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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读者都知道，以色列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国，似乎这是当时美国一手造成的，而实际上，在建立以色列之前，犹太人就一直在觊觎着这块土地，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一直在渗透进入巴勒斯坦， 通过购买土地等各种方式将原著民不断地赶走，而原著民也被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断地失去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等到梦醒时分，这一切已经晚了。
以色列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也并非一朝一夕能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氛围早在1917年那划时代的事件之前就已存在。 1918年，这里的人口包括穆斯林51.2万人，犹太人6.6万人和基督徒6.1万人。阿拉伯人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在农村，贝都因部落仍居无定所，并且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 耶路撒冷仍由富裕的贵族家庭如侯赛因家族、哈立迪家族等主导。 1918年年底，有大约1.5万名犹太新移民生活在构成“新”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45个乡村定居点莫沙夫中，与人口多达5万的“老”伊舒夫泾渭分明。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清楚地知道犹太人的存在，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对任何人来说，犹太人都自记事起就是风土的一部分。
在过去的19世纪中，德系犹太人依靠慈善捐款“哈鲁卡”来巴勒斯坦学习和祈祷，他们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和萨法德等圣城哀悼着圣殿的毁灭，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 他们大多是俄国或东欧国家的人。大部分犹太人是在1840年奥斯曼帝国击败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的反叛军后来到此地的； 小部分是本地出生的塞法迪或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和远至中亚的也门、布哈拉。 许多人说阿拉伯语语。他们的身份不是属于任何意义上的其他国家的。多数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更真实身份是属于宗教性。 当时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还能够和平相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宗教自治系统之下，这些团体按照各自的传统生活，同时受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
而他们也能接受地位和税收方面存在不平等，在混居区内也是彼此相互宽容。 在耶路撒冷德系犹太人占比最多，他们使用的是巴勒斯坦当地的意第绪语，即俄国“栅栏区”（犹太人集中定居区）的方言。 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在文化上，似乎更接近穆斯林教徒，而不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占雅法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海法最严重的摩擦只是邻里常有的那种小摩擦。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几年里，欧洲国家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建立了领事馆，部分原因是要应付基督教朝圣者和越来越多的传教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70年法国一家在整个中东兴办犹太中小学的慈善机构“以色列人联盟”在雅法附近创办了“以色希望农业学校”
1878年，来自拥挤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德系犹太人在雅法附近的沿海平原上建立了佩塔提克瓦定居点，这片土地是从一个阿拉伯村庄那里获得的。这一举动结合了对“以色列地”的神圣传统信仰和重视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再生价值的现代观念， “以此制造一种对丰饶土地上的农耕生活的感伤怀念”。 由于生活艰辛，此处一度被弃置，后来才重新建设起来。 1882年，俄罗斯帝国爆发大规模屠犹事件，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也随之展开。第一批定居者自称爱锡安者，这群体网络一直立志在巴勒斯坦建构犹太民族生活。而且他们前所未有地使用了正在复兴的希伯来语而非意第绪语。 当时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面临奥斯曼当局的反对。只不过政府的低效、腐败帮他们排除了障碍，外国国籍带来的好处，特别是“领事裁判权”制度下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们的介入，也帮了他们的忙。各种行贿都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定居者与曾经的佃户之间因界限划分产生了矛盾。缺席所有者抛售土地，导致曾为他们工作的佃户无以为生。关于收割和放牧权的纠纷随处可见。 从一开始双方的身份和地位相差悬殊，一群阿拉伯农民该如何跟犹太富商打交道？ 1891年6月，阿拉伯人敦促犹太人结束移民和土地采购——这些要求贯穿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但一些阿拉伯显要仍将土地卖给犹太人，这个问题在当时远不如几年后那么敏感。 创立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一窍不通。他对犹太人家园的追求是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和它揭示的令人震惊的反犹主义证据出现之后萌生的。 1896年，他的经典作品《犹太国》问世，该书站在犹太人的角度，认为巴勒斯坦是“我们自古以来令人难忘的故乡”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家园。那时，拜“爱锡安者”所赐，巴勒斯坦已经有18个新定居点了。差不多同一时间，奥斯曼当局指派了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审查土地采购，在随后的几年中有效地终止了土地交易。 1898年8月，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位名为利奥·莫茨金的代表明确提出不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 “我们在大片土地上往往能见到大规模的阿拉伯村庄，而且阿拉伯人占据了我们最肥沃的地区，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两个多月后，赫茨尔本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这片土地，恰与威廉皇帝同时到访，但他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阿拉伯人。 耶路撒冷前市长优素福·迪亚·哈立迪写了一封信，给创立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哈立迪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有历史性权利，他但表示他们应该在别处寻找无人居住的土地。“以上帝的名义，”哈立迪发出恳求： “请放过巴勒斯坦吧。” 赫茨尔则回复哈立迪说犹太复国主义无意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相反，该地的非犹太人只会因犹太人的财富而致富。 赫茨尔的观念至少是始终如一颂扬犹太拓荒者带来的好处。 奥斯曼帝国拿撒勒市市长舒凯里·阿萨利，公开反对贝鲁特的土地缺席所有者伊莱亚斯·瑟索克把阿富拉的土地卖给犹太民族基金会。 1911年秋，市长阿萨利尽管拒绝执行这条驱逐令，但是，当地的阿拉伯农民还是被无情地赶走了，这也为建立马哈维亚犹太定居点铺平了道路。 此时，已经无法从实际上阻止犹太人的入住，才有了后续以色列的建国，和今天的中东局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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