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原丨书院之学、科举之学的弊端

《宋史》（四三四）《陆九渊传》，载九渊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听者至为过下，朱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之病：然徒重于讲，何益之足云？

盖南宋之时，国难愈益。士子之持敬持静，亦愈甚。而书院乃益发达。《续通考》（卷五十）云：“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书院之建。所在有之。宁宗开禧中，衡山有南岳书院，掌教有田，育士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嘉定中，涪州有北岩书院，至理宗时尤夥。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平书院。……”（余不录）

平情论之，设书院以济科举之穷，官学之敝，其意不可厚非。独憾其与道学一齐发达，无非僧侣习静之所，竟标圣贤绝学之名。时势愈急，而所教于儒子者，愈空静而无用。故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下，稗海本)云：“尝闻乡曲沈子固先生云，道学之党，名起于元祐（哲宗），盛于淳熙。其徒甚盛，蟠结其间，假此以惑世者，真可以吹枯嘘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阔阃捍边者，则目为麄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吏事者，侧目为俗吏。盖其所读书，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西铭》及《语录》之类。自诡为绝学，首正心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州为县，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或道统诸贤之祠。”

网友感叹，中国文化发展出的主静之学，以书院牢笼学子，以科举无用之学魅惑学子，全让他们静静地浪费生命。尤其是宋代以后，在科举制下，人人被驯化为奴才，多不能应事。实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运用，人人读无用书，主无用之静，名为儒，实似佛老。今人多以之为荣，实过耳。中国所缺者，干之学也，非讲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