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希锐。
昨日端午，有吃粽子的习俗，相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本想借着这个节日，从毛主席的点评视角，聊聊屈原其人，并将两人结合起来写，总结出一些精神内核，落到现实问题上来。
但，尝试写了一些，总感觉立论太空太泛，抓不到重点，删删改改，颇为受挫，不很满意，便搁笔沉思良久。
我觉得毛主席写屈原的那首诗，已经概括得很好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写作就是这样，有思路的时候，文思泉涌，没有思路的时候，硬想往外输出些什么东西，总是显得那么刻意和矫揉造作。这倒不一定是完美主义，更像是自我认知局限和间歇性低迷，所造成的写作上的“行动瘫痪”。愈是想写点什么，愈是写不出来，愈是写不出来，愈是感到焦虑，甚至摆烂了。感到某件事情已经无法向好的方向发展，于是索性干脆不采取任何改进措施加以补救和控制，而是任由其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甚至不想干了。写作也好，平时大家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多方面也罢，都很难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偶尔会有倦怠乏力不想干的时候。但有少数人，则选择稍作休息，迎难而上，最终破局而出。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将多数人称之为普通人，少数人为高手。可以说：
真正的高手，遇到困难，往往并不会摆烂，或者说，初期产生一些负面情绪，而后又能很快调整过来。想着端午节的屈原纪念文章暂无太多思路，整个人又有些“摆烂”，便想着，干脆结合毛主席的奋斗经历，聊聊“摆烂”这个话题吧。类似的话题，其实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跟大家聊过，但再次回顾，细细品读，依旧有不少新的启发收获。当年8月15日，毛泽东和同学乘火车，从长沙来到了北京。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赴法留学，但他成为了这个活动的有力组织者，这锻炼了他的组织管理能力。或许，在他看来，当时更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提升学历，而在于按照自我的想法做事。不留学，不考试，想在北京这个大城市生活下去，那只有一条路：学历不占优，资历尚浅，毛泽东想要在北京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并不容易。所幸，得恩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在馆长李大钊手下工作，当了一名图书馆助理员。虽说收入差距悬殊，但毛泽东却挺满意，毕竟，比起一般人，八块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了，这也承蒙李大钊的特殊关照。同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北大的圈子、组织各种活动、阅读各类书刊、结识志同道合之人，并开始逐渐明确自己接下来要走的道路。后来，为了方便与其他同学的往来相聚，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人，搬进了故宫后面的景山东街。“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
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并非夸大其词，刚入社会的毛泽东等人，兜里确实没几个钱。8个男生只能挤在一张炕上，彼此用体温，来抵御北国的寒冷。更令人糟心的是，他们总共就只有3件大衣，没有办法，只得轮流着穿。尽管这群年轻人生活清苦拮据，还常吃捡来的白菜帮子加盐煮，但毛泽东似乎并未因此而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北漂半年后，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那会儿毛泽东还是待业状态，经过同学周世钊推荐，他成了小学里的一名历史教员。每周6节课，工资依旧不多，但毛泽东并无怨言，他依旧满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一方面，从事一门副业，也在培植一项新的能力，促进自己成长进步。为了响应五四运动，他与何叔衡等人改组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同时还创办了刊物《湘江评论》。做媒体的朋友应该知道，办一份报纸何其不容易，涉及诸多方面。更何况毛泽东办《湘江评论》，多是以他个人之力，俨然那个时代下的“自媒体”。相比现在注册个账号就能发表观点，以前办报纸，可困难得多。毛泽东却顾不上这些，他挥汗如雨、奋笔疾书、思绪万千，常至半夜。“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朋友回忆）办报如此繁杂艰难，劳力劳心，一般人估计早就选择放弃了，但毛泽东依旧咬牙坚持下来。创刊号印了两千份，立刻被卖完了，只得加印，依旧供不应求。据说，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日后会走上革命道路，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了《湘江评论》的直接影响。《湘江评论》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湖南省内，甚至还火到了省外，遍及全国。“《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但好的势头没过多久，《湘江评论》便遭到了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封。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关于驱张的稿件、呈文、通电、宣言等，并发往各大主流报刊媒体发表。毛泽东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报纸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后续的一些事情，让毛泽东彻底认识到，自己曾经温和改良的路子，是行不通的。于是，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把目光开始转向并聚焦到经历了十月革命的俄国。
一方面，是和朋友创办文化书社。毛泽东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书社的社址。他还从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吸收各类马列译著、刊物，并将这里逐渐打造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一方面，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组建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又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去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赴俄留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
“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新民学会应该）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1920年12月底，毛泽东收到好友蔡和森的来信。蔡和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表态是如此的明确和坚决，对于那时候的毛泽东来说，确实少见。“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何必总陷于一片泥土。——尼采”
即便是伟人，也和普通人一样，难免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打击。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坚持一阵子，但鲜有人能忍受长时间的曲折往复。尤其是漫漫长夜，黎明将至未至的时候，人最容易放弃崩溃，走极端。我们可能做不到像毛主席那样强大，那样厉害，能够“乱石飞渡仍从容”、“而今迈步从头越”，但至少，我们能从他的经历中，获得一些鼓舞，收获一些启发。路不是等靠要来的，不是空想得来的，而是自己通过不断地试错，甚至经过许多纠结痛苦，蹚出来的。“实际上你会从中穿过，穿过猛烈的沙尘暴，穿过形而上的、象征性的沙尘暴。
但是，它既是形而上的、象征性的，同时又将如千万把剃须刀锋利地割裂你的血肉之躯。不知有多少人曾在那里流血，你本身也会流血。
温暖的鲜红的血。你将双手接血。那既是你的血，又是别人的血。而沙尘暴偃旗息鼓之时，你恐怕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是如何从中穿过而得以逃生的，甚至它是否已经远去你大概都无从判断。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
从沙尘暴中逃出的你已不再是跨入沙尘暴时的你。是的，这就是所谓沙尘暴的含义。”
——《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
愿我们都能穿越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沙尘暴”，蜕变新生。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