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碎片，要慢慢拼合

像我一样隔几天刷一下“三星堆考古”的人，这几年一定不少。四川省在2019年启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在原有的1、2号坑之外，陆续发现了3到8号坑。祭坛，金质面具，扭身跪坐人，青铜“奥特曼”，金色铲子……宝贝一件件开出来，让人赞叹当年的豪奢：砸了、烧了、填埋了，真舍得——是被毁灭了，还是自己发了疯？特别是仰赖于数字技术，神器们跨坑合体，叫好者有之，质疑者也不鲜见。历史真相如同填满了八个坑的碎片，需要复原，需要时间，也需要一点想象力。

当代社会的专业性已经高度发达，发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畛域自囿，不容闲人置喙。所以“考古民科”谈论三星堆，估计某地研究所里是会笑掉一地大牙的。但是！鉴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实在古怪有趣，而专家们尚未达成共识，普通人做些小小的研究，想来也无碍大局。我毕竟是中文系出身，略有纸上考古的功夫，因此当《生活》的周女士向我约稿，我也就贸然应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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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吃亏在没有文字，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文字。而别国和后代的记录，不乏抵牾扦格，所以李白写作《蜀道难》时要发感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他是四川人，至少他在四川长大，知道本地传说自是不在话下。我们距李白的诗作又有一千二百八十年之遥，隔着他的视野去“文字考古”，怕是更加茫然。但借着《蜀道难》中使用的历史典故，至少可以反推李白或盛唐时代人们所熟悉的古蜀国知识，如果运气好，也能大体了解背面的思维框架。更重要的是，经典文学作品有助于传承文化记忆，比史书更能深入人心，李白是中国最有名的诗人，《蜀道难》也是最有名的写蜀地的诗，它一定塑造了前人的蜀地想象，影响一直波及今天。

李白熟悉另外两位四川老乡的作品，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还有杨雄和左思的前后两首《蜀都赋》，以及“蜀道难”为题的乐府体诗歌，更不用说充满蜀人气质、天马行空的《山海经》。在《蜀道难》中他援引的典故包括“蚕丛及鱼凫”、“地崩山催壮士死”、“六龙回日”、“子规啼月”、“扪参历井”，正是从上述著作中闲闲拈出。

《蜀王本纪》属于志怪，杨雄的文笔保留了大量“子不语”的成分，可能更接近民间传说；《华阳国志·蜀志》则归于杂史，常璩参考了杨雄的《蜀王本纪》并多种其他文献，兼顾晋代谶纬和汉以来的儒学正统，看起来更有可信度。《蜀王本纪》开篇即为：“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这三代神奇的国王之后，还有“杜宇”和“开明”等君主，古蜀国“积三万四千岁”。古蜀国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当衣服向左系带为蛮族、向右系带为中华正统时，这几句就把古蜀国贬低了。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大部分的确为左衽，可是出土的礼器甚多，“未有礼乐”显然是误判。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所不同，“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样一写，蜀山氏之女成了黄帝的儿媳，依靠婚嫁，蜀人有了黄帝血统，是另一种形式的归化。但古蜀国地位总是有几分尴尬，常璩解释说，由于蜀国是颛顼庶出的支系所建，长期只能是侯国，参与过武王伐纣（公元前1046年），不乏功劳，又因为秦国与巴国的阻隔，蜀国难以参加春秋会盟，“君长莫同书规”，文字、制度与中原有别。再后来“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总而言之，《蜀王本纪》说蜀人独自起源，《华阳国志》给蜀安排了黄帝血脉；前者将蚕丛年代推至远古，后者将蚕丛与周朝相联系，不到千年。李白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显然是更偏向《蜀王本纪》的解释，将古蜀文化与“秦塞”代表的中原正统文化区别开来。

《蜀道难》里有一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个典故同时见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惠王图谋蜀王土地，他知道蜀王好色，答应送蜀王五位美女。蜀王有天赐的五丁力士，五位力士去迎接五位美女，到梓潼这个地方看到一条大蛇潜入穴中，一位力士拽住蛇尾，另外几位相助，结果山崩地裂，五位力士加五位美女都被压在山下，而山分为五岭，迄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北仍有“五妇侯台”。另外还有一个传说与“五丁力士”有关，也同时记于两书之中。说秦惠王设计，命人刻了五条石牛，在牛后放上金子，使蜀人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于是派遣五丁力士去拖石牛，以巨力将三条拖到了成都，就此打通了秦与蜀之间的道路。金牛道又叫石牛道，是连接四川与陕西的古蜀道之一，公元前316年，秦惠王的丞相张仪正是沿着金牛道打进了蜀国。后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建在这条路上。李白借“壮士”典故，讲的是秦蜀之间如何“通人烟”的故事。

“六龙回日之高标”一句与羲和传说有关。《山海经》记：“东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渊”。羲和作为太阳女神，最初的工作是每天给十个孩子洗澡。后来，羲和从“日母”身份到了“驭者”身份，从为金乌洗澡的“浴日”到为日神驾车的“御日”。《淮南子》记：“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东汉许慎注释说：“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明确了六条龙拉着日神的座驾，至虞泉而调转方向。左思《蜀都赋》说：“羲和假道于峻歧，阳乌回翼乎高标”，李白改为“六龙回日之高标”，不算抄，在诗中是形容山之极高，或也在影射蜀地的太阳文化。三星堆里那种青铜神树有可能是扶桑树，上面停的鸟可能是金乌。

《蜀道难》“子规啼月”典故再度回到蜀王传说。《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杜宇“从天而降”的来历值得深思，显然是异乡人、让人“惊为天人”。朱提地方乃今天云南昭通，以铜矿和银矿而知名，或是暗示青铜文化的肇始。杜宇的妻子是蜀地江源人，“井中出”不大好理解，可能是与“从天堕”相呼应，形容出身不凡。杜宇自立为王后，开疆辟土，教化农耕，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国王。差不多百岁后，蜀国遇到大洪水，杜宇请荆楚来的鳖灵为相，消除了水患。不幸的是，杜宇与鳖灵的夫人私通，惭愧中只好效仿尧舜禅让，将帝位传给鳖灵。他死后魂魄归隐西山，化为杜鹃鸟，杜鹃又名子规、布谷，每年春天声声泣血，呼唤百姓播种，而百姓也从子规啼声中听出一种郁郁不平之意。

“扪参历井”典故离今人最远。古人重占星，将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对应起来，参星对应秦地，井星对应蜀地。井星是二十八星宿中南方七宿之首，在西汉末纬书《河图括地象》中，提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左思《蜀都赋》说“远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华阳国志》说“其精灵则井络垂耀”，说的都是蜀地吸纳井星精气，文运绵长、幸福安康。前文杜宇之妻“井中出”，或许可以从星宿方面进行理解，倘若如此，杜宇本人“从天堕”，也有可能是伴着流星诞生的意思。《蜀道难》中以“扪参历井”形容山势高峻，可以摸到参、井两星宿，极言道路险阻。

蜀道虽难，蜀人并未完全受限。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汇报说在大夏看到蜀布、邛竹杖，据说是大夏从身毒（印度）得来的，也就说明印度与蜀国的商人远隔数千里进行交易。从成都出发的“蜀身毒道”是西南丝绸之路，可以解释三星堆中的海贝。西北丝绸之路上也有蜀地出产的身影，比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便是蜀锦。在李白的时代，交通和交流已经四通八达，宋明以后甚至不乏“蜀道易”、如履平地的感慨。但文学总是酷爱夸张，“蜀道难”作为乐府旧题和诗歌母题，一直保持着生命力，欧阳修、范成大、陆游、梅尧臣等都曾涉笔“蜀道难”。在传统文化框架中，蜀地虽然繁荣富庶、风流旖旎、文人辈出，却始终是被区隔的，相对中原，它永远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西南夷”。

偏向“黄河文明说”的学者，认定中原正统，高高供奉黄帝与周公。他们将大禹治水的范围确定为黄河流域中下游，却不愿意谈论大禹的出生地。多种史料确定大禹降生在蜀地，出于西羌，《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都记载“禹生于石纽”（汶川郡），《史记·六国年表》《三国志·蜀志》《蜀本纪》等皆有大禹是夷族或羌人的说法。《竹书纪年》详细描述了大禹的天生异象：“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三星堆的著名宝贝青铜大立人，有人指为大禹，姑存一说。颇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有这样一笔：霍去病与匈奴人作战时，曾经缴获匈奴人的“祭天金人”。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他又交代：“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大禹乃是夏后氏的首领，夏朝灭亡后淳维带着部分子民融入匈奴，不知匈奴祭天的金人到底什么样，与三星堆的有没有几分相似，待考。

在某种意义上，将大立人指为大禹，还是险论，因为大禹的形象实在复杂，若查阅《太平御览》，涉及大禹的文献有41种之多，出入甚大。比如《尸子》说他“长颈鸟喙，面貌亦恶”，《抱朴子》说他“乘二龙”，《吴越春秋》说他“形体枯槁，面目黧黑”，不知信谁的好。《左传》又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三星堆尽管不是涂山，但是八个坑中出土的物事不少来自周边邦国，玉器和丝绸不在少数，青铜器也有些是中原商制，祭祀坑或许是会盟坑？还有一种可能是“不祥”——巫师做了一个梦，或是宗教发生重要变化，一切昔日宝物破坏殆尽。我觉得，大禹治水时表现出极端的简朴，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鞋子掉了帽子歪了均不在意，他会不会推崇道德、反奢侈反腐败？也不是没可能。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错拼在一起的碎片，有时也好看。

大禹之所以重要，缘于他是传说中夏朝的开国之君，华夏的夏！上世纪开始的“古史辩”，对于“夏”到底是传说还是历史的争议沸反盈天。当年的“疑古”不能说没有道理，而随着古文本《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的发现，加上二里头遗址被认定为“夏都”，“超越疑古”也有其合理性。至于二里头和三星堆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那是考古学家们的硬骨头吧。让文物飞一会儿，我们总会慢慢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