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年前的那一道休止符——纪念屈原︱江花

老玉米棒 2023-06-24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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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汉俊

2300年前，公元前278年的那个孟夏。

汨罗江水呜咽低回，湘楚硗地寥落静寂，一个伟大的生命乐章在这里画上了终止符，余音流长河，澎湃越千年。

每逢端午，遥祭屈原。慎终追远、敬贤礼士的中华文化，以如此隆重的礼仪纪念屈原，说明了他的价值、分量和地位。一个人与一个节日、一种民俗的关系如此之紧密，中国历史上唯此一人。我曾在《屈原，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一文中，回顾了作为中华文化高度的屈原，他的政绩和文化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说他是“悲剧英雄”，屈原为什么要向比他年长210岁的孔子、比他年轻210岁的司马迁学习，为什么说屈原是“中华民族的一根铁骨”“中国文人的一滴眼泪”，“屈原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等等。文章既出，总想深研之补续之，意未尽，思无期。他是历代中国文人最牵肠挂肚的那个人。

又逢端午，再念屈子，思绪如汩。

一

端午节是属于屈原的，是天下诗人的节日。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了先秦文化的巅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是李白对屈原楚辞的评价。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楚辞是古代崭新文学样式的开篇，是中国散文的滥觞与诗的高光，是文化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神话学、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的集大成者。《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是中国文学的峰峦，那一篇篇优诗美文、丽辞华章，无一不是千古名篇、万世经典。楚地的雄奇瑰丽，楚风的神功巫术，楚乐的玄妙悦听，楚歌的豪迈凄惶，楚语的灵光雅趣，楚人的执着坚韧，铸就了楚辞的灵魂与骨骼。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和代表性人物，是灿烂楚辞中最鲜亮、最灵动的那个因子，是中国的荷马、萨福、阿纳克瑞翁、品达。屈原，是楚辞的盘古。

屈原的《离骚》，被公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篇幅最长、最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抒情诗，强烈的政治倾向、政治诉求、政治主张浸润字里、弥漫行间。在屈原笔下，夏王荒淫无度，后羿纵情嬉戏，过浇毫无节制，夏桀违背常伦，商纣残暴狂虐，是昏君；夏禹和商汤恭敬法度、谨慎严明，周文王、周武王举贤授能、遵规守矩，是明君。“依前圣以节中兮”，是对历史先圣公道公正的呼唤；“世并举而好朋兮”，是对现实结党营私的抨击。屈原的《天问》，一连向上苍提出170多个诘问，从天文地理入手，探寻人类社会的来去与流变；从神圣先帝说起，探究列祖列宗的得道与失道。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问道、以古喻今，追问历史、叩问现实，闪烁着政治理想、科学思想、探索精神的光芒。屈原构筑的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定义的天体、天道、天德、天性，深邃而广博，宏大而缜密，忽闪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火花。屈原的文辞亦儒亦道、亦文亦武、亦真亦幻，神奇的想象和奇异的幻想渲染出激情神秘主义的色彩，比喻的手法和具象的指代体现着温暖现实主义的关照，比兴的手法和排列的句式升华了悲情浪漫主义的情怀。唯美的意境衬托出美政与理想的憧憬，华丽的辞藻喻示了人格的高贵与灵魂的高洁。一音一韵，一字一句，皆是时代的旋律、历史的节奏、现世的音符。盛世必出华章，但华章未必出自盛世，向往产生美好，苦难成就辉煌，意象万千的楚辞流泛斑斓历史的波光。让仙界照亮人间，让理想照进现实，有失望才充满期待，有黑暗才向往光明，楚辞的调性与色板，离不开悲怆的旋律和阴晦的背景色。屈原，是楚辞的主题。

楚辞是天下的，是天下共仰的高山。屈原的辞赋中，辉映着尧舜禹、汤文武的身影，闪烁着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百里奚的名字，他们是古之先贤、华夏英雄，而非楚国一国所囿、一域所有，这是楚辞的胸怀。《诗经》是中原的、黄河的，也是楚辞的、长江的，《楚辞》与《诗经》共同汇成华夏文明的主要篇目。“不学《诗》，无以言”，楚国的宫廷也是《诗经》的殿堂与学堂，楚人竞读《诗》，“辞”“诗”竞交辉，这是楚辞的境界。楚辞的锦绣灿烂，少不了古歌，离不开神话，缺不了诗经。与《诗经》的现实主义色彩相比，楚辞更有个体的独立与自由，更有精神的奔放与玄冥，这是楚辞的气质。品读屈原的吐哺之作、推敲之句，从那雄浑之篇章、奇丽之辞采，看得见巴蜀的雄险幽秀，找得到秦晋的苍凉奔放，品得出齐鲁的厚重长韵，听得见燕赵的慷慨悲歌，觅得出吴越的轻歌曼舞。文相融、情相连，文脉血脉相贯通，诗经楚辞共星空，这是中华文化两大源流相互激荡的壮丽气象。秦汉之后，楚乐流行于汉宫，楚辞发展成汉赋，演变成五言诗、七言诗、骚体诗。屈原之后，数代中国文人踯躅在楚辞的星空之下，咸集于巍巍文山之麓，挖掘文学的源泉。司马迁在《史记》中用了1200多字，铸造了屈原那个令后世景仰的雕像。西汉刘安集之、刘向编之，东汉贾逵、班固注之，王逸辑之、叙之，南梁昭明《文选》收录之，南宋朱熹集注之，明清两代集解之、注疏之，近现代梁启超、王闿运、闻一多、郭沫若注之释之评之论之。屈原，是文人的北斗。

二

但那是楚辞的时代，不是屈原的年代。

作为楚人的宗族后裔、战国后期楚国的左徒，屈原“思君其莫我忠兮”“事君而不贰兮”，无限忠于朝廷、忠于君王，也因此一度深得楚怀王重用，执掌许多重要军政事务，表现出高超的治政才能。他忠君、忧民、爱国，一心为君、一心为国，在楚怀王支持下修明法度、推动改革，“励耕战，举贤能，反壅蔽，禁朋党，明赏罚，移风易俗”，对外力举联齐抗秦、保全楚国，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各国，功不可没。

但改革总会遇到阻力，先驱往往成为先烈。屈原是楚国社会的一柄利剑。他敢于直指旧政时弊，敢于问责吏治腐败，剑指贵族阶层的贪婪，锐气逼人，哪怕是招来羡慕嫉妒恨，哪怕是明枪暗箭如麻。一首《天问》，即是问天，是挑战、是诘问，表现出大无畏的质疑精神和批判勇气。屈原的耿耿正气，2000多年来凝而不散，绵延不绝。

屈原谋得了大事，却算不过小计，更斗不过小人。他遭遇到五个小人，一是秦相张仪，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阴谋难以得逞的对手，所以就贿赂收买楚怀王身边的近臣和宠妃，离间君臣，陷害忠良屈原；二是楚臣上官大夫，此上官大夫未见其名，与屈原同列，共事朝廷，《史记》载曰，“上官大夫欲夺之”，使怀王“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也“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三是楚大夫靳尚，《史记》载，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张仪入楚被楚怀王扣押，靳尚大夫收了张仪的贿赂，劝楚怀王释放了张仪，还进了屈原的谗言。有史学家认为，靳尚大夫与上官大夫不是同一个人；四是楚怀王之子、楚顷襄王之弟、令尹子兰，子兰当年一直构陷屈原，不顾屈原反对，竭力主张楚怀王入秦，楚怀王被扣客死秦国，屈原斥责子兰对楚怀王之死负有责任，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之滨；五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她阴险善妒，是典型的“心机女”，她受张仪、靳尚之托，蒙骗楚怀王放走了张仪，并设计陷害屈原。当然，屈原遭遇最大的灾祸，还是来自楚怀王、楚顷襄王两任楚君，君权决定国运。昏聩之君误国，蛊惑之佞亡国，只有悲愤之臣在悲愤。

屈原是悲剧英雄。战略败于战术、谋略败于谋术、谋事败于谋人，决定了屈原的险恶环境和悲惨命运，但他的忧楚、兴楚、强楚之心丝毫不减、炽热灼人，早已将个人之恩怨得失置之度外了。直到国破政息人亡，百姓生灵涂炭，万念俱灭的屈原纵身一跳，訇然一掷，像一枚义无反顾的人体炸弹，炸向令人窒息的朝廷，炸向恣意欺侮楚国的外敌强敌，也给自己画上了一道生命的终止符，如金钹合击、大鼓擂动，飞浪溅起三千尺。

这是一尊高贵而圣洁的生命。提笔如面命，写字如走心，屈原的文辞有如生命一般的金贵。“离骚”离的是忧愁，“楚辞”辞的是庸俗。“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文如其人，字如其心，高洁是高洁者的气质；“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固本培元，坚贞不移，颂橘是颂橘者的美德；“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唯恐负年华，老大徒伤悲，奋斗是奋斗者的姿态。“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没有敏感之心就缺乏忧患之意，没有体恤之情就没有恻隐之心；“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是做千里马还是做水中鸭，是与骐骥并驾齐驱还是步驽马的后尘，是与鸿鹄比翼齐飞还是与鸡鸭争食？百问归一问，是“生存还是毁灭”，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之问”，屈原在1900年前就已经提出。扪心自问就是清醒，提出问题就是态度，屈原以物言己、以诗明志。

世事沧桑处处险，人生境界步步高，屈原是从淤泥中挺起的青莲，是乱云飞渡下巍峨的临江石壁。“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洁身自好，清醒自重，是自爱更是自律；“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爱憎分明，正气凛然，决不同流合污；“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誓不妥协退让，决不苟且偷安。圣洁的灵魂，坚定的意志，屈原树立起千古道德完人的标准。那勇敢的一跃，是完美的造型。

屈原付出的代价值得吗？在“楚才晋用”“楚人秦用”“楚才吴用”的时代，屈原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去寻找明君，拓展自己的政治试验田，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传道授业解惑，教授楚辞，讲道德文章；或行吟泽畔，寻觅故国，吟咏锦绣诗篇。尽管抱怨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世俗污秽深恶痛绝，但屈原对君对国忠诚不二，宁死也不愿意离开楚国一步。屈原是哭着歌、哭着笑、哭着走，形容枯槁、披发行吟的那个人。即使对昏聩的新主顷襄王，屈原依然抱有希望和幻想，浪迹荒野之时仍然一步三回头，欲言又止，诗赋诉衷肠。在屈原心目中，国家高于一切，付出生命都值得。

不临深渊不知道地之厚，不陷困顿不了解民之难。屡次流放，屡次落魄，使屈原从庙堂回到江湖，民本思想如湖畔草、江边林、水中萍，自由地疯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涕泪滂沱天有雨，冰封雪冻心如霜，这是屈原的心情。正是在这种“驾蹇驴而无策兮”的尴尬中，屈原的爱国情怀实现了走向民众、走向江湖的转身。那汨罗江上的悲怆自沉，是沉入生活的底层，融入底层的劳苦大众，回归大众的心灵。捧读屈原楚辞的某些篇章某些段落，深感那是他自撰的挽联悼文，读得出他那血脉里的楚国、泪眼里的楚国、生命里的楚国。故国不再，命何以系？滔滔江水吟，拳拳报国情，屈原在长河中永生。

三

其实，那个风云际会金戈铁马的时代，早已为屈原的人生画板打好了底色，给屈原的人生坐标标点了位置。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中期，天下走势注定要在秦、楚之间展开画幅，注定要在秦孝公、楚宣王二人之间拉开帷幕。

秦的崛起，是从秦孝公开始的。秦国地处西陲，国土褊狭，护送周王室东迁时才被封为诸侯，称霸西戎，移步东渐，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向中原靠近。经过百年衰落期后，在战国中晚期抬头现身。秦孝公在发布求贤令后，卫国人商鞅的强国之术打动了君王孝公，秦孝公支持商鞅打破法古循礼之故俗的主张，变法图强，国势日益强盛。秦孝公之后，秦惠文公于公元前338年登基，后改“公”为“王”，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重用张仪破纵连横之策，擘画了秦统一天下的战略框架；秦武王勇武果敢、臂力过人，威震四方，但在即位四年时与大力士们比赛举鼎，不幸用力过猛而崩；秦昭襄王五跪而得范雎，拜以为相，制定远交近攻、瓦解六国的战略方针，重用战将白起，使之以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军民四十万之众，从此威慑天下。秦昭襄王在位56年，励精图治，纵横捭阖，攻陷了洛邑，俘虏了周王，移周鼎于咸阳，为扫荡六国确定下必胜的战局；秦孝文王在服丧期和即位后，实行天下大赦、善待先王功臣、厚赐宗室亲戚等政策，出现政通人和气象，但好景不长，即位三天而亡；秦庄襄王早年被秦国派往赵国当“质子”，即位后大赦罪犯，礼遇前朝，布惠于民，派吕不韦攻灭了东周王室，使得国运稳步上扬。但没有想到，公元前247年，守孝一年期满、即位仅三天的秦庄襄王驾崩；与此同时，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皇皇五百年、历时三十代的大秦帝国权杖，击鼓传花式地传到秦王嬴政的手里。一代接着一代干，一代要比一代强。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覆灭六国，十年即成。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秦国快速崛起的140年。

阴阳互补，正负对撞，灿烂的人类天空和古老的中华星空，总有双子星在纠缠。战国七雄打到最后，许多较量在秦、楚之间展开，连横则秦帝、合纵则楚霸。

公元前370年，楚宣王即位，这位与秦孝公几乎同一时期登上君王宝座的楚王很有雄才大略，打出了振兴楚国的大旗，之后楚威王续擎大旗，宣、威二王在位四十年，对外利则出兵兼并、攻城略地，不利休兵息民、保存实力，对内则致力改革、广纳财税，成就楚国的“宣威盛世”，《战国策》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彼时的楚国，可谓雄踞大江南北、覆盖江淮湖海，俨然泱泱哉大国、巍巍乎强国。但是，历史情节的反转，往往在一夜之间。楚宣王之子楚怀王本来十分信任屈原，支持他的“励耕战、举贤能、反壅蔽、禁朋党、明赏罚、移风易俗”等举措，但内部遭到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反对，外部屡受强秦施压、诈楚，加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冷落、排挤打压，直到流放屈原，改革半途而废。楚国由盛而衰，走向颓势，楚怀王自己也客死秦国；楚怀王之子顷襄王时期，楚国屡遭秦国侵袭，公元前278年楚都郢城被秦军攻破，楚王族宗庙遭焚毁，正在被流放湘北的屈原闻讯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到公元前223年，秦军大败楚军，楚君负刍被俘虏，800年的楚国灭亡。皇皇楚国，宣、威之后一代不如一代，虽有楚考烈王时期的回光返照，终究气数将近。从公元前370年楚宣王登基，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是楚国快速衰落的140多年。

秦的140年，楚的140年，搭建了屈原人生的历史坐标。

骤雨雷电夜惊心，深渊险道车觳觫。国家的前途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匍匐在楚国破败战车上的屈原，注定难逃多舛的命途与时运。时代无法逃避，出身无可更改，当一切不能推倒重来时，屈原选择了改变自己。

挡车的螳臂，也是意志的表达。艰难之处抒豪情，困苦面前立壮志，这是屈原的奋斗观。“石磊磊兮葛蔓蔓”，但屈原脚下有路；“雷填填兮雨冥冥”，但屈原心中有光；“风飒飒兮木萧萧”，但屈原眼里有春天。“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阳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径度。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凤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尽管心中有块垒，屡受冤屈，饱受磨难，但向前向上向好的心情依然，驰骋于天地之间的激情依然，向往玉宇澄碧、乾坤清朗的豪情依然。方向笃定，目标明确，理想主义的光芒与热能在绽放，照亮了屈原的人生，也映照了世代中华儿女的心空，激励历代文人的斗志。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标高。

倒下的是身躯，立起的是丰碑。忠君报国、为国尽忠的爱国精神，忧民爱民、体恤苍生的民本精神，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不畏强敌、不惧强暴的斗争精神，情怀高洁、追求美好的修德精神，是屈原精神的核心。追求理想是高线，忧国忧民是主线，不卖国求荣是红线，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是底线，勾勒出屈原精神的巨构。屈原的思想赋予楚辞以力量，屈原的精神赋予楚辞以灵魂，屈原的品德赋予楚辞以价值。因为屈原，楚辞也成就了自己的高峰。

水枯石烂忠魂在，天长地久万古名。中华大地上屈原之后英雄辈出，卫青、霍去病、马援、薛仁贵、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横枪跃马，出生入死，不同的时代一样的热血，不同的风雨一样的燃烧。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临江凭吊先贤，“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感动了《史记》，绵延了历史；宋代诗人陆游咏屈原，“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满是感叹，满是赞叹，翘盼“王师北定中原日”。屈原精神流淌进了中华儿女的血脉，入诗入画，成歌成曲，咏之诵之。每逢国难，每遇外侮，屈原精神被誉为“国之魂”“民族魂”，是不屈的头颅、抗争的拳头。1938年2月起，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1942年4月3日,郭沫若创作的历史话剧《屈原》在轰炸下的重庆上演，现场观众群情激昂，历史走进现实，剧场就是战场，屈原精神是爱国的火种。鲁迅的风骨有屈原的筋骨。他对屈原推崇有加、情有独钟，多次引用楚辞，称屈原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毛泽东解读屈原、礼赞屈原，多次途中读楚辞、会上讲屈原，甚至要求会议印发《离骚》，挥笔写下《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还将《楚辞集注》作为礼物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受到今人如此高规格礼遇的古之圣贤，并不多见。屈原的精神，是民族的基因。楚辞葳蕤，屈子挺拔，是中国文化的花与果、根与脉。

2300年前，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绝响，是一个生命的终止符，也是一段情感的休止符。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屈原音容宛在、精神不泯，休而不止，流淌成一个民族的永恒旋律。

屈原，是长河波涛之上一道鲜亮的标题。

是为屈原仙逝2300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