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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自诞生以来，总是在被迫或主动地辗转变化着居住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东营是黄河三角洲新淤地上崛起的一座移民城市，东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创业史。在东营地区长期移民的历史进程中，多种迁出地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积淀，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移民文化。移民是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移，或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迁移活动的总称，移民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历史上大的移民有六次：第一次，“衣冠南渡”，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第二次，安史之乱，导致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第三次，靖康之耻，大批人口南迁；第四次，洪洞大槐树移民；第五次，湖广填四川；第六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改革开放后农村加速城市化，大量农民进城，掀起新一轮人口大迁徙热潮，至到今天仍在进行之中。东营地区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从移民的迁出地看，集中表现为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东营历史上最具盛名、对东营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山西洪洞移民，始发地为晋中、晋南、吕梁，而大槐树（移民故乡的象征，移民中有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颧窝”）是最大的移民“点行地”（迁发地、集散地），涉及2府17州66县。直隶（今河北）枣强移民为洪洞移民的一个分支。20世纪后的鲁西南移民对东营有着重大影响，移民来自菏泽、济宁、泰安、聊城等多个市县。来自无棣、沾化、惠民、寿光、博兴等市外省内的周边移民人数众多。此外，还有来自淮南、江南等全国各地的移民。以垦利区为例，移民来自全国11个省、108个县市（区）。东营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可谓五湖四海，天南地北。（二）从移民的持续时间看，主要表现为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东营地区的移民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而是迁延日久，在各个历史阶段几乎没有停止过。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移民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两汉三国时期，外来人口继续增加，居民从散居到群居，三国时形成较大规模村落。宋金时期，淤地渐广，移民渐多，人口渐密。金统治时移民进一步增多，人口膨胀。元时从内陆往沿海的垦利、利津一带迁移民众。明清时期移民规模巨大，构成了东营地区移民的主体。著名的“大槐树移民”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前后持续了许多年，分了许多批次，其中明朝洪武、建文、永乐年间共发生大移民18次，前后持续几十年。民国时期的鲁西南移民也是，1912年移民自鲁西南自发迁入垦利、利津；1930年韩复榘屯垦移民，1935年鲁西南再次移民建设“八大组”。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贫民慕名到垦区垦荒定居。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950年、1951年、1958年、1968年移民，以东平湖蓄洪区扩建移民影响最大。到六七十年代，国营农场、林场建设与胜利油田开发移民同样持续多年。（三）从移民的数量及其比例来看，明显表现为人数众多，规模庞大。据统计，全市1838个村庄，来自洪洞、枣强移民的675个，成为东营移民的主体，占东营全部移民的一半以上。垦利区郝家镇28个村，有24个来自河北枣强县移民。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鲁西南的移民亦占有相当比例，迁往垦利区的鲁西南移民，主要集中在今永安镇及黄河口镇。永安镇49个村，来自鲁西南移民的24个。东营周边市县移民的数量相当可观，垦利城周边聚居着大量潍坊移民。胜利油田开发，天南地北的人才齐聚东营。其他县区的移民情况，与垦利区基本类似。春秋战国之后，东营地区的土著居民其实非常稀少，这与东营自然地理状况十分吻合。（四）从移民从事的职业看，突出表现为一业独大，五花八门。移民以垦荒种地为主，其次为渔盐之业，再次为流徙的工匠，这契合东营自然资源状况及小农生产的经济特点。一是制盐。东营最早的移民，主要从事盐业生产而非务农。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实行渔盐富民政策，移民主要从事盐业生产。元朝实行“兴盐业置县”政策，形成了丰国场、永阜场、宁海场、新镇场、王家岗场等大型盐场，周边内陆居民向滨海地区转移。元末明初战乱盐场遭受重创，灶户盐丁纷纷逃亡，盐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状态。明朝重振盐业，出台严厉措施，强制前朝留下来的灶户复业并扩充沿海附近民众为灶户，遣送流民和犯人进入盐场劳作，扩大域内盐业移民。东营境内盐文化源远流长，盐业遗迹（主要包括南河崖盐业遗址群、刘集盐业遗址、刘家遗址、东北邬盐业遗址、北辛遗址、东赵遗址、南望参古窑群遗址等）星罗棋布，盐民后裔随处可见。今天大量带有“盐”“灶”“皂”“垣”“坨”“滩”等字样的村名，多与古代盐业生产、储运有关。二是垦荒。此为移民主体，又包军垦与民垦，军垦以民国时韩复渠功劳兵屯垦最为著名。民垦为垦荒的主体，明清时期移民及近代移民主要为垦荒，这与封建社会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与黄河口广阔的新生地密切相关，广袤且不断再生的土地成为吸纳移民的巨大载体。三是匠人。少量匠户艺人随移民大潮或自行迁居东营，为当地开发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移民有窑户、酒户、菜户、园户、铺户、泥瓦匠、木匠、铁匠、银匠等，三教九流，民生所需，一概具备。这些人移居黄河口，为当地生产生活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五）从移民行为的组织实施方式看，表现为既有政府主导，又有百姓自发。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与自发移民都有多次，以有组织的官方移民为主，而政府的移民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金朝“以永利镇陛置利津县”，政府开始直接、全面介入，移民开发由顺其自然向主动性行为转变。元朝采取“请住户”的政策推动移民，明朝则实行“招垦”及“移民就宽乡”政策，以均衡天下人口，恢复发展经济，政府给移民发放移民证及一定费用，并实行严厉的惩罚措施确保政策落实。清朝顺治初年采取“劝垦”政策，在广饶县设人、寿、丰三局管理垦务。民国初期实行军事屯垦办法，安置灾民。抗战时期，垦区政府实行“丰衣足食”“安垦”政策吸引民众垦荒开发。战乱、天灾、水患是造成移民的重要诱发因素，而历史上黄河频繁决口、改道、泛滥，在东营地区移民的诱发因素中具有特殊作用。黄河泥沙淤积出的大量新生地，是东营地区承载接纳多次移民的重要客观因素。政策因素同样发挥了重要导向和引领作用，形成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政府移民，成为移民的主流。旧社会的移民是无奈的，悲壮的，苍凉的。为了生存，移民不得不拖儿带女，骨肉分离，背井离乡，风餐露宿，风尘仆仆，饥饿疾病，长途奔袭之后，在远离故土的他乡扎根，守望互助，白手起家，重建家园。可以想像，很多移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倒在了奔往他乡的路上。移民文化孕育于迁出地文化中，迁出地文化是移民文化形成的母体，移民文化是化学反应后产生的化合物，每一个迁出地文化都是移民文化的重要元素。可以说，有多少规模化移民，移民文化就呈现出多少迁出地文化的影子。东营移民来源众多，构成移民文化的元素多元。对东营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几个。一是晋商文化。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因素，造就了闻名天下的晋商（与潮商、徽商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晋商文化。迁往东营地区的山西洪洞移民自然带来了晋商文化，成为东营移民文化的重要元素。比如，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利津人的经商意识就比较浓厚，头脑灵活，善做买卖，广大农村小商小贩很多。利津有俗话“三六九，出来进去不空手”，不空手，是指顺便做些买卖赚些钱财，不白走一趟，浪费时间，说明有商业头脑，善于抓商机。垦利西部沿黄居民深受利津民风影响，卖菜卖布卖杂货的很多，很有经商头脑。二是儒家文化。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文化长期以来浸润着齐鲁大地，东营境内也涌出了一些传承儒文化的大家。鲁西南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孔孟思想文化氛围自然十分浓厚，不论是明朝时辗转于鲁西南的洪洞移民，还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鲁西南移民，都是带着儒家文化而来，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并深深地影响着东营地区人民的思想观念和处世规范。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东营人民，忠义、重孝、中庸、包容、求实的群体性格特征十分明显。三是好汉文化。来自鲁西南的移民带来了梁山好汉文化。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忠勇节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事风格，传为佳话，影响深远。相比之下，鲁西人耐艰辛、性刚烈的斗争精神尤为突出。来自河北的移民把燕赵侠士行侠仗义精神带到了东营。东营古属齐地，是军事家孙武的故乡，自古尚武。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了东营人勇于斗争的精神品格。在革命战争年代，东营地区境内涌现了许多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英雄人物，还涌现出了周家连、商家连等参军模范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革命。四是黄河文化。东营地区的移民，很多是沿黄移民。像山西洪洞移民，鲁西南移民，很多生活在黄河两岸，身上打有深深的黄河文化烙印。黄河几经辗转，最终选择在东营入海，前后流经东营1200余年，这里土著居民的身上也打有深深的黄河文化烙印。黄河是一条5464公里的长河，每一段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有其不可复制的魅力，其文化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外地的沿黄移民与东营当地居民长期生产生活在一起，共同推动黄河文化发展，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移民迁徙的过程也是文化的流动过程。移民文化的形成发展，是迁出地文化与迁入地文化的碰撞、交融和再生。其中，文化记忆是移民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文化再生是移民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移民文化的形成，得益于移民的文化记忆及文化本身的发展与再生。移民文化不是对迁出地文化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迁入地文化的全盘接纳，而是文化记忆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及再生。移民文化的生成是时间累积的结果，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的结果。移民文化的形态演变发展，基本上遵循着“文化记忆→文化流动→文化再生”的发展路径。（一）多样性。在移民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完成从文化迁徙到文化再生的关键是新民俗的诞生，即移民新的生活方式的确立。新民俗的诞生意味着移民个体或群体已经在新的聚居地确立了新的生活方式，总体上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共识。一个地区，移民来源越多，移民文化就越丰富。东营移民文化的多样性，在风俗和方言的多样性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风俗方面，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邻村之间就有不同的风俗。年节的过法差异很大，单就贴春联的时间看，就有旧年二十九傍晚、年三十一早、年三十下午和新年初一早上等不同，祭祖的方式差异非常大，“请竺子”就有许多种请法。婚丧嫁娶的做法更是差异很大，很多地方邻村之间办喜事，事前要经过中间人反复沟通，以免因风俗不同而产生误解闹出笑话。东营的方言十分丰富。东营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区的冀鲁官话，依据人口来源和地域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广饶话、利津话、寿光话、鲁西话、沾化话等五个主要类型，五个类型之间，既各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彼此影响，个别乡镇和村庄还存在多种方言互相渗透交融的现象。此外，在胜利油田开发建过程中，还形成了别有风味的“油普”（油田普通话），可以说，境内语言形态极其丰富。（二）创新性。移民文化是创新文化，移民文化总是表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移民文化是一种既不同于迁入地、又不同于迁出地的一种新的文化。移民每到一地，需要尽快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融入当地群众，开始新的生活。即便对迁出地的生产生活再留恋，再不舍，也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学会生存和发展。因此，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适应性是强的，创新性也是强的。同时，迁入地文化也主动接纳迁出地文化的积极因素，改造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东营这片土地上，儒家文化、晋商文化、好汉文化，以及当地黄河文化、海洋文化，进入20世纪后的红色文化，石油文化，这些文化元素在此融合，发展成为独具创新魅力的新的文化。创新文化的发展，又很好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创新性突出表现在建市以来的国企改制和转型发展及大开放大招商战略的实施，有力地解决了过度依赖油田的发展模式，壮大了地方经济实力，争取到了发展主动权。（三）包容性。移民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开放性与兼容性。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融合构成了移民文化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对本土文化的改造和再塑，构成了移民文化的兼容性。东营移民文化包容性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黄河口宽满的土地资源。这里天高地阔，大河奔流，河海交汇，物产丰富，塑造了居民大度、豪放、包容、豁达的性格特征和人文精神。移民还具有流动性的特点。移民进入东营境内，并非囿于一地，而是仍然不停探索更佳生存地，其流动总体趋向，是由南往北，由西而东。东部北部土地更加广袤，且有丰富的渔盐资源。境内移民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了移民文化的兼容性包容性。东营人不封闭，不排外，不欺生，善与人共事。东营地域内多种移民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响，一体多元，和而不同。（四）守成性。宽满的土地接纳了各方移民，移民的到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宽满的土地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和思想，文化特性中存在着创新性与守成性的矛盾。就其守成性来看，东营地区居民长期以农为本，广种薄收，靠天吃饭，造成相当大比重的居民小农意识较重，商品意识不强，开创进取精神较弱。有关土地及农业的俗语谚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这一现象：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要龙要虎，不如要土；生意钱，一蓬烟，庄稼钱，万万年；走遍天下游遍山，不如在家把土翻；种田种地是根本，生意买卖眼前花；五行土为尊，四民农为重；人生天地间，庄稼最为先，等等。这样的俗语俯首即是，举不胜举。东营移民文化的内涵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无定论。一方面，移民文化仍在生成发展中，另一方面，对移民文化的重视和研究刚刚开始。总体上看，开放包容，创新和谐应是题中之义。历史上的东营是开放包容的，否则就进不来那么多移民。历史上东营的胸襟是宽广的，胸襟不宽广，这么多五湖四海的居民就无法和谐相处。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让来到东营的移民懂得，只有团结起来，尽快适应新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只有不断探索进取，才能多垦荒，多打粮，才能立足根基，代代传承。现在，东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深入研究移民文化，做好传承弘扬文章，站在时代的前沿和国家民族的高度，以全球世界的眼光，观天下，看东营，广纳英才，担当作为，锐意进取，成为伟大的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一是归属与认同。东营市只有38岁，是极年轻的一座城市。组成东营市的三区两县，历史上均承载了多次大量移民，建市前其行政管辖几经变迁。经过38年融合，东营地区居民对东营这一共同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逐步形成，不断牢固。移民及其后裔，不论祖上来自山西、河北，还是鲁西南、大江南北，不论千山万水之外还是周边附近，也不论从事哪行哪业，大家共处黄河口，都是东营人，在这方水土的滋养下勤奋创业，走向未来。在伟大的新时代，深入研究东营悠久的移民历史，提炼传承多元一体的移民文化，推动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东营人进一步强化东营情结，在文化的层面和高度，持续深化对这座年轻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以东营为家，以东营为荣，让“我是东营人”“我们的东营”的意识根深蒂固，深入骨髓，融入血液，加快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二是视野与格局。移民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集中体现着一个“大”字：大河口，大东营，大视野，大境界，大格局。在伟大的新时代，尤其需要“大”的精神。东营地处大河之端，黄龙入海，苍海横流，河海激荡，世界就在家门口。几十年来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发展框架已经拉开，人均GDP位居全国前列，东营已经崭露头角，屹立世界东方。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视野多宽道路就多宽，格局多大前途就多大。跨入新时代的东营，更须有全球的眼光，天空的胸怀，谋划推动东营再跨越。比如在人才政策上，真正舍得拿出真金白银，不拘一格吸纳人才，千方百计留住人才，各尽其能用好人才。三是改革与创新。移民文化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吐故纳新，充满生机与活力。相对而言，越是移民多的地区，越是移民来源地多的地区，人们的观念往往越新，接受新鲜事物越快，改革创新的欲望和能力也越强，更容易走在时代前列。在国家进入伟大的新时代的关键节点，东营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弘扬移民文化中的创新元素，更具重要的时代意义。不论是执政者还是创业者，都应善于用发展的眼光审视东营，正视以往的成就、当下的问题，审视未来的目标与走向，既不骄傲自满，又不妄自菲薄，以改革的勇气，创新的胆识，信心满满、意气风发地阔步向前。别人没干的尝试着干，法不禁止的摸索着干，摸石头过河，放手放胆，创新创业。四是融合与和谐。发展增进和谐，和谐促进发展。东营移民文化中的和谐元素，是在持续移民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移民时代，大家互帮互助，风雨同舟，携手同行，进入伟大的新时代，仍需同心协力，并肩前行。区域间不划小圈子，不能厚此薄彼，三区两县、油地军校携手并进，相濡以沫，与人为善，不相互对立，以邻为壑，在一体多元的文化体系中深度融合。东营是个大家庭，各地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因此，要传承移民文化，弘扬和谐精神，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凝心聚力，把“家和万事兴”的大合唱唱出新高度。 （摄影 刘文明） 作者简介：杨立宇，史志工作者。喜欢文史，业余写作。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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