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为何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反叛朝廷的现象？这是一位读者留给御史的问题，如果没有记错，大约在两年前曾写过类似的文章。鉴于清代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御史还是借着这一话题来重新梳理这方面的知识。  说地方政府没有反叛朝廷是不确切的，著名的就有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但三藩之乱的性质与一般的地方政府反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吴三桂等三王不能定义为地方政府，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他们并没有被赋予管理地方行政之责，地方事务还是由巡抚具体负责。只不过三藩凭借手里的兵权颐指气使，侵夺了地方行政大权，最终与朝廷分庭抗礼。 自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做出重大的调整，决意不再分封异姓王（死后追赠的例子还是有的）。此后的雍正、乾隆二朝，又开始对地方封疆大吏的权力进行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削弱地方大员的军权，分散驻军并多层节制地方驻军分为两大系统，八旗驻防兵主要驻扎在重镇要冲，仅东北与直隶是分散驻防。绿营兵则遍设于全国各省，而且在省下分散布设，这与明代的卫所军、镇戍军不同。明代的每一个驻防点，军队比较多，驻防点没有清代这么多。  全国绿营兵数量基本维持在60万人左右，具体到每一个省，人数在二万至四万不等。按照制度，各省绿营军队由总督节制，名义上是各级武官的上司。 “节制”这个词比较隐晦，与“统率”、“领导”有一定的差距，通俗地理解就是在职责范围内有效监督的意思。 不过，总督由于是一把手且握有考核大权，所以提督、总兵等绿营高级将领不得不仰其鼻息，在正常情况下不敢与总督正面对抗，凡有令无敢不从。 统治者似乎也意识到各省总督潜在的风险，所以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总督的权力。一是把各省的军队分散驻扎，并规定总督与提督、总兵不能同驻一城（仅四川总督与四川提督同驻成都），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各个分散的独立小军区，无法形成反叛势力。  二是总督虽是地方最高的军政长官，但朝廷却没有赋予其调兵大权。按照规定，地方军队的动用，必须要上报兵部得到皇帝批准，若非紧急而擅调官军者，处“罢职、发边远充军”。 而一旦朝廷用兵，也往往是临时派遣统帅，战事结束后解职，所以大将军、将军、经略这些都是领兵将帅，不是常设的职官，这也体现了朝廷对地方军权的集权和控制。 第二、严格限制地方财政大权不管干什么前提就是手里得有钱，清代吸取了历史教训，对地方财政掌控甚严。明代时各省赋税有一多半留作地方公用，所以我们发现只要提到明代国库寸银的时候，往往只有几百万两，与清代动辄数千万两形成巨大差异。  清代各省的赋税至少有80%要解到户部，留给地方的钱粮仅能勉强维持开支。关键是这部分钱粮的动用，也得经过户部的严格审核，不管是总督、巡抚还是布政使，如果不请示、不汇报擅自动用各司库钱粮，将依法论斩。 朝廷对地方大员的财权控制有多严格呢？举个例子，按照奏销制度，常例之外，地方各级官员动用三百两左右者，督抚要报户部批，超过五百两就得报皇帝批。 可以说总督在这种限制之下，根本没有任何财政大权，没有了这个大前提，什么招兵买马、笼络人心都是空话，就算勉强拉起了大旗，也维持不了几天。 第三、总督无时无刻都处在监督之中从顺治皇帝开始，就一直对各省总督不放心，但当时主要矛盾还是军事斗争，所以没有腾出手来解决这一问题。  到了康熙朝，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这才把重点放在了行政、民政层面。从康熙中期开始，皇帝陆陆续续派出一些心腹成员到各省充当密探，最典型的就是江南三织造。 三织造打着为皇帝采买衣物、贡品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为了监督江南的地方大员。康熙给予他们密折之权，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有密报递至京师。 雍正以后，奏折制度成为皇帝监视地方督抚的主要手段之一，皇帝将此密奏权大范围铺开，授予布政使、按察使甚至是道员，让他们担负起监督督抚的大任。 总督的日子自然不好过，别说是反叛朝廷，就是收点银子、娶个小妾也得小心翼翼。这种“以下制大”的措施，有利地解决了督抚尾大不掉的局面。  第四、人事调整十分频繁和基层的知县、知州一样，同样存在调动频繁的情况，这也是我们经常见到很多著名的封疆大吏，往往在很多省来回调动。 按说人事频繁调动不利于地方治理的，毕竟一个官员到任后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期，而清代的地方官就是这样，往往刚过了磨合期，对地方政务刚有些头绪的时候，就被调走了。 皇帝不是看不到这一层，但与统治稳固比起来所有的都得让路，尤其是总督一类的高官，老放在一个地方纵终究是不放心的。特例也不是没有，但只要是能长期在同一地方担任的总督的，不是满洲高级贵族就是皇帝绝对信得过的人。  太平军兴以后，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地方督抚逐渐取得了军权、财权、人事权，但即便是到了这个程度，也没有人敢与朝廷叫板。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