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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历史上的早期中共叛徒很多，不过特别出名的，也就那么几个。比如文强、张国焘、顾顺章等。危害最大的可能就是顾顺章了。他是中央特科核心人物，作为特工，他可能是成功的。作为隐蔽战线人士，本来应该谨言慎行，但他偏偏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结果就被中统特务发现而被捕，出卖了很多原来的同志。最后硬是逼迫着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 至于《特赦1959》里的那个刘安国，也就是现实中的文强，在北京功德林管理所里，许多人说他是叛徒加特务，他一直不承认，极力为自己辩解说：“我不是叛徒！”也许他在现实中认为自己并没有出卖自己原来的同志，故此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叛徒身份。或许对文强来说，我们称他为变节者可能更为准确些。 和文强情况似乎差不多的还有一位，这就是余乐醒。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悲情人物。他是湖南醴陵人，出生农家， 聪明伶俐，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1925年8月回国。不久，受党委派到达莫斯科，学习政治保卫专业。由于他学识的确渊博，便有了很多头衔，比如化学博士、机械工程师、特工大师等。  1926年，回广州参加革命，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到黄埔军校兼课。在黄埔，他结识了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校医沈景辉，也就是后来军统特务沈醉的姐姐，两人自由恋爱并结婚。 不久后，余乐醒调到北伐军中工作，担任叶挺独立团中的中共党总支书记、政治指导员。1927年，余乐醒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随起义军南下。 在行军途中，余乐醒被调到起义军指挥机关参谋团工作。有人说，余乐醒当时的职位、威望和叶挺将军不分伯仲。可见他当时在中共队伍里地位之显赫。 余乐醒这段早期经历，提起来让人惊讶。他和许多中国政坛上惊天动地的大人物都有过直接接触。假如他不是走错了路，新中国建国以后，他必定也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很可能早就牺牲了。 在《特赦1959》里有这么一段故事情节，陈赓到朝鲜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听说很多黄埔同学在北京功德林管理所，便抽空来看他这些老同学。陈赓走后，战犯们有这么一段对话。 刘安国问宋希濂：见了陈赓，有什么感想？ 宋希濂：感想？ 刘安国：心情啊。当年在广州，在黄埔军校，你和陈赓的关系最好了。你加入共产党，也是陈赓介绍的吧？ 宋希濂：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了。我这个人随波逐流，一辈子都是吃的这个亏。 康泽在旁边插话：也不一定是吃了亏。 宋希濂：还不吃亏？ 康泽：你想想，共产党那边死了多少人？当年从黄埔军校过去了多少人？后来活下来的又有几个？假如你一直跟着共产党，未必能活到现在。 宋希濂：这倒也是。也只能这样了。 这就揭示出一个严酷的现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那么云淡风轻。为了建立新中国，多少共产党人牺牲在了革命的路上。对于立场不坚决，信仰不坚定的人，革命这条路是走不到终点。革命就是一个照妖镜。 本文所说的这位余乐醒，也同样如此，革命不坚决，信仰不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余乐醒给周恩来留下一封信，拿着他保管的部队赖以生存的黄金当了逃兵，脱离中共。也有人说他奉命带领一些人去炸毁一座大桥，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脸上无光而选择离开。 总之，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了一段革命之路，他离开了。 脱党后的余乐醒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汽车学校。  1929年，余乐醒受冯玉祥之邀，前往西北参加兰州的建设工作，第二年，又接受杨虎城的任命，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陕西省机器局名为机器局，实际上是杨虎城的兵工厂，专门生产枪炮、弹药。连瑞琦为局长，余乐醒担任他的助手。对于出身机械专业的余乐醒来说，这个地方倒是学有所用。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生产很不理想。也有人认为兵工厂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完全是懂技术的余乐醒偷工减料造成的。余乐醒辞职返回上海。 1932年，在上海闲居的余乐醒，受戴笠邀请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成为军统元老。余乐醒对戴笠的影响巨大，实际上成为戴笠早期的老师，也是复兴社特务处的总教师 。 这年秋天，余乐醒被戴笠派往上海，接替原特务处上海站站长翁光辉的职务。戴笠为了显示重视他，把特务处上海站提升为上海区。 这年冬天，十八岁的中学生沈醉在湖南因跟着高年级学生闹学潮被学校开除，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经他介绍参加了特务工作。此后，余乐醒又把多位亲属拉进来做了特务，沈醉的大哥沈呤、二哥沈默等人也都先后进入复兴社特务处。至于沈醉的四弟沈继龄是否也是军统特务，我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资料。这批人后来都成为了戴笠手下的骨干，其中尤以沈醉最为突出，28岁就成为军统局八大处之一的总务处少将处长，被戴笠视为心腹。  这时候，戴笠在浙江警官学校创办了特务警员训练班，这期特训班后来简称为“杭训班”。杭训班是继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洪公祠开设训练班之后，真正开始大规模进行的特务培训班，也是特务处抗战前最有系统的特务训练机构。训练班的主任，由戴笠亲自担任，而实际主持训练工作的则是少将副主任、总教官余乐醒。 余乐醒在杭训班把自己的平生所学都拿了出来，他一个人就在训练班里开设了特工理论、秘密携带、化学通讯、毒药、麻醉等课程。由于博学多才，他在教学方面很有一套，善于把枯燥的理论说教和生动鲜活的例子结合起来，让受训的学员能够一听就懂，融会贯通。 杭训班的成功，大批情报员奔赴抗日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戴笠从中看到了广阔的前途，此后连续开设了很多训练班。青浦训练班、临澧训练班、黔阳特训班、兰州特训班等应运而生。余乐醒言传身教，把训练班搞得有声有色。由于他业务精通，教学方法独特，在特训班学员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其威望也很快就超越了戴笠。这让戴笠心生嫉恨，找了个由头把他调离了训练机构。自此以后，余乐醒在后来的军统里一蹶不振，被投闲置散，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1938年12月，发生了汪精卫集团叛逃的事件，戴笠受命予以追杀，遂派遣“行动专家”陈恭澍、“暗杀高手”余乐醒兼程前往，执行“刺汪”的重大使命。  余乐醒主张对汪精卫使用化学毒药，戴笠认为太慢，也耗费时间，决定采用刺客登门的办法。12月29日，循迹而来的8名“军统”杀手潜入河内。余乐醒和陈恭澍等人在汪精卫住处成功刺杀两人，然而却并没有成功刺杀汪精卫，而是错杀了他的秘书曾仲鸣、方君璧夫妇。 刺汪行动的失败，加上其他原因，使余乐醒在戴笠跟前彻底失宠，远离了军统核心圈。此后，余乐醒被戴笠派到主要从事军事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工作，担任贵阳修车厂副厂长。没多久，又被调到设在遵义的军统植物炼油厂任厂长。 因为战时物价飞涨，而炼油的原料又常常缺货，聪明的余乐醒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人在原料缺货时把资金买上其他紧俏商品囤积，等原料来货时再把这些紧俏商品卖掉去买进原料，这一进一出，就积累了很多盈余。也许他的最初想法是好的，也的确是为了公家，但是一进一出挣到了钱以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也忘记了这一进一出的本金并不是自己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他迷失了，就认为应该是自己的了。 假如这些盈余余乐醒仍然用在军统植物炼油厂生产，戴笠即使再怎么不满他，也没有理由处理他。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盈余都被余乐醒和他的妻弟沈呤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结果这件事被他们厂里一个特务以贪污罪检举到戴笠那里。报告是这么写的：“余乐醒伙同总务组组长沈呤等人一起挪用公款做买卖。” 戴笠派总务处长沈醉去调查处理这件事。 沈醉顿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这件事不管调查结果如何，沈醉都不好交待。余乐醒是自己的姐夫，他的人生引路人，假如没有姐夫，根本就没有他的今天。而沈呤是自己一奶同胞的大哥。 假如姐夫余乐醒、大哥沈呤真的被查出有问题，戴笠绝不会放过他们，那就等于是沈醉帮着戴笠断送了姐夫、大哥的前程甚至生命。姐夫、大哥都将坐牢或被直接杀掉。沈醉对不起姐夫、大哥，在姐姐、母亲面前无法交待。母亲一直把姐夫当成亲儿子对待，姐夫也一直把岳母当成亲生母亲孝顺。  但是，如果在姐夫余乐醒、大哥沈呤身上查不出问题，沈醉在戴笠那里又无法交待，戴笠一定会认为他顾念亲情，徇私枉法。 沈醉闷闷不乐回到办公室，正好遇到军统局原来的总务科科长。沈醉接任总务科以后，原来这个总务科科长就一直闲了下来，无事可做，戴笠也再没有给他安排别的职务。这个人担任总务科科长时，因为挪用了一笔公款无力归还，后来只好和沈醉说了这件事。因为是沈醉抢了人家的饭碗，心里本就有些歉疚，再说他本就是个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就去会计室替那个人说情，说这笔钱算他借的，把这件事蒙混了过去。 这位科长倒也领情，经常过来帮沈醉的忙。这不，沈醉遇到难处了吗，就把去遵义调查姐夫余乐醒挪用公款做买卖这件事交给了这位前任总务科长，让他带人去查。 经过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沈醉觉得事情也并没有那么严重。在戴笠面前替余乐醒解释这件事。 戴笠说：“如果是为了公家这么做，当然没错。可是，他们把挣了的钱装进自己腰包，这总不行吧？” 戴笠问沈醉这件事该怎么处理。沈醉向戴笠建议给予余乐醒撤职处分。 但是，此时的戴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向余乐醒虚心求教的戴笠了，他对余乐醒此前在几个训练班中树立起来的威望极为忌惮，所以几年来把他投闲置散不予重用。这次终于被他抓住了把柄，余乐醒被关进了军统监狱。对于大哥沈呤和其他人戴笠则没予追究。显然，戴笠就是要整治余乐醒一个人。 根据沈醉回忆录，余乐醒入狱不久，心脏病复发。姐姐和母亲听说以后，非常着急，打电话让沈醉在戴笠面前求情，希望能让余乐醒到医院看病。  沈醉向戴笠求情，戴笠当即就答应了。戴笠其实也并不想让余乐醒死，只是表示一下他对余乐醒的不满，压制一下他的锋芒。如果余乐醒真死在监狱里，会引发部下的消极不满情绪，戴笠于是同意让余乐醒到军统局的医院就医，由囚禁变为软禁了。 沈醉被戴笠允许一星期去看一次余乐醒。余乐醒告诉沈醉，这件事是他厂里那个副厂长检举的，那个特务早就看上了他这个厂长职位。沈醉安慰余乐醒：“姐夫你放心，即使你当不成厂长，我也不会让那个家伙得逞。” 事后，沈醉向戴笠建议，既然遵义这个炼油厂不挣钱，不如干脆关闭掉算了，戴笠同意了。不过，余乐醒这一关就是几年，直到1946年戴笠坠机死后，余乐醒才被放了出来。 说实话，十几年的特务生涯，余乐醒也算是尽心尽力，最后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之后，他通过关系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谋了个公路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位，算是在名义上脱离了特务机关。遗憾的是，余乐醒显然直到这时，也还是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在解放战争中，余乐醒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了联系，在他家掩护了一部地下党的电台。 从戴笠时代起，军统特务就是终身制的职业，一旦进了军统的门，站着进来，要想出去，必须是躺着。因此，余乐醒尽管名义上已经不再是特务，但后来的保密局仍然没把他当外人，各种高级会议，余乐醒也都必须参加。这层重要的保护身份，为他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多年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也使他行事极为谨慎。 虽然余乐醒处处小心，还是被毛人凤觉察到了问题。对他的“背叛”，毛人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派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去逮捕余乐醒，幸亏毛森手下的一个特务是余乐醒的学生提前给他示警，余乐醒才躲过了保密局的逮捕、追杀。 其实毛森也是余乐醒的学生，不过这个家伙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刽子手，因此，在军统、保密局内部，他有个绰号，叫毛骨森森。他原来是毛人凤的亲戚亲信死党，后来因为和毛人凤离心离德，两人决裂，移居海外。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要控制所有情报人员，和毛人凤发生冲突，毛森因为支持毛人凤，得罪了蒋经国，为了躲避国民党追杀，只好移居海外。  毛人凤虽然没能抓到余乐醒，但他始终对余乐醒不放心，特意交代保密局上海站，“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不能让他留在上海为共产党所利用”。不过其时上海已经临近解放，保密局的特务也没有精力再去找他，余乐醒得以在上海平安迎来了解放。 上海解放后，余乐醒主动向解放军投诚，说明了自己的过往经历，被定义为起义人员。三野联络部联系余乐醒，希望他通过和沈醉的特殊关系，策动沈醉在云南起义。余乐醒倒是积极配合，写了一封信给沈醉，由曾在临澧训练班受训的一名同志带着信去了昆明，不曾想云南形势突变，当时云南警备司令部和保密局云南站正在对民主人士、爱国学生进行大搜捕。在此情况下，劝说沈醉起义的事因而搁浅。余乐醒感叹：“是我给他领错了路，是我毁了他。” 后来，余乐醒担任了合肥矿山机器厂的工程师（也有一说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在抗美援朝中，他负责的产品出现了偷工减料行为，于是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因现行问题和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不久，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也有说是死于肺癌，结束了自己曲折跌宕的一生。 纵观余乐醒的一生，才华有余，人品有亏，经历丰富，大事糊涂，特别是在人生的每一次三岔路口，他都没有认清方向迷了路。他人生的每一次浮沉都是因为金钱。我们在同情感慨他一生不得志的同时，也应该谴责他内心里的贪念。每个人生在天地间，都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挣自己该挣的钱，做自己该做的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耍小聪明，早晚会害了自己。  同样是从事让人民最痛恨的军统特务，我们再看他的内弟沈醉，出道比他晚，知识比他少，学历比他低，职务比他高，权力比他大，一生反共，最后却能够在新中国平安落地，后半生享受副部级高官待遇。可见，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多大出息，不在于出身，不在于学历，不在于有多少本事，不在于知识结构，而在于重大人生路口上怎么选择。 由此可见，在金钱面前，人啊，必须慎之又慎，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不义之财，就是一根高压线，千万不能碰！一次侥幸两次侥幸，人生是马拉松，生命很短路很长，不可能每次都让你侥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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