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的文章是刘训练老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来龙去脉》。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主体的“三套丛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和文化建设史上的伟大工程，代表了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刘训练老师在本文中认为，“三套丛书”规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规划与出版史与社会主义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同频共振，共和国的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主导了这套丛书的创设、推进、停滞、重启与拓展。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3期“文化研究”专栏，感谢授权。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及“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通常合称“三套丛书”）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和文化建设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代表了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版意义重大，影响深远。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并以“致敬网格本”的名义开展了一系列大型宣传活动，目前该丛书已经出版五辑147种174册。在此盛名和造势之下，人们自然会回顾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为主体的“三套丛书”规划、翻译与出版的历史，缅怀那些为这套丛书的问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先辈们。尽管这种回顾与怀念此前一直都在进行，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引发广泛关注。
▲“三套丛书”编选计划
关于这套丛书的缘起，笔者注意到，无论是出版界和学术界依然健在的当事人、知情者，还是出版史研究者、图书评论家等专业人士，更不用说一般的读者、收藏者，都普遍采信和沿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三套丛书”工作总结》（以下简称“《“三套丛书”工作总结》”）中的官方说法，将其滥觞追溯至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指示。然而笔者以为，这一说法虽然谈不上错误，却生硬地切断了这套丛书与新中国前十年外国文学规划、翻译与出版的联系。几乎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工作便进入了“组织化”“计划化”时代，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领域尤其存在“系统化”“长期化”的特点。因此，系统译介外国文学名著的规划绝不会迟至1958年才提上议程。同时，对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套丛书”早期的规划与出版情况，现有文献多少有些语焉不详，甚至颇有错讹。
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依据多年来收集的各种资料，结合相关文献勘定“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前史”，爬梳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阶段“丛书”的规划与出版史，以期在补正细节的基础上，对其来龙去脉给出尽可能完整、准确的描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论及“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及其前身“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必要时也会顺带提及整个“三套丛书”。此外，本文仅介绍丛书的规划与出版情况，对于其翻译情况，笔者将另文记叙。
▲“三套丛书”编辑工作情况简报
“五十种”到“一千种”：“丛书”的“前史”（1951—1956年）
要追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前史”，必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大变革说起，翻译出版工作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出现了计划化、组织化的崭新局面。
1949年11月，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同时创办《翻译》月刊。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局正式成立（1949年11月开始工作，1951年1月更名为出版总署编译局）。7月，出版总署翻译局创办专业性刊物《翻译通报》，并逐渐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1951年4月、11月，出版总署先后召开了“五四”翻译座谈会、全国翻译工作会议。1954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
作为新中国翻译出版事业的领导机关，出版总署翻译局（编译局）在1950至1952年之间，为翻译出版工作的计划化、组织化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在其日记里对出版总署两次翻译会议的筹备、召开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两处明确提到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的目标与宗旨：1951年5月22日，出版总署召开首次筹备会议，就会议目标达成共识，“为配合当前切需，制定一翻译计划，计划必须兼顾书与人。确定何书宜先翻，须循种种途径。有其书而无适当之译者，亦复徒然。故必须胸中有数，何书由何人翻之为当”；6月23日，筹委会“于此会议之目标为何，同人讨论甚多。细节颇有不同意见，而大纲则从同，无非使翻译工作计划化，组织化，且提高其质量”。
▲《高尔基短篇小说选》
在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做了题为《制订译书计划，提高翻译质量》的讲话，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有二：第一，计划化；第二，提高翻译质量”。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沈志远则在其报告中提出今后翻译工作的七项任务，其中包括制定全国翻译计划、确立必需的工作制度、逐步建立专门性的工作组织等等。会议修订了出版总署提出的“一九五二年全国翻译选题计划”草案，还讨论了实现计划的具体办法。最后，会议还就如何加强翻译工作的管理和计划性，以及如何提高翻译质量问题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公私合营出版翻译书籍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机关团体编译机构翻译工作的规定草案》。
在现有关于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的报道、报告等材料中，我们并未见到外国文学方面的翻译选题计划，但是，通过1951年5至7月（亦即在会议筹备期间）吴兴华、傅雷致宋淇的书信，我们发现出版总署其实有过此类规划。
▲吴兴华
1951年5月13日，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吴兴华致信好友宋淇，称“政府据闻有大规模开展编译工作之意。我们大家现在正在拟书单（英美文学）。钱锺书现在全部时间几乎沉浸在《毛主席选集》里，所以很难见到他，但听说此事他是主动者之一，甚可喜庆也”；6月13日，他鼓动宋淇翻译简·奥斯丁的作品，“Jane Austen著作价值大家已经公认。此间初步拟的书单内，也有很多她的书；将来一有定规，当立即写信给你，哪些是可以译的？哪些已有人译？此地全有详密的调查”；7月6日，他又在信中提到：“近来我们也许要看些译本（官方的名目是'审查’），文字通顺的十无三四，更不用谈忠实准确了。”这里透露了两条非常关键的信息：其一、有关机构正在拟定外国文学书单，物色译者，并在调查、审查旧译本的情况；其二、钱锺书、吴兴华等人程度不一地参与其事。
▲钱锺书
以上两点在同一时期傅雷致宋淇的信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并且信息更为详尽。7月28日，傅雷告诉宋淇：
芝联来看过我，知道北京出版总署召集的翻译会议，是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的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去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钱锺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汀的作品归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了。
9月14日，傅雷又披露说：
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傲慢与偏见》，既是杨刚所译，云为'尽信尽达尽雅，不问可知’，至多请原译者重校二遍而已。《匹克威克》交清华审查，结果亦复相同。以上种种，都在我意想之中。破除不了情面，一切等于空言。
▲傅雷
抛开钱锺书、傅雷、吴兴华等人恃才傲物的私人议论不谈，译者的选择与译本的审定确实是此项工作中最为复杂、微妙的事情。
综合吴兴华等人的书信来看，这期间酝酿“五十种应译古典作品名单”（以下简称“五十种名单”）确有其事，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将其视为“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源头，为什么？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坚持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那就是“丛书”的规划、翻译与出版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必须体现1949年后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特征。因此，追溯其起源不是看选了多少书、选了什么书，而是要看是否由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或官方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来主持这一选题规划；同时，此类选题规划还应当在相当范围内征求意见并征集译者，这二者才是判断“丛书”之起点的依据和标准。“五十种名单”恰恰是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当时的主事机构经历了重组，我们暂时无法找到这一选题规划的文件资料，但吴兴华等人的书信完全可以证实此事。最后，绝非不重要的是，除了移居香港的宋淇之外，傅雷、吴兴华以及作为信息源的钱杨夫妇后来都是“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重要（预约）译者和编委。
▲宋淇
1952年春，出版总署编译局被裁撤（出版总署在1954年10月被撤销，文化部成立出版事业管理局），“五十种名单”选题规划不了了之，但此项工作本身却并未终结。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等国字号出版社开始承担各类具体的选题制定任务，其中外国文学著作的翻译选题规划便交给了人文社。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一开始完全以苏联为圭臬，出版业更是亦步亦趋，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苏联的做法：
前苏联的文学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系统性，此事著名作家高尔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高尔基的积极倡导和直接参与之下，前苏联政府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1918年——就成立了一家专门出版翻译文学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并且制订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世界文学丛书”的出版计划——将选择翻译出版1500部外国古典和近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为了保证这套丛书的翻译质量，高尔基还吸引了当时一批著名的作家、诗人一起参加丛书的翻译工作。尽管这套丛书当时因故仅完成了一小部分（约翻译出版了120部左右的作品），但是丛书的编辑方针、选题原则等对此后几十年的前苏联文学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
1954年8月，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仍然把翻译工作的组织化、计划化和提高翻译质量作为中心议题，讨论了《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草案》。这个草案便是人文社所拟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1954年8月第一次修订稿；封面标注“未定初稿，阅后请提意见，原件寄回”），专门为这次会议印制，此前曾做过充分准备，并“拟于讨论后作第二次修订，然后作为暂时的定稿，向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组稿”。这个选题计划在会上分发给了与会代表，相关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果说“五十种名单”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间的传承关系尚存疑问的话（毕竟我们连这个规划的完整名称以及是否印发选题征求意见稿都不清楚），那么，《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传承关系则可以得到明晰的确认。
首先，《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由人文社拟订，并“向国内一百余位各国文学研究及翻译工作者征求过意见”。其“说明”还指出，这个计划草案以文学作品为主，包括少数文学理论名著；选材时间下限是20世纪初，当代作品拟另定选题。同时，出版社继续征求选题意见、译本建议，以便修订完善，并征集译者，扩大组稿；这个包含五百三十余种作品（多卷本选集算一种）的选题“完成第一期计划的时期，暂定为十五年到二十年”。总之，这个选题计划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操作性。
▲《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反馈意见汇总
正因为如此，时任人文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明确点出过二者之间的关系：
经过1954年由中国作协外委会主办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大规模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提上了日程，制订了从古典到现代的东西方文学名著大规模长期出版规划，普遍组织约请专家从事译述，毫不犹豫地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为后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与上海分工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的出版，打下了基础，“丛书”这个名字也就在我社合法化了。
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收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八九十年代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有些译本正是通过这次会议及前后寄送、分发的选题而约译或商定出版的，如杨绛译《吉尔·布拉斯》、杨必译《名利场》、纳训译《一千零一夜》、李丹和方于夫妇译《悲惨世界》、傅惟慈译《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均在当时约定。
▲楼适夷
又如，傅雷因故未出席此次会议（他提交的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与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被列为会议参考文件），但他显然正是依据这一选题规划承担了相关翻译工作。在1956年3月31日致人文社的信中，他说：“兹另邮挂号寄上《查第格》译稿一部……此稿为服尔德选集第二册，亦即前后一册（根据世界文学名著选题）；第一册即已印行之《老实人》。文学名著选题原来只有《查第格》一篇，因篇幅过短，故另选七个短篇附入，共为八篇。”
1954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各部门印发《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的参考材料》，请各部结合具体情况编制十五年远景计划。此后，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各行业在1955年纷纷出台了各自的“十五年远景计划”，文化部出版事业局在1955年11月印发了《出版事业十五年远景计划（1953—1967）》（内含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具体任务）。
同一时期，人文社也印发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五年远景规划（草案）》（以下简称“《远景规划》”）。此规划在“方针任务”中规定，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出版世界各国古今名著一千种，包括从古印度两大史诗（选译）……荷马史诗等不朽名著起到现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成为世界名著丛书”；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争取出版世界古今名著要达到一千种，编成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远景规划》还提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要“开始编制长远选题计划”，并“希望中宣部和文化部、高等教育部将我社规划与各学术研究机构的长远规划汇同考虑，互相配合，步调一致”。
▲《人民文学出版社十五年远景规划（草案）》
事实上，人文社在1955年7月就已经编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选题目录（草案）》（以下简称“《长期选题目录》”）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三年选题目录（草案）1955—1957年》，因前者涵盖了后者，以下只分析《长期选题目录》。这份目录共计98页，而外国文学部分有86页，因此，说它是外国文学选题目录亦不为过。由于它包括了相当数量的现代文学作品，这份目录的外国文学作品选题超过了1500种（其中苏联现代文学为六百余种，文学与艺术理论选题不计）。
这里必须再次说明苏联的影响。1954年12月，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会后苏联各文学杂志和文学出版社大大加强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1955年7月，苏联《文学报》发表社论认为，出版高尔基一度计划过的“世界文学丛书”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并称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已将这套书列入出版计划。丛书将包括约700种世界文学名著，“这套丛书预计在十五年内出完。最近五年内以出版具有文艺纪念碑性的作品为主”。此外，相关报道还提到了该出版社的“文学史丛书”和“世界美学和批评思想集”。对照这套丛书后来的出版情况，不难看出它对国内选题规划的重大影响。
1956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来又提出“双百”方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下，“十五年远景计划”更新为“十二年科学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及《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先后出台。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央和地方文化、教育、科研领域的各个学科、专业和行业兴起了制定“十二年规划”的热潮。在文学研究方面，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文学所”）主持编写的《文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以下简称“《文学研究十二年规划》”）和《文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附件（初稿）》，由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在1956年4月作为“密件”印发，在特定范围内征求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
《文学研究十二年规划》第七项为“整理、翻译、介绍出版古典学术著作和近代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列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外国文艺理论著作和外国文学史的翻译书目；其说明还“建议国家设立文学编译馆”。笔者尚未见到“文学研究十二年规划”的“附件”，无从知晓“附件”中是否有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计划，但考虑到“附件”只有11页的篇幅，可以排除它会列出详细的书目（当然，它完全可能做出一个有目标数字的总体规划）。
不过，人文社在1956年5月制定了《1956—1963年世界文学名著千种翻译选题》（以下简称“《千种翻译选题》”）。由于该选题目前只见之于“文革”期间炮制的一份“黑材料”，笔者一度对其真实性产生过怀疑。但经过综合研判之后，笔者认为，其真实性应该无可怀疑。一则，此类“黑材料”虽然上纲上线，但完全没有必要捏造一份翻译选题，更何况这份材料就出自出版社内部人士之手，提供真实信息以取信于人似乎更有利于达到个人目的；二则，从1954年列有五百余种书目的《世界文学名著介绍选题计划》，到1955年“世界各国古今名著一千种”的远景规划目标和包含800至900种古典作品的“长期选题目录”，再到1956年的“千种翻译选题”，逐步递进，顺理成章。不过，从当时的条件来看，要在八年内完成“千种翻译选题”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是不折不扣的“跃进计划”。
▲《格列佛游记》
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在1976年撰写的《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中说过这样一件事：
建国后不久，研究、介绍外国文学的远景规划问题就提出来了。当时，文化部召集有关各方的专业人员开会讨论翻译外国文学的选题，打算先搞出一个范围广泛的选题目录，然后就此基础再确定那些作品先译，作为第一期翻译目标；其余作品，作为第二、第三期……专家们的意见颇不一致。首先，广泛的选题目录就不容易拟订出来。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拟订了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部的目录。这个目录是尽量容纳各方意见的结果。第二步就得拟订第一期及以后各期的译书目录，还要拟订第一期和以后各期的译书完成的时限……结果，勉强定为全部选题应在五年至十年内完成，而列为优先翻译的第一期的选题争取在两年内译完，总数大概有一百多种罢，包括各种文学的作品。
茅盾在写这段回忆时，显然手头并无相关文件材料，完全凭借记忆，所以没有给出确切的时间和名称，而且在有些细节上很可能把前后不同的规划混淆在一起了。那么，他在此文中提到的主要是1954年的选题计划还是1956年的“千种翻译选题”？笔者以为应该指后者，最主要的依据是“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部”的说法并不见于1954年的选题计划，它是在1955年作为目标提出并在1956年形成书目的；而且，1954年提出的是十五到二十年计划，而不是五到十年计划。
▲《红与黑》
茅盾紧接着谈了周恩来对这个计划的评价：
这个极大部分是主观主义的方案上报总理后，隔了不多几天，总理就找我们几个人去谈话。谈话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总理先详细问我们这个方案是以什么方针为指导思想，以及这个目录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回答：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的介绍外国文学是为了吸收其可取的精华，为了“借鉴”这个方针作为指导思想的；至于目录的产生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总理批评我们，说，不能笼笼统统提借鉴；必须是有利于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才能讲借鉴。这个目录并没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办，甚至有些部分是违反毛主席的介绍外国文艺的方针的。这个方案是照样搬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名著”的标准来选目的。总理这些话，使我毛骨耸然，但同时又感到极舒服，极痛快，感到眼睛明亮些了。我想，同时听到这样指示的人也一定会有同感。总理又作具体指示：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可以暂缓翻译，十九世纪末期的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应当择其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尽先翻译。又指示：阿拉伯的《一千○一夜》也当尽先翻译，而且要从原文翻译；《一千○一夜》闪烁着阿拉伯人民的智慧，是阿拉伯人民的骄傲。
根据这一记述，可以判定，文中提到的是1956年的“千种翻译选题”而非1954年的选题计划；因为如果周恩来如此严厉批评的是1954年的计划，那么就断不会再有1955年、1956年的“跃进计划”。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在人文社的“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仅列了131种正式书目，以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作品为主的“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也不过133种。
▲《十日谈》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未能见到文学所主持的《文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附件（初稿）》和人文社制订的《1956—1963年世界文学名著千种翻译选题》这两份材料，所以我们尚不清楚，这两家机构是否在1956年就已经开始协同工作。但是，在本文的这一部分中，我们足以厘清“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以及整个“三套丛书”的“前史”了，而这是此前的各种记述几乎从未涉及的。
“名洋古”的样板：“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规划与出版（1958—1964年）
既然“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在1958年9月推出了首批三种图书，那么认定该丛书创设于1958年便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其具体情形，外国文学研究所（1964年从文学所分出组建，以下简称外文所）和人文社的说法略有出入。
外文所以“'三套丛书’编委会工作组”名义执笔的《“三套丛书”工作总结》称：1958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提出，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责成文学所主持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文社。“文学研究所接到任务后，所长何其芳随即邀请外国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着手拟定实施计划”；在讨论中，编委会提出应增加“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并成立了一个理论丛书的编委会，后来两套编委会合二为一。曾在人文社长期担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责任编辑的程代熙则回忆说：1958年时任人文社社长的王任叔提出了“丛书化”的设想，三个编辑组负责制定各自丛书选题计划，且合力编制出了“三套丛书”计划；“未久，这'三套丛书’就被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接了过去，并邀请社会名流学者组成了丛书编委会”。
以上两种说法，都未提供依据或出处，所以对于细节上的出入，我们需要参照相关的文献做更为细致的考证。
在文学所方面，1957年12月，文学所围绕方针任务展开大辩论，最后由副所长何其芳提出十年内全所的七项具体任务，其中：“（五）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七）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可见，至少到1957年底，相关的规划已经在构想之中，丛书的名称大致确定（但还缀有“汉译”二字），甚至连基本的编辑体例都已经明确，即应该有“序文”。1958年8月编写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况（1953—1958）》总结了文学所五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制定了十年工作目标：“在西方文学方面，为了社会上迫切的需要，本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作组织编辑委员会，将出版《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有系统地正确地介绍世界文学名著……同时，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工作。”
▲《泰戈尔诗选》
在人文社方面，在1958年7月之前，尚未见到“三套丛书”的相关说法。但既然人文社先前已经编印过各种规模庞大的世界文学名著选题计划，“十五年远景规划”还提到要“编成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那么，“三套丛书”显然是酝酿已久，其来有自。由人文社主办的不定期内刊《文学出版通讯》第1期（1958年7月16日出版）收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年来工作回顾与远景规划”，该规划列出的丛书就包括：15.外国文学名著丛书；18.马列主义文艺经典性理论丛书；19.外国文学理论名著丛书；“三套丛书”赫然在列，但具体名称还没有最后确定。同期还刊发了一则由“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编辑部”提供的消息《关于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编选情况》：“目前正在协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拟订出版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计划。”丛书的名称前后并不一致，显然是因为“这个计划仍在讨论之中”。
目前，我们尚未见到陆定一关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或“三套丛书”的指示，但可以看到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在1958年5至6月作出的关于“三套丛书”的具体指示。5月8日，林默涵写信给王任叔：“我们已责成文学研究所负责编一套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和文艺理论丛书，这两套从书，都交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工作如何进行，出版社与研究所如何协作，需要讨论一下。周扬同志准备召集有关同志就上述几事商谈一次”；6月，周扬、林默涵指示文学所编译“三套丛书”，何其芳召集会议讨论计划，林默涵亲自参加，对方针、计划、对象等问题作了指示。
1958年9月，“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以及“三套丛书”的名称正式确定，其标志便是人文社出版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首批三种图书（《母亲》《沙恭达罗》和《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编制了将“三套丛书”单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以下简称“五年规划”）。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年规划”中，相关的丛书不是三套，而是五套：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外，另有“外国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按照“五年规划”，“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计划在五年内编选出版131种，另有补充选目44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63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5种。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辑例言”
1958年9至11月出版的八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附有“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辑例言”（1959至1964年出版的未附），其中提到：“本丛书选题限于十月革命以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一般认为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内容不至于很隔膜的作品（十月革命以后的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另编丛书）”；“本丛书暂定一百二十种左右，1963年出齐。”
由于“丛书”的选题极为严格，尤其是1958年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编委会在规划选题方面始终存在争议，书目一直在修改、调整之中。到1961年7月正式拟定“三套丛书”编选计划之前，1959年和1960年先后提出过两份《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暂定选题（草案）》。前一种草案，笔者未见到原件，详情不得而知；后一种草案在“说明”中指出：“本选题以1959年10月的选题草案为基础，最近经工作组向各位编委和有关的领导同志用书面或口头方式分别征求意见，并召开工作组扩大会议讨论后，按精简的原则拟定的。”该草案共列出98种书目，“备考”部分还有一些关于译本或拟约译者的说明。对于这98种书目，“说明”还有犹疑：“已经发生了较为普遍的消极影响，而评论界在这问题上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正确看法，因而一时难以写出能充分解决问题的译本序文的名著，例如《红与黑》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也可以考虑暂时不放在第一批选题内出版；等条件成熟后可以选入下一批选题。”
1961年3月23日，文学所召开“三套丛书”编委会。林默涵在会上指出，出版“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一百种“有两个用意：一是供文艺工作者学习文学遗产；二是供青年读者阅读，有文化、有修养的青年都必须读，使生活上、思想上、情操上得到修养”。4月25日，文学所致信中宣部，请求解决“三套丛书”推进工作中的困难：一是“选题的宽紧”，无论是“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还是“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编委们有不同的看法，目前拿出的方案是，文艺理论丛书选定40种，而文学名著丛书有两种草案（第一种草案100种，第二种草案120种），“究竟第一批选题采取哪一种方案为宜，亦请指示”；二是“进度极慢”，绝大多数组稿对象很难抽出时间来为丛书进行编选、翻译和写序的工作，因此请求中宣部“通知有关单位党委允许担任翻译的同志请翻译假”，并列出第一批需要请假同志的名单（包括作家协会陈冰夷，北京大学田德望、朱光潜、陈占元、盛澄华，外文出版社杨宪益，昆明艺术学院李丹）。对此，周扬、林默涵（给何其芳）批示：“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选题方面，“可考虑第二种方案”（即120种），计划“以后发现有不适当的地方，再随时修订”（周）；请假事宜，“可由研究所直接与有关单位接洽，说明已请示中宣部，中宣部希望他们协助解决”（林）。
▲周扬、林默涵批示（抄件）
应该正是依据这个批示，文学所“文艺理论丛书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在1961年7月正式编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选计划》（以下简称“《三套丛书编选计划》”）。按照这个编选计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出版时不用丛书名义”）暂定18种（甲编4种，乙编14种），“两年出齐”；“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暂定40种（实际列出39种，备选2种），“三年出齐”；“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暂定120种（备选8种），“四年出齐”。
▲《毛泽东论文艺》
就在“三套丛书编选计划”出台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积极争取，得到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20种选题中分得38种，大多是在出书和约稿等方面有基础的，“有些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连选题带译者一并转过来的，如杨宪益译的《奥德修记》；张谷若译的《大卫·考坡菲》，赵萝蕤译的《草叶集》、陈占元译的《农民》等”。事实上，作为当时仅有的两家能够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人文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此前一直存在分工协作方面的问题；上海方面抱怨，“第一流的原著，第一流的译本，都归北京出了；上海就只好永远出些二三流的外国文学图书了”。通过“三套丛书”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蒯斯曛、包文棣和孙家晋按照惯例成为丛书编委，并由此打开局面。
▲《农民》
按照1958年的“编辑例言”，120种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应该在1963年出齐，按照1961年的“三套丛书编选计划”应该在1965年出齐；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到“文革”开始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共计才出版25种（上海文艺出版社仅出版2种）。“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进度则近乎停滞，直到1962年12月才推出了第一种亚理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诗艺》。
▲《诗学·诗艺》
根据“黑材料”的披露，周扬等人对“三套丛书”的出版情况非常关注：1964年1月，周扬指出，“三套丛书，文学研究所也放松了。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还是要的，有些应该搞的快些，否则将来要起来就没有人能搞了”。1964年6月，周扬找丛书编委会戈宝权等人谈话：“丛书工作要抓紧，编辑计划和选题方针基本不变，组稿更要抓紧，有的人年纪大了，快死了，如朱光潜，要组织他快点把黑格尔《美学》译全。”1965年5月，林默涵、石西民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要因为写不出批判性的序文就不出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所主编的“丛书”以外，“还应该出些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不附序文，控制发行”。1965年7月，周扬到文学所和外文所谈研究所方针任务，指示继续出版“三套丛书”。1965年8月，周扬谈对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意见时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要找适合我们读者看的书……《马克思主义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的一些重要的书籍要争取早日出版；”林默涵表示“'三套丛书’的选题，基本上是合适的”；一直到1966年初，周扬还对戈宝权说“'三套丛书’要快出，我希望死前能看到它们出齐”。
▲《奥德修纪》
同时，新组建的外文所和人文社及其上海分社也在努力推进相关工作。比如，1964年，外文所以“反资”的名义搞了一个选题计划，“几乎把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俄国的所谓'古典名著’全都列为'反资’作品”。1965年2月，上海分社参照人文社的做法，致函人文社转送文化部出版局核批，计划出版“专供专业文艺工作者参考借鉴用的外国古典（包括近代）文学作品及外国文艺理论资料”（前者17种，后者7种），并提出“其中有些作品出版后，待写好前言后记也可作公开发行”。196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林默涵、石西民的指示，“准备继续大出没有序言的外国古典名著，拟订了一个三年（1965至1968年）规划，包括名洋古选题三十种（大部分有存稿或已付型，如《莎士比亚全集》）送旧文化部审核”。1965年底，文化部批准人文社1966年的选题计划，其中要继续出版“三套丛书”中的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选》、司各特《艾凡赫》和莱辛《拉奥孔》等。
既然如此，那么“丛书”的出版进度何以还如此缓慢呢？除了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之外，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写不出批判性的序文”——尽管文学所相关组别一直将为“丛书”写序文列入工作计划，但成效甚微。不过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政治形势的变化，从60年代开始，出版口的重心转向反修、反帝（资）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文革”开始后，中宣部、文化部被严厉批评，周扬等人身陷囹圄；文学所和人文社的领导成了“走资派”，随后连同业务骨干一锅端被遣散到“干校”，大多数译者也都受到冲击和陷害，“丛书”的继续出版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从“网格本”到“文库本”：“丛书”的重启、完成与拓展（1978—2002年）
1977年，“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对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图书产生了迫切、热烈的需求，“书荒”问题亟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出版有着良好基础的“三套丛书”势在必行。
“三套丛书”在1978年正式重启。年初，刚刚复出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周扬召集外文所的叶水夫、姚见谈论恢复丛书的出版工作；姚见“根据周扬同志提出的意见给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一个月后得到中宣部的批准，立即召开了由部分编委参加的扩大会议”，并由姚见担任“三套丛书”工作组召集人。同年发生的其他事情也推助了“三套丛书”的重启：1978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接替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人文社编制了规模庞大的《1978—1985年外国文学选题计划》（但相关部分尚未使用“三套丛书”名称）；外文所起草了《外国文学工作八年规划草案》，并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发起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从197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93年，“三套丛书”编委会和工作组多次召开会议（其中编委会三次，工作组会议八次），商讨、推动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根据曾长期担任“三套丛书”工作组秘书的外文所郅溥浩的回忆（结合笔者掌握的各次会议的纪要和简报），就“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而言，早期的编委会和工作组会议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经过讨论决定，取消“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古典”二字（“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中的“古典”也取消）；其次，“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选题时间下限恢复最初定下的到十月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国文学著作另外开辟丛书；其三，重新调整了选题，由1961年的120种调整为200种，但其后仍有争议和调整；最后，一直干扰丛书出版工作的“序文”问题因为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而有了解决的希望。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目
这里值得略加详叙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从“三套丛书”中析出的问题以及部分选题的争议与调整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人文社1958年的“五年规划”列出“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133种。而且，这套丛书几乎与“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同等规格（但推出时间更早，第一种是1957年10月出版的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第2版）：有统一的封面设计，分为平装本和精装本两种，有“编辑例言”、序言或译后记。到1959年，该丛书共计出版11种；不过，一直到新时期，虽然计划列入这套丛书的译著也在出版或重印，但从此再未使用过“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这一名称。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重启时一度决定把选题的年代下限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1980年9月工作组第二次会议还专门讨论制定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会议简报附件一的“草案”列出61种选题，备用选题19种；已不再以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作品为主）。1980年12月编委会第二次会议提出，对于其中可选可不选的现代作品可放入“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会后的简报又附上调整后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草案）”（选题69种，备用选题16种），寄送给编委们审议。到了1981年，经上海译文出版社倡议，两家出版社（人文社以外国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共同研究制订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暂定200种），基本确定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中的现代作品全部划归这套丛书。这样，“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选目又恢复到最初的时限，“今年来丛书中已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个别几种作品，以后再版时不再收入丛书”。由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从“三套丛书”中析出，并一度形成“四套外国文学丛书”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后来并未流行开来，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续编、延伸，这一点已经成为定论。
自1958年“三套丛书”设立以来，编委会以及工作组便在选题上反复纠缠。这里牵扯各种因素，除了纯粹的文学趣味和艺术标准，早期的干扰主要来自意识形态方面（比如前文提到的《红与黑》和《约翰·克利斯朵夫》）；此外，还需要考虑均衡（时代、地区、体裁等）问题。郅溥浩提到的新时期“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方面的争议与调整包括：“印度的《小泥车》取消，因译者（吴晓铃）坚持不再版此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改为同一作者的《卡拉马卓夫兄弟》，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正式列入选题（对此选题曾有较大争论，有编委认为该书是通俗作品，不够经典）等”，还有就是薄伽丘的《十日谈》，编委们在收入全本还是节本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不得不请示中宣部。“外国文艺理论丛书”50种和“外国文学名著丛书”200种选目直到1985年11月第三次编委会会议召开前才基本确定下来，并印成小册子；但在此后的编委会和工作组会议上，丛书的选目仍然不断在调整。
▲“三套丛书”编委会和工作组成员合影
20世纪80年代初，“丛书”甫一面世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形成抢购风潮。“丛书”的编辑和出版人员也积极回应这种热情，克服各种困难，持续推进自己的工作。不过，“丛书”刚开始时出版较为顺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文革”前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约稿、积稿甚至纸型。到了80年代后期，“三套丛书”的出版开始出现困难。
在总体进程方面，1978年10月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设定200种选题“五年内出齐”。到了1985年11月编委会第三次会议前后，目标改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争取在1990年出齐，“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也是争取在1990年出齐，“但把握不大”。1987年5月工作组第五次会议继续以此为目标，但此时，不但理论丛书出齐“把握不大”，即使是文学丛书出齐也只是“有可能”。这次工作组会议召开时，“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已出107种。而最后两种（《约婚夫妇》和《阿拉伯古代诗选》）出版于2001年，整套“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共计145种。
▲“三套丛书”编委会第二次会议简报
“三套丛书”的出版到了80年代末期陷入困境，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全社会出现“脑体倒挂”现象，整个出版业进入萧条期，严肃出版物受到冲击，外国文学著作特别是古典作品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一点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一些品种的印数便可以看出。比如，1989年出版的《哥尔多尼喜剧三种》印数是1700册，1990年出版的《高乃依戏剧选》印数是1200册，1991年出版的《古罗马戏剧选》印数是1070册，199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解放》印数是1670册。所谓“网格本”的“大缺本”说法便是这么来的。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老一代编委们陆续谢世凋零，两家出版社已经各自开启新的项目，其他出版社也开始推出类似的丛书，部分选题无望在短期内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三套丛书”这项“国家工程”完结、不至于变成“烂尾工程”，“经编委会同意，'三套丛书’可以正式结项，宣告工作完成。2000年7月12日，《中华读书报》刊登报道'名著·名译·名编：《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三套大型丛书出版告竣’。”
曾经长期担任“三套丛书”编委会召集人的外文所前所长叶水夫在总结“三套丛书”工作的缺点和教训时指出：
一是初期没有尽最大努力去组织理论丛书中难度大的著作的译者。二是在出版形势好的时候，因为要求过高（主要是对序言的要求）而不能及时出版。三是丛书封面太朴素庄重，尽管有不少人欣赏，但也有许多人要求更换封面，编委会迟迟不敢表态，以致有些书只好以散本形式出版。四是没有亮出由权威学者组成的编委名单，以取得读者的信任。五是没有在书后列出规模宏大的书目，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六是没有在报刊上宣传丛书的优势，以争取更大的图书市场。
编委会工作组的《工作总结》也分析指出：
主要原因除难度大、组稿困难外，是出版社的亏损问题……在1986年前，当时出版形势很好，而有些书籍也已有译本，只因要求过苛（有时只为序言问题），未能出版；又如，在1987年后，有些书已有好译本，又因“丛书”不愿更换封面，没有收入；此外，“丛书”都是一部一部单独出的，中间间隔时间较长，没有形成声势，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又不注意利用有利的条件，以致具有最佳质量、最大优势的书籍，不能在许多质量较差、甚至很差的同类书籍中显示自己的突出形象，赢得无可争夺的、应有的市场。
这里都提到了封面问题，而“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又以所谓“网格本”著称并流行于坊间，那么就有必要说一说该丛书的封面设计问题。郅溥浩回忆说，编委会曾约请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设计，但设计好后，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们不满意，认为与曹先生先前设计的另一种封面雷同，均是一棵大树结着硕果，不同意采用；后来名著丛书的封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美编设计，经征求编委意见后采用……老实说，名著丛书封面设计并不理想，就是一幅斜方格子图画。由于出书时间不同，封面的色彩很不一样，有时浅绿，有时又深绿，摆在一起很不好看。当时人们反映说很死板。编委会也曾讨论过此问题。也有人提出每本书封面单独设计，但未被接受。
▲《艺术哲学》
这个说法显然有不够周全的地方，因为这里说的是80年代“网格本”的事情。实际上，五六十年代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就已经采用网格封面设计（“古典网格本”的说法由此而来），只能说在曹辛之的方案被否定后，丛书延续了此前人文社美编也就是张守义的设计。时过境迁，不知从何时开始，“网格本”的说法大行其道，丛书受到收藏者的追捧，人们又开始怀念这种简约的设计风格。
显然，认为丛书的封面设计是影响丛书销售的重要因素这种看法很可能只是一个错觉，那顶多算作时代变迁的一个风向标。“三套丛书”的翻译与出版一度陷于困顿无非来自内外两个因素：内在的因素是当时有些作品难以找到合适的译者（尤其是能够从原著语言直接翻译而不是借助转译的译者）以及序言作者，特别是理论著作和小语种文学著作；外在的因素则是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版业暂时性的萧条。这两个问题唯有时间才能解决。随着此后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图书市场再次走向繁荣，高品质的严肃出版物重新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界在翻译与研究方面的新生力量开始崛起，外国文学著作翻译与出版便又形成了繁荣的新局面。
事实上，在“三套丛书”收官扫尾之际，人文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便已经开始在前期经营的基础上各自谋划并相继推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拓展产品。比如，人文社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选粹”（1992年开始推出，20种）、“世界文学名著文库”（1993—2002年，其中外国文学部分160种；精装本之外另有普及本）、“名著名译插图本”（2003年开始印行，共143种168册；2008年又推出80种“精华版”）、“名著名译丛书”（2015年开始推出）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1989年开始推出，24种）、“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1990年推出第一辑，五十余种；后又有“新版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百余种）、“译文名著文库”（2006年推出，150种左右；后又推出“译文名著精选”“译文名著典藏”系列）、“插图珍藏本世界名著”（2018年开始推出）等。
这里我们可以选取颇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本”）外国文学部分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下简称“网格本”）做一个简要的比较，以此来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出版外国文学经典著作的状况。
首先，在总数和品种方面，“网格本”共收入145种，而“文库本”外国文学部分共收入160种。“文库本”不仅收入了200种已有规划但在“网格本”中未得到落实的一些选题（如《伊利亚特》《源氏物语》《浮士德》《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而且还收入了少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评但当初因为各种原因未列入规划的作品（如《〈罗摩衍那〉选》《狄德罗小说选》《少年维特之烦恼·亲合力》《双城记》等），因此，后者更具系统性。此外，在时限上，“文库本”也收入了不少现代作家（比如伍尔夫、乔伊斯、卡夫卡）的代表作。
▲《复活》文库本和《复活》网格本
其次，在译本方面，“文库本”基本涵盖了人文社的“网格本”，同时也吸收了少数上海译文版“网格本”的译本（如张秋红等译《高乃依、拉辛戏剧选》、飞白译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兴万生译《裴多菲诗选》），但更多是替换了上海译文版“网格本”的译本（如《复活》用汝龙译本替代了草婴译本，《红与黑》用张冠尧译本替代了郝运译本，用王焕生翻译的《奥德赛》替代了杨宪益译《奥德修纪》，等等）。这种替换主要是基于版权的考虑，而非译文质量。此外，在完备性方面，“文库本”也有所改进。比如，杨周翰译奥维德《变形记》，“网格本”收入的其实是节本，而“文库本”则请译者补全；蒋路译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收入“文库本”时，译者在陈馥的协助下做了修订。又如，但丁《神曲》“网格本”只收入田德望译《地狱篇》，但“文库本”推出时田译《天国篇》尚未完成，便替换成王维克的旧译全本。
回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规划与出版史，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命运与社会主义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可谓同频共振。简单地说，共和国的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主导了这套丛书的创设、推进、停滞、重启与拓展。进入21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任务和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其生命力和精神品质却将永存：它不但构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些机构的品牌与宝贵资源，而且已经有机地融入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