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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人生观的理论来源既有批判吸取得来的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成分，又有借鉴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合理成分，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因此说，毛泽东人生观是东西方哲学经典思想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作政治指导的产物。 
一，毛泽东人生观 首先，毛泽东人生观批判地吸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贵思想遗产，如中国儒家思想中强调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价值的观点，这是其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前提。毛泽东正是在批判地吸取了这一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价值在于人有其“自觉的能动性”的重要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人生价值的主体“人”的最根本的评价。 孔孟之道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和历史做出贡献，以及天下为公、民生为贵等民主价值理念，对毛泽东人生价值观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主张青年人应该高尚其理想，要把个人的学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大众的苦与乐联系起来。他胸怀民生大众，放眼国家兴衰，指出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情况下，求知要有紧迫感，各位同学务必集中时间刻苦学习。 
毛泽东还与好友相约“三不谈”,也就是：不谈女人问题、不谈钱、不谈家庭琐事等。毛泽东人生观中既有我国民间传说中 “愚公移山”、 “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的英雄主义思想，也有我国古代神话“黄帝务农”、“神农尝百草”的务实精神，还有我国劳动人民纯朴善良、勤劳节俭、互帮互助等优秀品质。毛泽东是在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的价值思想精华的基础之上，才形成了青年毛泽东“牺牲小我以完善大我”的人生价值理念。 第二，毛泽东人生观还导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合理内涵，同时也深深受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这是形成毛泽东人生理念的又一重要的思想基础。应该说，毛泽东是从读到《世界英雄豪杰传》这本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 书中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等英雄人物，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壮举，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地影响；而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来唤醒民众的圣举，也令青年毛泽东大加赞赏，感慨至深。 之后，毛泽东又深受郑观应和冯桂芬等一些倡导救国救民的学术专著的启发，其中早期新文化运动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力著，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阐述的“二元论哲学”思想，以及杜威、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还称实验主义)等等。 
这些思潮使毛泽东的人生观进升到新的境界。他认识到一个人的努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而，青年毛泽东感慨道人类的目的是实现自我。虽然，此时毛泽东的人生观还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是他更加注重个人的能动作用。毛泽东的人生观还深受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使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 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精神启发，使青年毛泽东更加坚定了改造中国社会与重建世界秩序的宏伟理想，并引导他最终找到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实行人民群众的大联合。从此，他便把自己置身于人民大众之中，探寻一条依靠人民大众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人生价值理念的又一次重要升华。 
第三，毛泽东主动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这对他形成较为成熟的人生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青年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追寻革命真理。他大量地研读了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在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革命党人的帮助下，通过比较选择，最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的人生观由此发生了质的飞跃，也使他的救国救民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最终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此时，青年毛泽东不仅放弃了唯我主义，而且开始从阶级的角度审视大是大非问题，主动把感情和立场站向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从而使毛泽东的自我价值观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二、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 在毛泽东看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个人价值的主体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和原则性的问题。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出发，自觉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个人价值观的基石，并置于核心地位；他把“人民群众”作为个人价值的主体，把能否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个人价值导向和评判标准。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作为个人价值主体和导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呢?从本质上讲，这是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都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活动，人民群众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毛泽东还指出，凡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切进步的政治力量，就必须自觉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情感出发去想问题办事情，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毛泽东指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的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是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重要标志。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他把“人民利益至上”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评价准则和取向。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包括了对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精神利益的高度重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从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出发发表过多次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注意的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在拥有经济权利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政治权力、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力。人民群众是水，而政府是水上之舟；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只有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至于走向堕落和腐败；只有让人民群众起来负责，政权才不至于人亡政息。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实现途径就是——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说明“人民群众至上的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处在最高、最核心的地位。 
三、社会历史进步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人生观的重要价值标准之一，是能否对社会历史进步做出贡献。他强调：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能否促进社会历史进步作为衡量一切个人思想和所有政党行为的基本标准；他还认为，能否促进社会历史进步不仅是衡量一个政党的政策和言行的价值标准，而且是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价值标准。
毛泽东关于社会历史进步的价值标准，有两层含义：一是，必须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衡量行为主体的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二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的行为主体，就是具有社会历史进步价值的，否则就不具备社会历史进步的价值。 社会历史进步的价值标准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进步；无论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还是政治、思想、文化和道德等上层建筑的演变，都是社会进步的本质内涵，都是判断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社会历史进步价值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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