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杂的债务：正义与自由秩序的危机  作者：Meera Sabaratnam，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 研究兴趣为世界政治中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Mark Laffey，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国际关系学副教授，研究兴趣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社会学及后殖民主义方法论。 来源：Meera Sabaratnam and Mark Laffey "Complex indebtedness: justice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9, No. 1, 2023, pp. 161-180. 导读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是许多人对当代国际体系的认定。它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受法治、国际制度与机构、国家间平等的主权及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人权等规范的约束。从本质与结果两个层面来看，这一国际秩序为世界政治中正义的象征。 然而，如果要讨论国际秩序与正义的联系，对认识正义（epistemic justice, 指对过去的公正解释）及历史正义（historical justice, 指承认和修正对过去的伤害，特别为植根于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伤害）的理解必不可少。但这两种正义都违背了LIO的自我表述，即“一个拥有更多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将更加和平、繁荣和尊重人权”。这种说法的逻辑取决于“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这一特征，可事实是，它误解了国际秩序的运作，即"国际的关系结构"，也就是使国际体系凝聚在一起的关联性质和组织。如果把重点放在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上，将国际关系理解为原则上是一致的、合作的、互利的和普遍的，并且以相互依赖为基础，从全球南方的角度来看，这就是对国际关系及国际秩序的一种不完整和误导性的描述，并阻碍了特殊类型的正义诉求。 因此，本文基于全球南方国家对历史和认识上的正义的长期追求，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以理解当今的国际关系结构。这一框架表明，国际关系秩序是以等级化与不对称的“复杂的债务” （complex indebtedness）形式为中心，这同时也是政体间关系形成的关键要素之一。它对历史记录进行了重新权衡，以囊括在LIO的描述中基本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帝国主义暴力、榨取和剥夺形式，这些帝国主义债务的形成创造了特殊的国际关系秩序。 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误解 观念： 自由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设想源自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它规定了公民和国家之间各自制约性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设想1）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主义；2）只发生在既定的边界及其范围内的人口；以及3）只存在公共领域，而私人领域受与财产相关的原则管理。 然而，与设想中的平等主义相反，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在界定人的等级制度并使之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作用通过种族化和性别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在产权和主权方面。其次，自由主义总是关乎“国际领域的管理和重新组织”及那些可以“通过促进自由来管理的人和必须以其他方式管理的人”，这两类人之间通常具有不对称关系。此外，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关注的是政治扩张的关系，包括征服的理由、领土的获得、企业的自由等等，而不是在商定的边界内对预先确定的人口进行内部组织，这种意识形态框架否认或消除了不平等的暴力与剥削的形式，即历史和认识上的不公正。这表明，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社会契约想象系统地抹去、否认或压制了历史的真实性，产生了维护社会特权形式的效果，从而偏离了在这些方面对正义的诉求。 国际制度与机构： 自由主义国家通常被认为位于独立的领土上，有民族历史，涉及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以及以内部制衡为特征的民主政府。但当今主要的自由主义国家仍在通过等级化和排斥的关系运作，如压制选举权和系统的种族歧视。自由主义的司法机构非但没有限制这些做法，反而经常支持国家制度和享有特权的前帝国定居者公民在这些问题上不受惩罚，从而加强了国家内部构成性的等级政治关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剥夺或暴力，并通过宪法使较贫穷的白人公民依然能创造财富、拥有土地、建立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 这让国际机构的建立和目的，及它们所体现的关系的传统叙述受到了挑战。国际机构不再被视为在国际法面前平等的、能让国家间互惠合作的功能空间，而是维护各种被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与帝国主义相联系。实际上，作为LIO核心的国际机构产生了不同形式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如在核问题与维和行动中体现的种族主义倾向。旨在产生互惠合作形式和共同的法律和规范框架的国际机构，反而维护了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们所说的在制度意义上不应该存在的等级制度，而他们依然坚称所谓的国际合作的互惠互利性质。 相互依存： 自由主义深入人心，部分原因是LIO中政治和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特征。这个概念被用来证明跨国公司作为利益相关者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创造压力来协调财政、贸易和投资规则以深化经济一体化。但这种一体化也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采掘动力，其基础是高度不平等的贸易条件、对劳工的剥削、大宗商品开采和随之而来的环境退化、资本外逃等。 在通过自由主义制度与机构促进相互依存的界限内，这种合作往往更狭隘地用于保护类帝国主义的偏好、垄断、知识产权和公司资产等系统，而不是真正地开放世界经济。虽然自由主义自诩此类合作为普世的、进步的和互利的，但从全球南方来看，它们是维持等级制度、剥削模式和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进行剥夺的核心，即过去和现存的等级、不对称、剥夺和剥削关系。 国际秩序：复杂的债务 如果以全球南方对历史和认识正义的不同诉求为出发点，则可以强调在全球南北之间，政府、文化制度与机构、公司和人民间的等级关系如何造成了持续的多尺度和多形态的不公正问题。“复杂的债务”这一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结构的另一种解释，是全球政治中关于秩序与正义的复杂关系的核心。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系统中正式承认的债务结构，如南方向北方借贷的主权债务，还包括帝国主义实践通过暴力占有所产生的未被承认的债务，从而将债务和义务被承认的过程视为国际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领域。更简单地说，在一个复杂的债务体系中，关键的政治问题是：“谁欠谁什么，为什么？” 本文提出以下四个见解： 1）交换及其附带的义务在历史上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核心，货币一直是某些国家解决此类债务的一种手段； 2）资本主义下的现代国策主要关注的是创造永久性公共债务的能力，以便为在国内和殖民背景下的战争和国家建设提供资金，从而保护私人债权人的权力及货币价值； 3）在当今世界，通过金融化和创造债务，而不是通过实物贸易的财富积累，构成了全球经济体系在货币价值方面的绝对基础，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政治监管问题； 4）负债的状况（在道德和金融方面）对全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债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服从和控制关系。 在帝国债务的形成中，帝国利用债务创造和行使权力并攫取资本与利益，耗尽了政体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一债务结构仍旧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随着霸权一起发展。按照帝国统治下的贸易条件和货币购买进口能源、武器和制成品的需要继续存在，对廉价出口的商品生产的垄断性“优惠贸易安排”也是如此。借款是由可感知的信用度决定的，这意味着新独立的国家只能以比其前统治者高得多的利率借款。这些因素，随着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和 1980 年代初的 “沃尔克冲击”，反过来又产生了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对此，1970 年代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采用了包括以优惠利率向国际金融机构大量借款，紧缩计划（结构调整），保护精英财产和金融机构免受再分配意图的监管措施，并限制对公共资源和决策的民主控制在内的补救措施。这些机制，特别是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已成为世界政治治理的特点，并与对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解释长期交织在一起。但这些援助既是对全球南方的馈赠，也是一种道德债务。对债务条款的控制允许抹杀、否认或压制对抗性的历史正义伸张，只要它们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权威的、适当的或适时的。 作为一个替代框架，“复杂的债务”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理解是，其相关性是由帝国的历史、种族化的分化和不平等的制度与机构所形成的。因此，这些关系和网络是分等级的和不对称的，通过各个宗主国中心、机制、货币、话语和利益进行调解。复杂的债务所确定的是一种道德和物质义务和权利的配置（即债务配置），它倾向于将权力和财富重新分配给那些最能维护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信用的人，而远离那些政治和经济权利更值得怀疑的人。所以政治是关于创造和执行某些种类的债务/义务的权力，它同时否认或压制了其他债务/义务。就这些关系的运作而言，在强迫和同意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而就合同的确立来看，债务总是有着“自愿”的名义，但实质上，较贫困的债务人往往认为除了借款别无选择，也不能控制借款条件。这种债务关系是一种霸权秩序的形式：它们是由权力构成的，这种权力至少可以被理解为是强制的、制度化的、结构性的和有效益的。 复杂的债务：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LIO的支持者一直清楚地意识到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LIO维持秩序和带来正义的信心。通过“复杂债务”的框架来研究该秩序的一些当代挑战/危机症状，有助于我们对正在被主张和争论的关于债务、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位。这些包括：1) 全球范围的种族正义运动；2) 白人民族主义；3) 南南合作。前两者被认为是自由社会中 "共识的终结"的症状，而后者则是西方统治结束的地缘政治表现。 争取种族正义的运动包括一系列从认识论到物质的广泛要求。这些运动不仅仅是关于歧视和暴力的经验，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寻求承认发达社会和机构所欠下的未被承认的道德、政治和财政债务。这些债务要求最容易在赔偿要求中看到，例如加勒比海地区政府和奴隶制运动所计算和要求的赔偿将压迫、暴力、非人化和剥削的历史经验转化为 "可支付 "的债务，这不仅体现在财务上，也体现在政治/象征意义上。这些正义诉求是关于“亏欠”的政治，且与关于行为者试图重塑忽视或压制这些要求的政治和话语环境息息相关。 显而易见的是，在北大西洋地区，这一运动受到了“白人浪潮”的反扑，其核心是强烈地重申种族化的民族共同体表达怨恨（如“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帝国主义的影响持积极看法，对非白人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敌对和暴力反应及对那些敦促种族正义的人的抱怨，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自信普遍崩溃的恐惧。通过复杂债务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反刍现象，它表达的是一种丧失了帝国和种族化权利的物质享受、无可置疑的政治统治和全球霸权的感觉。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地，特别是全球北方的大多数家庭都经历了长期压制工资、紧缩和家庭债务水平的激增。因此，后帝国时代的权利和白人的危机被嵌入并重新出现在更广泛和相关的债务危机中，威胁着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这些权利曾使特定群体不成比例地受益，而他们现在则害怕失去这种地位。 这一对LIO危机的理解与“南南合作”的广泛现象相关，即出现了由七国集团/全球北方以外的国家发起、资助和组织的合作，特别是金融合作。这种合作现在还包括金砖国家合作（BRICS）和“一带一路”倡议，及各种南方社会和文化交流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们代表着南方国家政府出现了替代性和实质性的信贷额度，希望在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多边贷款对公共开支和借贷所设条件的情况下发展基础设施。通过复杂的债务关系来理解，南南合作逐渐地削弱了北方历史上的金融机构对信贷和债务的垄断，并要求通过它所控制的多边制度与机构来引导发展优先事项和合作，以获得大量资金，即削弱历史上的帝国债务形成。它直接确定了处于长期负债状态的南方参与者的关键利害关系，以及这些情况导致的对治理和政策的挑战。 结论 本文介绍的三个简单例子表明，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政治权力是如何通过债务和义务的框架（包括金融和道德两个维度）施加的。所谓的LIO危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系列不同的正义呼声，包括认识正义和历史正义。长期以来，该秩序以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解释自己，并且能够相应地实现正义,然而这是十分片面的。“复杂的债务”这个概念框架不仅能更好地理解目前针对LIO提出的正义要求，还能更合理地解释它们的起源、相互联系以及多尺度和多形态的特点。正义作为一项规范性原则和一套制度安排，与它所处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秩序）是不可分割的。通过正视债务这个政治参数，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在现在和未来处理对正义的要求。 词汇积累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IO 认识正义 epistemic justice 历史正义 history justice 复杂的债务关系 complex indebtedness 种族隔离 apartheid 译者：周谷子，国政学人编译员，曼彻斯特大学和平与冲突专业，研究兴趣为和平与冲突及安全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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