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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日基: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和衰败

 lixj1028 2023-06-22 发布于天津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产生背景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产生,是从1933年国民党军第一师到达陇南后开始的。但为了说明胡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个集团的原因,首先还要谈谈胡当上第一师师长以前的一些事情。

一般人只知道胡之所以能形成一个军事集团,是由于他是黄埔军校一期和浙江人,又同特务头子戴笠勾结的结果,却不知道除此以外,他能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还是一个重要原因。胡宗南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胡公冕的营里当排长,后经胡公冕的保荐很快就当了连长和副营长。胡公冕升任团长后,胡宗南也接着当上了营长。不久又升任副团长。胡公冕当上团长后,那个团的官兵在他的艰苦朴素和勇敢善战作风感召下,纪律严明,常打胜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胡公冕因系共产党员,离开了部队,胡宗南就当上了这个团的团长,并以这个团为骨干,扩编为第二十二师,胡升任了师长,为他后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打下了基础。

黄埔军校毕业学生当师长胡宗南是第一个。提倡“廉洁勇敢、忠实勤劳”,以此获得上级信任,他并在别的师都不发饷的情况下,又将发伙食费的余款分等级给官兵一点借支。这样一来,就取得官兵的拥护。不久,胡在徐州附近与奉军作战,友邻部队被敌击溃,纷纷败退下来,危急情况下,胡师第六十五团团长程式主动率领全团跑步增援,打退敌人,转入进攻,程式团长因此阵亡。蒋介石把转败为胜的功劳记在胡宗南的头上,对胡更加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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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冬,全国军队整编,胡宗南的第二十二师缩编为第一师的第二旅,这时师长是刘峙,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是徐庭瑶,第二旅旅长为胡宗南,第三旅旅长是唐俊德。旅长中论资格徐、唐都是刘峙的保定同学,胡宗南在整编前虽当了几天师长,但在保定生面前,究竟还是处于后进地位。蒋介石为了培养自己的学生,挖空心思,在人事安排上打主意。第一师的黄埔学生,善于体会蒋介石的心思,由胡宗南带头散布流言说,“保定生思想落伍,生活腐化,刘峙庸碌无能,徐庭瑶是伙夫头,唐俊德有军阀作风”等。这就造成了全师干部轻视刘峙和徐庭瑶、唐俊德的心理。

1929年春在徐州九里山训练时,刘峙于前些时带了一批干部到郑州开封参观西北军后,机械地搬用冯玉祥的一些练兵方法,如要部队学西北军的打拳劈刀、刺花枪、跳木马等,更惹起干部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刘还要求部队像西北军那样要一律剃光头打绑腿穿布鞋,这一套外表朴素形式,又与年轻爱漂亮的黄埔学生的心理相违背。再则,刘峙对部队讲话时学西北军先喊口号再问十不怕,成了死板公式,加之每次讲话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啰唆半天,除了什么所谓军纪风纪礼节服装整齐外,别无什么思想内容。这又使好高骛远、标新立异的黄埔学生厌恶。

胡宗南对刘峙的上述要求,根本不执行。他照旧留长发,穿高跟皮鞋。这虽是为了把自己这个“矮子”打扮得高些,但影响所及,更增加了干部对刘峙的藐视。胡每月对干部作一到两次的精神讲话,既不像刘峙那样喊口号、提问答,又不那样啰唆。他讲话的总题目是:《我们的修养》。详细内容记不清楚,其中有几个细目如下:“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顶天立地,正大光明。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不食嗟来食,不饮盗泉水,不息恶木荫,为主义而生,为主义而死,继承宪烈遗志,完成革命大业”等。这些话本来不是什么新的创见,全是人云亦云的,但由胡口里说出,却使人听到有花样翻新的感觉。因此黄埔学生都希望胡当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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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冬,唐生智通电讨蒋,第一师的黄埔学生团长们联名向蒋介石告密说:“唐俊德与唐生智勾结,阴谋叛变。”蒋介石即撤去唐的旅长职务,并令押解南京法办。1930年中原混战时,刘峙任陇海路方面的总指挥兼第一师师长,徐庭瑶是代理师长。6月间,徐被炮弹片炸伤,离师就医,胡暂代师长职务。不久徐伤愈出院,蒋把他调到别的部队,不让其回第一师。10月,战事结束,刘峙调任河南省主席,胡宗南就顺利地当上了第一师师长。

胡宗南一向看不起刘峙,本文前面已提到一些事实。胡当上第一师师长后,总想摆脱刘峙,独创局面。1931年秋,第一师由河南调江西,从分宜县向吉安前进,准备参加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因九一八事变,又中途折回河南。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胡又乘机请求参加对日作战。3月,第一师开到常州附近集结。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进,第一师跟踪追击,年底到达汉中。1933年春由汉中调到陇南。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形成

一向被所谓杂牌军和地方武力割据的大西北,对蒋政权从来就是阳奉阴违的。如何改变这个局面,把西北各省直接控制于嫡系势力之下,乃是蒋介石多年筹划的。第一师驻陇南后,正是蒋介石统治西北所播下的一粒种子。蒋对胡部加强培训,期望胡部迅速壮大。加之甘肃省主席邵力子,既是蒋的心腹,又与胡是同乡兼师生关系,因之在陇南行政、财政和人事上都给胡以极大的权利和方便。胡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面整军经武,扩充实力;一面抓取地方政权,扩大政治影响。其具体措施如下。

(1)成立多种多样的训练班,培养党政军民的个人干部,如天水军官训练班、地政人员训练班、党务人员训练班、民团干部训练班、警察干部训练班,以及无线电工作人员训练班、译电人员训练班,后又把这两个班合称为通讯人员训练班。

(2)成立“互助会”,干部每月扣薪金2%至8%,作为互助金。又规定所属各级主官不要开除士兵,对干部不能随意撤职,即使撤职,也不让离开,一律派人送到师部招待所,听候另用,在住所期间,供给食宿和少许零花钱,这笔费用,由互助金开支。在旧社会的军队里,干部被撤职后,向来无人过问,不管他们死活,胡的这一规定,在笼络人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3)积极开展欺骗宣传和文体活动,制造一种迷惑人的新气氛。例如:举办四开的《陇南日报》(先石印后改铅印);组建体育委员会制定出各单位、各类球赛的时间;规定团、师部组建业余话剧团,每次纪念周后,作简短的演出,定期举行陇南运动会,举行射击比赛及士兵游戏和唱歌比赛。

(4)收编土匪,分化友军,扩充部队。例如:先后收编陇南土匪张俊耀,川北土匪朱冕群,对驻在泸州的鲁大昌部表面信使往来以示友好,暗中与鲁部旅长蒋云台等勾勾搭搭,把第一师骑兵连扩充成团,并成立西北补充旅。

上述措施,胡都称心如意地付诸实施,因而陇南党政军民成为他的一统天下。旧社会的惯例,大权在握,大名随之,吹拍之流,钻营之辈,交相替胡瞎吹瞎捧。因此,社会上一部分人公认胡是黄埔学生首领,是了不起的人物。当时陇南交通很不方便,既无火车,也无汽车,但很多黄埔军校的失业学生,愿意长途跋涉到陇南向胡讨官当。胡对外来同学的态度总的说来是“不信不用”,但对付的手段有所不同,如系黄埔同学会介绍来的,即委以闲职,长期不用,让其自动离开;如系自动投奔的,一律不用,送给旅费了事。胡宗南认为“凡失业者都不是人才,是人才者绝不会失业”。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实际是提拔自己的奴才,好成为个人宗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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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在发展壮大自己军事集团中遭遇到两件失望和伤心事情。

一是1934年春末夏初,孙殿英拿着蒋介石委任的“西北屯垦司令”的头衔率所部由绥远向宁夏节节进逼,蒋密令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拒孙入境。马怕自己力量不够,向蒋请援,蒋令胡宗南酌派部队相机援助。胡借此机会企图扩充地盘,把宁夏占为己有,乃派副师长彭进之率袁朴旅及大批干部执行这一任务。彭进之出发后,预料孙、马相争,决非一时所能决出胜负的,乃故意延缓行军速度,妄想让孙、马互相火并,造成两败俱伤,来个“一网打尽”取而代之。不料马鸿逵用全力拼老命,不待彭进之到达即很快在磴口、石嘴子附近击败孙殿英。彭进之到后形势已定,没有下手机会。心怀阴谋而来的彭进之一无所获,使胡大失所望。因此胡对彭更为不满,所以尽管后来部队发展的很多,但彭最终离开了胡集团。

二是在陇南整军经武了两年多的胡宗南,又在蒋介石增调部队归其指挥的情况下,满以为在川陕边、陕甘边堵截红军北上和歼灭红军于草地的任务是很有把握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自己部队反被红军整师、整旅、整团、整营地歼灭。胡只得痛惜损失惨重。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发展,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胡利用抗战名义,大肆成立新的部队和吞并友军,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而壮大起来。

1937年下半年,上海抗战时,胡即开始成立四个预备师(番号是:预备第一、第三、第七、第八师)。这些师是分别在湖南、陕西、河南招集新兵组成的,其装备都是很好的全新武器,后来都改为正式番号。1939年前后,胡又成立了四个新编师(番号是:新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这些师有的是陕西民团改编的,有的是土匪收编的,还有几个暂编师,现只记得暂编十五师师长刘宗宽后来被胡撤职法办改派康庄接任,其余记不起来。

被胡吞并的友军主要是陕西杨虎城、冯钦哉和甘肃鲁大昌等部队,此外还有江西赖世璜所属的第一六七师赵锡光部、湖南的陶峙岳部、云南的周体仁部以及一部分中央嫡系部队在上海作战时归胡指挥带到西北的,如第六十一师钟松部和军校教导总队改编为第四十六师的桂永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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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吞并友军的手法一贯是偷梁换柱和明升暗降交替使用,这是尽人皆知的。所以,凡是拨归他指挥的部队,都怕他这一手,凡有路可走的都设法离开了他。例如,第七十一军在1938年曾一度编在胡集团里,该军师长胡家骥、李志鹏等在灵宝澡堂洗澡的闲谈中,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害怕心理。他俩互相约定,不受胡的分化和收买。所以后来胡把他俩调到第七分校兼任总队长时,仍没有被胡拉去。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编入胡集团时,胡就保升该军军长宋希濂为胡的副职,并仍兼军长。为了表示热烈欢迎,在宋就职时,胡特意把各部的师、团长叫到西安小雁塔参加就职典礼并摄影留念,还将这些照片洗印发至团。尽管如此,宋还是托病赴成都以就医为名,向蒋介石活动,不久终于把部队拉走了。也有的准备拉走,却被胡吃掉。例如,任陇东碉堡线防守的第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同陈诚是保定同学,曾活动想离开胡宗南投靠陈诚,陈也答应调他师到重庆去的。此事被胡知道,不待蒋介石批准,他就把韩锡侯同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祺对调了。又为了安定人心,不久把韩锡侯调升为第一军军长,旋又调升副总司令的闲职。当时胡的心腹许良玉对我说(那时许接第七十八师师长,我是第七十八师参谋长):“为了第九十七师,我们不惜付出重大的代价。”至于无路可走的,只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听胡摆布。例如,首先被吞并的第一六七师师长赵锡光和后来被吞并的第三军军长周体仁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胡在迅速发展中对人事方面,一改在天水时对外来同学“不信不用”的态度,大量吸收陆军大学毕业生。吸收的方法是由他先后派到陆大受训的心腹如侯声、程开椿等,暗中考察哪些人对胡信任,又系所谓优秀者,秘密开具名单向胡报告。经胡同意后,进一步拉拢,逢年过节,请吃饭送钱送东西,并讲好价钱当什么官位。这些被拉者就互相吹嘘胡如何革命,如何重用人才。到毕业前,胡即向蒋介石指名要调哪些人,并加倍送旅费送飞机票,使人感到胡与他人不同,对胡产生好感。到胡集团后的陆大生,起先有的任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有的任副长官部副参谋长和各处处长,有的任七分校总队长,经过一段时间后,有的任师长,如盛文、李昆岗、刘宗宽、沈策、何奇、薛敏泉等。这样一来,原来在第一师的所谓老部下就不满意了,于是胡放出空气说:“目前任用陆大生,是为将来入阁准备人才的”(这也是许良玉对我说的所谓入阁,即继承蒋介石的意思)。那些老部下经胡这一欺骗,也就不再发议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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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处心积虑吞并友军,成立新军吸收陆大生,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反共,封锁边区,特别是1943年夏准备进攻边区一事可作为突出的例子。那时部队的进攻动作业已完成,只待进攻命令。后因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引起全国人民反对下才被迫停止下来。

抗战开始时,胡只有两个师,不几年就扩充到十几个军,兹就记忆所及把胡的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所辖的军以上的番号录后。

总司令级的有:第三十四集团军、第三十七集团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此外还有三十六集团军因刘戡调重庆被撤销。军一级的有:第一军、第三军、第十六军、第二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二军、第五十七军、第七十六军、第八十军、第九十军、第九十八军等。至于归胡指挥的而没有被吞并的还不在此数内,如第三十军鲁崇义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不属于军的独立单位,如祁连山林替总队,晋南挺进总队,西(安)荆(紫关)警备旅,第七分校教导第一、二、三、四团等名目繁多的单位。

上述各项总计约40万人,其分布地区除陕甘新三省外,还有新三十六师在宁夏占有中卫县,张效成的骑七师,何文鼎的新二十六师在绥远省占有伊克昭盟。1943年前第二十七军和第九十八军在山西省占有陵川县及其附近地区。河南特别是豫西,也一度被胡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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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在八年抗战中,由第一军军长而第十七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长官、第一战区长官。官升四级,拥兵40万,坐镇西北,封锁边区。蒋介石为了掩饰其私心,乃先后用蒋鼎文、朱绍良为招牌,胡在这两块招牌掩护下掌握大西北的一切实权。

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人民在胡的奴役剥削压迫下,忍无可忍,不断举行反胡运动。其中最突出的如陇东人民于1940年夏武装起义抗粮抗丁。胡派第一二三师盛文部和暂十五师康庄部经过半年的时间才镇压下去。在同一时期里,关中地方势力,利用广大人民对胡的反感,发起反胡运动,纷纷向于右任的监察院控告胡宗南。于右任轻描淡写地向蒋介石提了一下,蒋答复说:“宗南能力虽差,但忠实可靠。”于右任也就不了了之。胡因此也曾假惺惺地要求所属做好欺骗人民的军民合作,实际是勾结土豪劣绅压榨人民。另外,进一步拉拢陕西地方势力,在军政各方面找一些陕籍人员来当官,并亲自到关中各有名望的地方豪绅家中去拜访,一起照相并送礼物,一场反胡风浪就这样平静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集团分别向华北和中原发展,李文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沿同蒲路转正太路抢夺华北重镇保定,胡亲率一部抢夺郑州和洛阳。这时胡的势力已由西北扩展到华北和中原。

胡宗南军事集团的衰败

综上所述,胡集团是利用抗战名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而壮大的,这里也应肯定地说,胡集团的衰败是其反人民的历史必然。

抗日战争结束后,胡集团表面上也取消了一些番号,如第八十军军部和所属两个师及西荆警备旅等的裁减,七分校战干第四团的停办。但其实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得以充实和加强。他利用“和谈”和“调处”的时间,积极整训部队。1947年3月,胡集团除在华北、甘肃、新疆、晋南、河南等地的部队外,单用来进攻延安的第一线兵力就投入六个军和一部分炮兵和空军。这六个军是:第一军、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军、第三十六军、第七十六军、第十七军,连控制在第二线的部队(这些部队番号已记不起)共计有20多个师。遭到惨重失败后.蒋介石于1948年初又增调第六十五军李振部、第三十军鲁崇义部、青年军第二○三师归胡指挥,后又成立第一○一军。尽管如此,还是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1949年夏胡部在扶郿战役失败后逃出他坐大的关中,最后于1949年底在四川成都附近被人民解放军将其全部歼灭。一向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成功便成仁”来标榜自己的“西北王”却只身逃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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