉到了，他在一群宗教界人士面前歌颂拿破仑很不妥。 于连到了市长家，把拿破仑的肖想藏在床垫下面。这时候他已经知道，绝不能让人知道他是拿破仑的粉丝。他应该是经常偷偷把肖像拿出来膜拜，每次看肖像都觉得敬佩，每次感觉激情澎湃就要写点字，写完还要记下当时的时间。 市长要给全家换床垫，于连请路易丝把肖像拿出来烧掉。应该是从这时起，于连彻底把拿破仑藏在内心深处了。他后来甚至发誓只对自己说那些他认为是虚假的事情。 于连跟路易丝在一起时，会讲拿破仑和自己的野心，但夫人不能理解。她自己出身高贵，又要继承姑母遗产，她没为钱发过愁，她不需要奋斗。于连跟马蒂尔德在一起时，再不提拿破仑了。他对拿破仑的感情，只有老军医能理解。
四、病态的社会 小说中的社会，从小城市维里埃，到省城贝藏松，再到首都巴黎，都或多或少有些病态。 病态表现一：一切向钱看。 “'带来收益’，这就是在维里埃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老索雷尔为了钱，儿子都可以不要：“（只要有钱）你们当中谁不高兴有一个上断头台的儿子呢”。 市长莱纳先生金钱至上，听见“银”字就皱眉；抠门到身为市长，在公开的捐款活动中金额垫底；妻子和于连有婚外情，全城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宁愿丧偶也不离婚，因为妻子会继承大笔遗产，生活中对他很有用，而且他找不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妻子了。 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寡廉鲜耻，从乞丐们的口粮里偷来大笔财产。
病态表现二：阶级固化。 有人把法国农民和中国农民对比，认为老索雷尔敢坑市长，说明法国农民地位高。从阶级固化的角度看，正因为阶级已经固定，所以法国农民不怕得罪市长。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上位者可以左右下位者的阶级变化，所以下位者不敢得罪上位者。 老索雷尔看见于连读书就要揍他，他觉得读书没用。于连靠读书取得了市长家的家庭教师这个职位，不知道他的想法有没有改变。而在中国的科举时代，做父亲的都巴不得儿子多读书，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读书改变命运的例子。 于连生活的社会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社会很像，于连听到泥瓦匠的议论：“生下来穷，一辈子穷，就是这么回事儿”。西晋左思写诗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都是一个意思：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而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罗马。 于连如果生活在中国的科举时代，考状元绝对不成问题。可是在19世纪的法国，不管是市长家的家庭教师，还是侯爵秘书，在上层人物眼里都等于仆人。于连一直想飞黄腾达并为之不懈努力，但最终失败。 于连听说要去市长家，第一反应是“不愿意当仆人”，又通过吃饭问题来确定自己的名分：如果跟仆人一起吃饭，就坐实了他仆人的身份。 于连在巴黎跟一个骑士决斗，事后骑士才知道于连是侯爵的秘书，于是造谣“于连是侯爵密友的私生子”，想通过抬高于连的身份挽回面子。侯爵觉得谣言合他的意，有意坐实。侯爵或其密友有私生子，意味着他们对婚姻不忠，这也好过侯爵跟秘书亲近，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侯爵养病时跟于连相处几个月，很喜欢于连，但他对自己喜欢一个“下等人”感到难为情。于是他送于连一件蓝色礼服，把穿蓝色礼服的于连当成“同类”子侄辈，穿黑袍的于连还是他的“下等人”秘书。于连摸索出规律以后，穿蓝衣时不说公事。这也算另一种“皇帝的新衣”了。 成为中尉（可能当司令），赢取白富美，差不多是于连人生的巅峰了。 这背后，无数人化身柠檬精。于连去了市长家，两个哥哥眼红；做仪仗队员，全城男人眼红；在神学院成绩好，同学眼红；成为侯爵秘书，同事眼红；准备和马蒂尔德结婚，眼红的人更多。 另一方面，他亲近的老神甫、神学院院长都属于詹森派，一直被打压，于连天然被打上了詹森派的标签。 对于连的嫉妒、敌视，最终化为路易丝那封信，于连从走上巅峰的幻想跌回现实，4年来的努力毁于一旦。 陶渊明的祖父陶侃出身寒微，终成名将。他的成功属于阶级固化社会中极少数人的成功，而且虽然成功，还是一直被人诟病。在阶级固化的社会，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想超越自身阶级，都是原罪。这是于连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病态表现三：假恶丑才能赢，真善美无路可走。 在维里埃，真小人瓦勒诺打败莱纳，担任市长，于连死时他成为省长。莱纳的最大缺点是爱钱、虚荣，其实跟伪君子还相差甚远。但瓦勒诺是彻彻底底的真小人，于连觉得瓦勒诺家里“散发出偷来的钱的气味”。 他请于连到家里吃饭，他的妻子要把家里各式家具的价格、酒的价格都讲给客人听，还要反复列举财产，为仆人打碎一只杯子跟仆人吵架。他从乞丐们嘴里抠钱，但请客吃饭时不允许隔壁的乞丐唱歌。在瓦勒诺的衬托下，于连觉得抠门的市长莱纳先生都正常了。 在神学院，数念珠、唱圣歌等苦行修炼让人厌烦，但更让人心累的是师生们的心计、冷漠和虚伪。在神学院，与众不同就会引起憎恨。于连能独立思考，自行判断，就是犯了大罪。他还经常得第一，他简直是与整个神学院为敌。嫉妒者们从于连的行李中翻出来咖啡店姑娘的字条，这成为于连的一大罪状。 大考时于连本来可能考第一，考官是院长的反对派，故意给于连挖坑。考官考宗教内容之外的世俗作家，于连背得很流畅，于是考官指责于连脑子里装了无用的或罪恶的思想，最后于连考了个198名。 院长也是一个虚伪的暴发户。他离开时不断强调，他管理神学院15年，只有520法郎的积蓄，他的朋友都知道这是谎话。院长觉得于连能陪侯爵夫妇一起吃晚饭是莫大的荣幸，而于连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折磨。
在巴黎，于连进一步看透法国社会。他作为外省人，“实在的东西太多”是一大缺点。 侯爵夫人的客厅是她地位的象征，是侯爵宠爱她的证明，是投机者的捷径。所以每天都有一群不知所谓的人在客厅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于连在这个客厅坐着，只觉得精神窒息。 侯爵夫人为了答谢某男爵20年的不懈陪伴，让他从专区区长升为省长。这次职务晋升就像给客厅的先生们打了鸡血，即使侯爵一家对他们缺乏敬重，马蒂尔德兄妹俩有时候还说话刺耳，他们也不生气。 西班牙一位自由党伯爵在国内搞革命，失败后逃到法国。他说法国人憎恨思想，思想者被称为犬儒主义者，会被投入监狱。精神方面稍有价值的东西会被教会送上法庭，上流社会对此鼓掌叫好。 这与于连在神学院体会到的“教会把书籍当成敌人”不谋而合，最后于连正是因此被教会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判了死刑，而且于连受审，全城围观。 伯爵说在法国只看见了虚荣，他的名言是：法国永远不会有华盛顿。 上层社会人士的生活确实非常空虚，马蒂尔德一直觉得巴黎的生活无聊、烦闷。于连受审是因为他要杀人，他受审之后可能会死。总之这背后关系至少两条命，但是全城人都当一场热闹看，完全看不出尊重生命的意思。
五、关于决斗 决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课题。《红与黑》中，于连跟一个贵族骑士决斗过，马蒂尔德的“准未婚夫”克鲁瓦泽努瓦侯爵最后死于决斗——他跟人决斗是因为对方说马蒂尔德坏话。 有人给市长写匿名信，说市长夫人和于连关系暧昧，路易丝说匿名信是瓦勒诺写的，他是追求自己没得到回应才写匿名信，市长想找他决斗。马蒂尔德怀孕以后，于连担心“小舅子”诺贝尔伯爵会找他决斗。 现实历史中，俄国诗人普希金也是死于决斗。 决斗大概起源于古巴比伦、古希腊，盛行于中世纪欧洲，18世纪，这种习俗传入俄罗斯，成为一种贵族时尚。在欧洲，贵族之间产生矛盾纠纷，尤其是涉及名誉方面的纠纷，并不愿意去法院解决，或由第三方来审判——因为有失身份。所以他们选择决斗。 中国古代很多衙门尽量不让女性到公堂应诉，也是因为有身份的人家自恃身份、无视司法。 理论上来说，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不公正的对待，就可以向对方发起决斗——这里所说的“人”其实是指贵族。一旦决斗，就跟武侠小说中的挑战比武一样，生死勿论。 但是贵族绝不会跟平民决斗，所以决斗通常只发生在贵族之间。小说中贵族骑士跟于连决斗，虽然赢了，但发现于连不是贵族，他觉得羞耻。 而于连之所以要找贵族骑士决斗，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他在咖啡馆被一个男人多看了一眼，觉得自己受到冒犯，言语之间又发生冲突，那人出口成脏，于连怒不可遏。
插句题外话，貌似不管中外，男人被女人多看一眼，都会觉得女人对自己有意思，比如贾雨村被娇杏看一眼；而男人被男人多看一眼，会觉得不舒服，比如“你瞅啥”。 于连想起之前在省城贝藏松的咖啡馆，他被人多看了一眼，当时觉得受辱，却什么都没做。这时他把上次的侮辱也算上了，他要跟这个人决斗。 那人给了于连一张名片，于连找到的是一个贵族骑士。他发现侮辱他的人是骑士的马夫，还是跟骑士决斗。于连输了，幸好没死，只是受了枪伤，但他觉得挣回了脸面。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当时决斗的必要性：如果一个男人A说另一个男人B不像男人，B不找A决斗，就是默认自己不像男人，整个社会也会默认他不像男人，B的社会权利和地位都会受影响。 总的来说，决斗就是一种为荣誉而战的复仇，是以武犯禁。卢梭对决斗习俗就是持批判态度。从好的方面说，决斗包含了荣誉感和尚武精神。但在现代国家和法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决斗习俗注定要被淘汰。 我们常说中国人爱面子，从决斗习俗来看，西方人也很爱面子，为了面子甚至可以豁出性命。
六、于连为什么非死不可？ 如果于连能活下来，会怎么样？他会和马蒂尔德结婚吗？于连确实不信宗教，他得知路易丝没死时，“他有了信仰”，他才明白他真正爱的人是路易丝。 和马蒂尔德在一起，他能获得社会地位、财富。但这个选择违背他的心意，而且马蒂尔德性格捉摸不定，一旦激情退却，马蒂尔德未必还会爱他。 于连会跟路易丝在一起吗？ 客观条件不允许。于连离开马蒂尔德，就没有了社会地位、财富，而路易丝还需要先离婚——她离婚也是几乎不可能。 于连的前途只能指望侯爵。如果于连不跟马蒂尔德在一起，侯爵顾念以前的感情，也许会兑现给于连找个好教区的诺言。但一个底层人物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上位者的感情之上，多多少少有点天真。侯爵如果不兑现诺言，于连也没辙。 于连时刻记得自己是底层人物，对上流社会只有仇恨和厌恶。他初到市长家，一边为市长夫人的魅力倾倒，一边恨她，这样的上层人物会让他对上层人物恨不起来，也会消磨他奋斗的意志。
他要勾搭马蒂尔德时，想起侯爵对他的好，心存内疚，但很快，阶级战胜了内疚：我，一介平民，居然可怜起一个这种地位的人家了！ 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自嘲的话：挣着买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跟于连这种心态如出一辙。 于连努力奋斗了4年，一直在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他的心态是失衡的。他不信宗教，却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准神甫；他把《圣经》看做谎言，却背下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他恨上流社会和上层人物，却不得不在上层人物手下讨生活，努力往上爬。 他的工作体会之一：如果我想发迹，还得干出许许多多不公正的事来，而且还得会用动人的漂亮话遮掩起来。 他入狱以后，回首往事，想起从前在维里埃度过的良宵，觉得幸福无比，但想起在巴黎的辉煌胜利，只感到厌倦。他看清了自己的灵魂，跟自己和解了，心态也摆正了。
他很清楚，他生活在一个不讲规则的社会，不讲规则、没有人性的人，反而可以爬得更高。于连不讲规则可以活，但他还是要讲规则。 于连绝不是对社会或生活失望而赴死。古往今来，很多人活得再艰难，都在努力活着。他认罪的理由很简单：“我犯了杀人罪，我被公正地判决”——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这是于连人性的光辉所在。 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杨震暮夜却金，许三多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每天训练，和于连坚持认罪一样，都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能忠于自己内心的人，才是幸福的少数人。 作者：转蓬飘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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