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河坊街轶事

  百年前的河坊街，是一条叫“外龙舌嘴”的巷子。从吴山脚下往西，也就是后来的西河坊街，当地人也叫“青龙寺巷”。1928年的杭城地图，此巷标“府前衖（巷）”。

巷子拓宽成了街，北临运司河，取名“河坊街”。1926年秋天，浙江省长夏超反水孙传芳，孙部要杀进杭城。为了民众免遭兵燹，河坊街上的王竹斋出10万银洋做孙部军饷，请和平进城。1934年，王竹斋去世，后一年，为感其恩，河坊街改名“竹斋街”。

1、魏家

  二十二年前，82岁的周立新告诉我，青龙寺巷有一座青龙寺（后来的府前街小学位置），神很灵。青龙寺巷约三米宽，南侧是高高垒土墙，有几个小墙门。北侧，朝阳，肋排的二层木结构民居与店铺。巷子西边高高的城墙，早在民国头年就拆了，去西湖再也不用绕道铁冶岭下的清波门。

巷子拓宽成河坊街那年，周立新14岁，算起来，应该是1930年。巷子南侧的高墙一拆，原本的深宅大院，露出精致内屋。巷北的店铺住家拆得热闹，房子都是整体往北搬移的。我写杭州话“搬房子”，最早的出处，是拓宽河坊街。

后来的八十多年，河坊街一直保持这样：只容得两辆8路公交车擦肩而过的马路，两边茂密的法国梧桐，枝丫横生上有公交车顶棚深深的擦痕。文革时省军区的军人常游行，顺南山路北走，过延龄路再转回到河坊街。初出行时，十来个一横排，适应大马路上开步走。拐到河坊街上就挤不开了，往往要走上人行道。

府前街小学斜对面有一口井，紧贴马路，游行队伍到这段就得绕开。那井原本在大户人家后院，巷拓宽成街，井就紧贴了马路。那大户有镂花铁门，后来是省军区的军人摄影部。

前年，定居美国的苏同学回杭，陪他去清波派出所找一个高我们一级的魏同学。魏家在军人摄影部的西边。魏同学个子不高，戴眼镜，瓷实，我常在家门口见他赳赳走过。

“破四旧”那年，红卫兵抄魏家，浓烟滚滚。我进去看，天井中一堆火，古画书籍在往里扔，竿子一捅，灰烬像蝴蝶一样腾飞。魏家老爷子哈了大腰站了高凳，大汗淋漓，人在烈焰的热光中微微晃动成了影子，脚下有摔破的老瓷瓶。魏老爷子的背后是二层小楼，有漂亮的廊檐和花窗，楼下的厅堂内，满是带红叉的标语。

派出所接待我们的一男一女，六十来岁，像是义工，很热情，说是本地人，却不知道魏家。苏同学告诉我，他在美国某海边买了块地皮，想按照原来居住的住宅造一栋房。我也是第一次晓得苏同学住过的杭四中宿舍是魏家的，苏同学说走廊、楼梯都是雕花，一进一进的厢房他太忘不了。他想问问魏家，是否能给他画一张房子总体的图纸。

杭四中宿舍在河坊街的孝子坊巷口，我有两男一女同学都住这院，常去。从河坊街的北墙门进去，将近2百米深，层层叠叠，有三进老厅堂和厢房改成的房间，走出南门，是四条巷的墙门。四条巷的墙门当年都是朝南的正门，尤其西段，大墙门个个四方青石条砌成，极气派。走进去，都是一间大轿厅，一个大天井，一条带檐的走廊，然后就是厅堂、厢房，一进又一进。

一个张同学，赤卵兄弟，住四条巷19号墙门，二进中一个带二楼的西厢房。有一年，帮张同学裱结婚房间，我在房梁上摸出一个蓝布包。抖掉尘灰，打开蓝布，是一本家谱，如今已忘了家谱姓氏。我懂地方史时，查过，前清时，四条巷住的大多是退居的官绅。

19号墙门的二进，有一座高墙，常年锁门。从这门进去是第三进，通河坊街。也就是说，当年青龙寺巷南侧的墙门，和杭四中宿舍一样，全是四条巷大户人家的后门。记得在这样的墙门中追逐很开心，当我从某家床边穿过时，惊醒的午睡人骂得也含糊，像梦呓。

四条巷的东段，墙门没有西段的气派，但不乏大墙门。其中一个，走进去，快到河坊街时，有一块旷地，有大樟树，在早也许是大户的花园。大跃进时，这旷地办过公共食堂。

  2、台柱

说西河坊街，不得不说当年的清波卫生所（现在叫“院”）。说清波卫生所，不得不说三个人。

当时，杭城有一对余氏兄弟名声极大，都有一手中医治疮毒的绝技，在清波卫生所的，叫余步廉。哪怕患者烂成碗大一个洞的背疽，他几贴药下去，毒去肉长。余步廉是个谦谦君子，在那个将文良恭敬让视作劣等的年代，他显得仁慈长厚。

另一个王郎卿，温文尔雅，他和我父亲曾“下放”劳动过，我父亲总文绉绉叫他“郎卿兄”。王郎卿的中医杭州闻名，他是第一个诊断出我父亲有癌症，悄然告诉我：你老子想吃什么，你就买点给他吃吃。当大医院诊断出我父亲是胃癌晚期时，我并没有大惊。

病倒的父亲还是认准吃王郎卿的中药，虽然没有起色，每次调换几味中药，还是延长了生命。有一次，我背了父亲去清波卫生所，也就近两百米，父亲的胸贴了我背，因为走得快，到王郎卿的诊间时，父亲没了气。王郎卿又是掐神中，又是扎针，大声呼我父亲的名字，他说你不能噶快走的噢！我父亲就这么睁开眼，没有走。

还有一个叫徐涌泉，长得高大，喉咙最响。徐涌泉以中医治跌打损伤出名，候他诊的人，也和余、王一样，要一早挂号排队。那时，萧山人坐15路车赶来，清波门一下车，是一路搀扶问过来的。最立竿见影的，是徐涌泉，他一推拿，一摸捏，不少人腿脚利索走回去了。

邻居当面叫徐涌泉“徐医师”，背后好叫“大力士”，说他见了女人，人都飘了。尤其年轻漂亮就诊的，摸捏起来眼睛也会发光。我见过在家老酒吃饱的徐涌泉，走出门是会眼睛发光摸年轻女人的。当然，他也当玩笑，被摸的人，尤其夏日，坐着被摸了大腿，也是愠怒的。

叫徐涌泉“大力士”，不是没有根据。我在他家楼梯底下，见过大刀长矛一类的冷兵器。堂前的镜框中，有一张大照片，徐涌泉裸露上身，压一块石板，挥大锤的人在敲打。还有一张，他躺了，身上一块厚木板，一辆美式老轿车正从木板上开上去，轿车左右踏板，站着他家大小姐和二小姐。

徐涌泉是江北人，在早，夫妻俩走南闯北耍拳舞刀卖几张跌打损伤的膏药为生。膏药自制，徐涌泉到了清波卫生所上班以后，膏药密不外传，还是在家做。每当这日子，大小姐、二小姐都在忙，空气中全是膏药的气味。

我叫徐涌泉“徐伯伯”，大小姐、二小姐和我平辈。大小姐有个儿子，也就是徐涌泉的孙子，却比我年长，沉默寡言，极少出门。徐涌泉的夫人，我是以她孙子的名，叫“某某奶奶”的。

“大力士”力气有多大，不得知，他晚饭喝了酒，会在家门口凭空喊叫几声。还有，朝走过的狗狠狠扔一凳子（“乱世”时有养草狗的）。徐涌泉最听不得伢儿唱“江北佬背稻草，一背背到横（wang）河桥，擉（zhuo捡）了一把剃头刀，回去割卵泡。”这时候，他往往会借了酒劲，出门大吼，吓唬伢儿。

有一天晚上，不远的邻居夫妻打架，女的下巴脱臼，毛巾捂了嘴，模糊的哭叫过来：“徐爹爹，救救我，我下巴挩（tuo）落的！”我看见她的下巴拉得很长，涎水直直的淌了出来。老杭州好说有趣嘚瑟的人是“下巴挩落”，指的就是这种不能自己。

徐涌泉将毛巾塞进她嘴，说咬牢！（她说我咬不牢啊）咬不牢也要咬！我看见徐涌泉的两只手一左一右抓她上额和下颚，一扳动，只听女人一声惨叫，上颚下颚当即开合自如，利利索索说话了。徐涌泉退休以后，厚道的孙子承继上了班，不晓得他有没有这绝艺。

徐家的西边是旧仁和署路口的人行道，“改开”年初，某日说要盖水果店。这人行道边曾有汽车撞死过摆摊的皮鞋匠，人行道一盖房，伢儿只能走马路，不安全。几个邻居和我一样，都说推翻。第二天，墙又砌起来，晚上再推的时候，来了一辆边三轮摩托车，坐了三个人。

这种边三轮当年“海马”得亨，象征着抓人。车上人大声责问，邻居全吓跑了。我一看，打头的居然是黑龙江一个公社的“插友”。我说了他几句，他们无奈走了。没料到，这“插友”第二天开了边三轮带了人到我厂，找领导。我是一条道认到黑的人，你找，我也往上找。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很无奈的来找我通融，他说这是街道搞的“三产”。我一口回绝，水果店最终没盖成。后来晓得，街道盖水果店是和徐家通过气的，水电都要接的他家。我一搞，两家一直没说过话语，很内疚。

3、乱世

我家和徐家，中间隔了我小姑妈家。我奶奶两女一儿，我父亲最小。小姑妈嫁的是河坊街上的巡官。抗战初起，小姑夫随警署往南撤，小姑妈带伢儿也去了。

警署最终留在寿昌一个山村，因为苦，一听说日本人在杭州不杀人放火了，小姑妈带了一男一女俩伢儿，抱了刚出生的老三，千辛万苦回杭州投奔开茶馆的我奶奶。那时候，上八府的船顺钱塘江下来，六和塔水域是不让进的，还只能停靠南岸萧山。

小姑妈一家在萧山走投无路时，有人叫她“二小姐”。一看，原来是一个常来我家茶馆的黄包车夫。记不得是从刚修好的钱江大桥过的江，还是摆渡，小姑妈一家胆战心惊的到了清波门的残垣门洞。守门的日本兵叽里呱啦一阵问，闪亮的刺刀就过来了，在破被卷上猛刺了几下。

小姑夫后来死在了寿昌，小姑妈和三个孩子在我奶奶家住了下来，她在旧仁和署路口，当年的日本兵营门外，摆水果摊。我表姐说，有一年，有个小日本兵，十八九岁，到我小姑妈水果摊前哭得泪人儿一样，说半生不熟中国话：妈妈，我要走了。表姐当时只有十来岁，到老她都没说清小日本兵究竟怎么一回事？小姑妈死时，正好“文革”烧棺材，我们送她去凤山门外殡仪馆火化。

小姑妈的孙子比我小半年，长得壮实，人称妙瓜，有一帮围了他转的同学，文革初是出了名的“打遍天下”。妙瓜不住校时，在家好练石鼓儿，练哑铃、吊环、拳击、摔跤。妙瓜比我小一辈，就像梁山好汉中的叔侄混成了兄弟，我常跟着瞎混。练武时，虽然比不得妙瓜，我总是咬牙切齿，竭力的撑。

那时候，大家都看不到未来，只认每一段地盘的“好汉”，抱团混。我家那一带，妙瓜的“气场”最盛，远近“好汉”常会找来“切磋”。总是约定在柳浪闻莺，草地上阵势分明的站定。一开始，双方领头的抱一抱拳，问一声：“摔跤？还是拳击？”得到答复后，妙瓜总当我们是三十六天罡了，大手一指：“看中哪个，自己挑。”

这“自己挑”，也就是杭州人说“戥（deng）分量”。糕糊儿早已跃跃欲试，他矮个壮壮，举石鼓儿比妙瓜要狠，摔跤拳击也有一手。有一次，说是摔跤，对方看我单薄，第一个挑我，开个好彩。好在我也练过，勉强支撑了几回，还是输了。妙瓜看出了对方虚实，一出手，几个“拐子”下来，大赢。接下来，“田忌赛马”，两胜一负。

妙瓜为人豪爽，讲义气，每天一帮进，一帮出，不乏“崇拜”他的女生。妙瓜比我早一年去黑龙江，愿意和他一起“赴难”的女生，当时有好几位。那一天送别，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火车开了也没下车，一直坐到上海。当晚，到龙华爬上南下的煤车，停停歇歇，到杭州南星桥火车加水时，天还漆黑。等到天亮，才发现个个一脸煤尘，像非洲人。

4、店家

旧仁和署路口在早有一座宣化桥，桥下是运司河，一度清澈。我奶奶的茶馆就在桥的东边，店匾黑底绿字，阳刻“仙花居茶园”。

（照片来源网上）

民国以前，走宣化桥的人，有去北面杭州府衙门打官司的。赢了，心疼耗去银子。输了，屁股吃了板子。无论输赢，过桥时都会生出懊丧，宣化桥由此叫了“懊来桥”，周作人在日记中也写过。

杭州府，还有仁和县署、钱塘县署是连在一起的。往东，是府官学、省学政署、省布政使署（藩司）。还有，布政使署从属的西都司卫、东都司卫、西公廨、东公廨。

这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在如今的旧仁和署路北侧，有一个“文化广场”。直到清末，张鉽的《杭都杂咏》还说：“祭赛年年不待招，踏歌人盼净因桥。我今欲去还留在，安得良朋乐此宵。”净因桥是宣化桥的老名字，商铺酒楼、烟馆茶肆、说书唱曲、卜卦要饭全聚在此。还引出了“钱塘不管，仁和不受”的杭州话。

六十多年前，店铺依然。一早一晚的排门开闭，呯呯啪啪。清波门外的乡人进城，这一路是第一段商市。几家茶馆，也数“仙花居”有人气。记得我家的烧水炉像一把大茶壶，一人多高，红铜，中间烧火，环壁蓄水。我父亲接掌茶馆后，总站在一方厚木头上，往大茶壶里续水。茶客进门，红茶绿茶花茶都提前按量备在一只只铁皮小茶斟中，哪怕外来生人，也不会减量少一撮茶叶。

从我家往东到劳动路口，有碗盏店、缝纫店、柴店、车行店、糕团店、馒头店、杂货店等。街对面，有两家酱园店，还有饭店、米店（后改为红星食堂、照相器材厂）、黑白作坊。有一家酱园店单间门面，老板姓钱，“┙”型柜台占了大半。这店正朝了旧仁和署路的风口，大冬天，近视的钱老板总会鼻头贴了报纸一行一行的看。我父亲好说：清水鼻头涕擦报纸嘞！

钱记酱园店不大，后堂也有加工酱菜的甏缸。双插瓜、腐乳一类，由大店配送。双插瓜与一般酱瓜儿不同，双插瓜用刚摘的乳黄瓜，略晒，插进“坐子”里制成。“坐子”就是制作豆瓣酱后的汁水，有来不及发酵的酱豆。按后来说法，“坐子”的氨基酸比例极高，双插瓜也极鲜。

老买主都要提前预定双插瓜的，瓜一到，钱老板会一斤一斤用荷叶包好，上覆一张红纸，放货架上恭候买主来拿。有一年，家住在荷花池头景云里的年轻画家潘天寿，要预定十斤双插瓜。他和钱老板说，一时拿不出定金，先押一卷画作。

东面柴店的驼背我印象最深，个子不高，驼峰很大，总在齐高的墩头上劈柴。他家是东阳人，钱塘江北来的运柴船应该有送他店的。驼背闲时连说带笑常和伢儿瞎扯，自信与口才往往让他忘了痼疾。四条巷也有一个驼背，说法精通，精神抖擞，后来还成了街道办事处管“知青”的小头儿。

5、大水

民国初时，旧仁和署内驻过军队，有“陆军同袍社”组织。“同袍社”这名字，根深蒂固的留了下来。1936年，运司河填没，往北拐去的一段，也成了劳动路。

  在早，吴山上的山水下来，比现在大得多，猛得狠，都从水沟巷的沟壑中流进运司河。水沟巷有一溜的大青石板，到了雨季，山水在青石板下淙淙流响。明《万历钱塘志》说，有一年水沟巷的石板突然动了，众人撬开石板，有一只“大如车轮，红白龟头”的巨鳖。肉店倌聪明，用挂肉的钩，钓了起来。

  运司河填了，劳动路建了地下水道。一到雨季，水沟巷的山水流到劳动路人行道下，有浩浩荡荡的声音，往北去了浣纱河。河坊街改名勤俭路以后，浣纱河又填了，成了防空洞。每到暴雨，吴山下来的洪水，没了出路，西河坊街涨成了大河。

  我家住在楼上，楼下一个厨房，涨大水时，我家的黄猫总会急挠楼上的房门。我们起来，赶紧将煤饼搬到高处。住在一楼的倒大霉了，大水翻滚着山上的黄浊泥土，带着清波菜场冲来的茄子、冬瓜，还有毛厕涌起的粪便，迂回旋转。不少人站在家门口，对着马路，捶胸顿足地喊汽车，“开得慢一点！开得慢一点！”车轮翻起的水，还是直扑那些挡着的门板、正拿着脸盆向外泼水的人家。

     2000年，西河坊街拓宽，当时第一个工程，是铺设地下泄洪管道。二十几米宽，几米深的大沟，连宣化桥的木桩址都挖出来了，还有二十两、五十两的银锭。《都市快报》头版惊呼：河坊街原来有河的啊！这应该是外来小记者写的。

  拓宽西河坊街时，说是路北不建商品房了，各家没有二话，搬迁到了城北德胜、三塘。几年以后，路北又建商品房了，我家曾经的413号门牌，赫然“出世”，房价是安置房的二十几倍。这时的东河坊街，借了南宋地名，改成了“清河坊”仿古街。相比，靠近西湖的西河坊街，更是静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