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龙|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关键词]日本;神户;华侨华人;广东侨乡

[摘   要]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

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在近年来成为华侨华人研究当中一个热门课题。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研究内容相当广泛,大致上包括华侨华人与侨乡的迁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政治关系,而且是以迁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为重点。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在研究华侨华人与侨乡联系时的视角也不一样。从华侨华人国际网络的角度研究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其关注点主要是研究源于同一侨乡背景的华侨华人的地缘关系、人缘关系在国际网络形成过程中和活动中的作用,以及这种源于同一侨乡背景的华侨华人国际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的异同。事实上,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由于其经济实力以及经济活动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他们与侨乡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作用也相差很大。本文主要就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广东人移民神户的历史和广东人移民其它地区如东南亚的历史相比要短得多。尽管日本距离中国不远,但由于日本对移民活动的限制以及当时日本能够吸纳移民的经济环境远远不如东南亚和北美地区,所以广东人移民日本的规模也是相当小的,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神户华侨社会的规模(尽管神户华侨的人数在日本还算多)。换句话说,中日一衣带水的地理条件没有成为促进中国大量移民日本的因素,这也说明吸纳多少外来移民主要决定于经济发展机会与目的地政府的移民政策。

广东人是1868年神户开港后才陆续到达神户地区。早期到达神户的广东华侨主要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和外国洋行的买办。鸦片战争后有些广东买办随着外国洋行的扩张而迁移到中国其它通商口岸和外国通商口岸,日本由于是新对外开放的国家,所以外国洋行到日本设立分行或者办事处时从中国带广东买办到日本去。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尤其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买办大多数是广东买办,其原因是广州作为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开放的地方(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中国唯一对外的港口),培育了一批精通对外贸易和通晓洋务的买办人才。因此,广东买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主要出身于澳门到广州之间的广东西部沿海地区,如中山、番禺、顺德、佛山等。由于买办是需要担保的特殊职业,因而买办招收雇员时通常也是招收同乡人。例如,琼记洋行在横滨的买办陈玉池到日本时就从家乡带了四个雇员去。在神户的中国买办中,广东买办同样是占了大部分。在蓝璞所列举的13名买办名单中,广东买办占了12人。除了上述两类人之外,一些广东手工业者也陆续到达神户地区。因此,近代广东人移民神户的活动不像到东南亚或者美洲地区那样是人数较多的成批移民,也不是以从事种植园和采矿之类的苦力劳工为主,神户华侨的职业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以及一般雇员帮工,具有浓厚的港口城市职业色彩。

通常在国外的华侨都会以地缘和血缘关系招引同乡或亲戚到国外去,并且在经济活动中以自己熟悉的人缘网络为基础。广东到神户的移民应该说与已经在神户居住的广东同乡有一定的关系,从移民的理论来说属于“连锁移民”的形式。在早期神户华侨社会中,广东华侨显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经济势力较强,例如,在20世纪之交的56位有财力神户华侨中,广东籍华侨占了32位。在这些广东华侨之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他们的出身地。在32名广东华侨中,香山(中山) 10人,新会8人,南海3人,三水1人,番禺1人,顺德2人,南海3人,鹤山1人,澄海2人,梅县1人。除了澄海2人和梅县1人属于广东东部地区之外,其余都来自广东西部。另外,根据残存的46份神户华侨籍牌资料,里面记录的广东华侨来源地是香山15人,三水8人,顺德4人,南海6人,鹤山5人,番禺2人,新会2人,新安2人,四会1人。解读这两份资料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事实:近代神户广东华侨主要来自广州以西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种地域性的趋同实际上就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神户华侨社会中,广东华侨人数也是最多的,如1940年兵库县华侨总数4880人,其中广东华侨2702人。因此,近代神户华侨社会是以广东籍华侨为主,而神户广东华侨主要来自广东西部珠江三角洲地区。

但是,由于鸦片战争后外国大洋行将总部迁往香港或者上海,香港迅速成为华南地区的贸易中心,广州已无法像鸦片战争前那样享有独口对外贸易的特殊地位。这种贸易形势的转变,导致神户华侨进行与广东贸易活动时选择香港、澳门和广州作为其国际贸易网络的节点,而不像潮汕籍的泰国等东南亚华侨那样除了香港、澳门、广州之外还直接到自己家乡口岸汕头设立贸易据点。虽然神户广东华侨随着贸易的扩大(如火柴贸易等)将贸易网络扩大到其它地方,但是,在选择进行贸易活动节点时,不一定首先选择自己的家乡,而是根据商业活动的需要选择已经形成的商业中心(贸易口岸)作为贸易的地点。事实上侨乡之所以成为侨乡往往是因为经济环境不好才导致当地人民出外谋生的,内陆侨乡不是进行贸易的最佳地点。近代华侨回国投资基本上选择城市和大商埠作为投资的主要地点显然是考虑到经济环境和商业投资的回报因素而作出的选择。这样,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经济关系一方面主要限于广东西部,一方面由于贸易节点不在自己的家乡而与自己家乡产生了“距离感”。

在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历史关系中有一个突出问题是政治因素问题。从19世纪末以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关系紧张的过程,而中国民众多次发起抵制日货的运动。这种政治因素对在日本的华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华侨返回国内等,这对从事中日贸易的华侨也同样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神户华侨与广东的关系同样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冲击。例如,神户华侨在广东设立的火柴厂原料大部分来自日本,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日货受到抵制,火柴厂只能从其它地方购买原料,而原来在火柴厂担任技术指导的日本技师也离职。在中日关系恶化时日本背景成为一种障碍,这是日本华侨史有别于其它国家华侨史一个突出的特征。

综上所述,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特征是:(一)由于神户华侨社会规模小,经济实力远远不如东南亚国家的广东华侨实力强,对广东侨乡的影响也不如东南亚美洲地区的华侨影响大。(二)神户华侨主要来自广东西部珠江三角洲地区,所以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关系主要限于广东西部侨乡。(三)由于受中日两国贸易结构互换性的影响,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经济贸易规模也不是很大,商品贸易的种类也不多。(四)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深受两国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日本作为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技术方面比东南亚国家要先进一些。当中国开始推行近代工业化进程时,神户的广东华侨发挥其优势,开展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活动,在发展与广东侨乡的关系上起了显着的作用。

二

从一般意义上说,源于同一侨乡文化背景的华侨华人国际网络,在促进或者加强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上半叶,侨乡在社会建设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上都比非侨乡要高的多,而且重点侨乡要比非重点侨乡的发展又要好一些。侨乡的发展显然得益于华侨的推动,是华侨与侨乡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在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关系史上,火柴问题是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关系最突出的事例。

有资料指出,约在1870年左右有商人以怡和洋行的名义从日本进口火柴(可能不是日本生产的),火柴的商标是怡和洋行的“中兴”和“人鹿”牌。在中国进口的火柴中,除了瑞典产的火柴之外,日本是另一个主要火柴输入国。日本的火柴绝大部分是从神户大阪出口的,例如1893年神户大阪出口的火柴占日本火柴输出额的96.4%。神户火柴工业始于1877年,同年首次输出火柴,此后神户火柴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对中国出口日益增多,神户的火柴出口基本上输到中国。火柴贸易这种特殊情况为神户华侨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在神户火柴制造和出口贸易业中,广东华侨起了较大的作用。1891年,神户火柴输出贸易有96%是通过华侨进行的,通常他们将火柴输出到香港然后输到广东、福建、台湾、广西、东南亚等地销售。广东华侨经营日本火柴输出的商号主要有怡和、利兴成、同孚泰、广昌隆号、裕贞祥号、广同生、祥隆号、文发号、义和祥、协同丰、德人和、广德等。他们有的在广州设立代理行,如同孚泰的代理店是泰兴,利兴成的代理店是隆昌盛,怡和的代理店是信记;有的在香港设立分店,如利兴成的分号是利益,裕贞祥的分号是昌盛隆,同孚泰在香港也有分店。据说,怡和经销的“猴”牌,利兴成经销的“舞龙”、“舞狮”牌,同孚泰经销的“中兴”、“花兰”、“三锁匙”牌(专销泰国、缅甸)大约占了日本火柴进口的80%左右。由此可见,广东华侨在中日火柴贸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根据广州海关的报告,外国火柴之所以畅销中国,是因为“洋自来火可以请半税单运销内陆,而土造者不能,自为洋自来火一大占便宜之处。此项洋来货物尤以日本国为多。广州海关十年报告(1882— 1891年)进一步指出,“火柴—一几乎全是日本制造的—一现在即使在最边远的地区也是可见到”。在1892— 1901年的广州海关十年报告中,仍然指出“日本火柴继续坚挺,需求量稳定,在本十年的后期更受青睐”。火柴之所以在中国内陆畅销,主要原因是使用方便。1903年广州海关报告指出煤油和火柴是内陆最畅销的商品,“此两项销流如此之多,盖因近年以来,各处乡村皆喜用之,咸以从前火石、油灯二物为不便故也”。

神户华侨除了进行中日之间的火柴贸易之外,还在广东投资设立火柴制造厂。神户华侨在广东设立工厂制造火柴的活动是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代华侨投资中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或者中国第一家火柴制造厂是1879年日本神户华侨卫省轩在佛山创办的巧明火柴厂。到1896年(光绪22年), “自来火一项,粤省现有数处制造,处于佛山者居多,才货不见佳,窥其事并有压倒洋来货物之势”。早期广东火柴厂如巧明、文明阁、义和、太和、吉祥、振兴、广中兴7家火柴均使用日本的商标“舞龙”,结果引起日本商人向清政府控告他们的侵权行为。虽然这7个工厂最后以龙是中国的标志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商标,但以后除了他们7家之外其它厂家就不能使用了。

广东的火柴厂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火柴厂的创办人大部分是日本华侨,如巧明厂的卫省轩、黄寿铭、黄郁兴,大益厂的叶鉴光,民生厂的董庆堂,公益厂的叶咏楚,广东厂的罗守一,文明厂的黄润堂,燧昌厂的黄惠伯,南华厂的黄福山,等等。其次,广东火柴厂的技术、原料主要来自日本。如巧明厂被黄寿铭收购后,引入日本资本和技师,并由大阪公益火柴株式会社供应所有原料。民生厂、吉祥厂、文明厂、大益厂等火柴厂也都聘请了日本技师,而聘请日本技师是通过华侨进行的。

火柴贸易和生产不但促进神户华侨国际网络的形成,并且大大加强了神户华侨与侨乡的关系。以利兴成为例,利兴成店主黄文兴在日本经商时结识大阪公益火柴株式会社社长井上,他起初贩运“舞龙”牌火柴回中国销售,并在香港设立有益行,将大米和杂货运往日本,又从日本运棉纱和火柴经香港到广州,为此,他在广州同兴街开设龙昌盛号,在广西梧州设立万源生号,专门销售日本火柴。黄文兴还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将原来日本的粗枝火柴改为细枝火柴,结果销路大旺。黄文兴去世后,其儿子黄寿铭继续与井上的儿子井上重造合作,在1908年收购了卫省轩创办的巧明火柴厂,改名为巧明光记火柴厂。利兴成的例子说明了华侨通过经营和销售火柴建立了国际商业网络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以神户为起点,经过香港进入广州,然后以广州为据点向中国其它地区扩张。由于广东制造火柴的原料基本依靠从日本进口,所以,神户华侨通过火柴以及火柴原料的贸易建立与侨乡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

除了火柴业外,日本华侨还投资其它的行业,如1908年高绳芝在汕头创办的汕头开明电灯公司以及1910年创办的汕头自来水股份公司等。此外,还有日本华侨叶咏楚与美国华侨李金利在抗日战争前在新会创办的利民行车公司、其利行车公司、兴业行车公司等,行走新会到鹤山、江门的路线。日本华侨在火柴厂以外创办的企业,以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的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余觉之、余干甫等人创办的江门造纸厂最为重要。简照南曾经在神户开设东盛泰号经营海货和布匹。他所创办的广东南洋烟草公司起初的总部设在香港后来又移到上海,与广东侨乡的关系不大。但他在1916年与吴仲文、简英甫等合作在佛山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竹咀厂,有工人700多人。另在佛山澜石黎涌乡建造了8条巷48间房屋给农民居住,在佛山石湾兴办母训女学校供贫寒子弟读书,这也是对侨乡的贡献。简氏兄弟作为神户广东华侨在中国创办了大概是神户华侨在中国创办的最大企业,也算是近代华侨与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例子。江门造纸厂是当时中国三大造纸厂之一,创办人余觉之、余干甫于1904— 1909年在日本东京留学,学习造纸技术,回国后创办造纸厂。江门造纸厂创办初期困难重重,亏损严重。1916年余觉之的弟弟余铸东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纸技术7年之后回到江门,在余铸东主导下江门造纸厂不断改进技术,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国纸进口减少,江门造纸厂从此走上发展的道路。江门造纸厂不是华商在海外经营成功后回国投资的例子,而且是留学日本的华侨所创办的有影响的企业,是华侨通过技术援助推动侨乡经济发展的例子。

总之,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在火柴贸易和火柴生产的推动下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有日本商人的背景以及对日本原料的依赖,加上受到中日两国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神户华侨与侨乡的经济关系受到不少制约。

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因素的激发下,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广东侨乡的经济建设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领先地位,是广东发挥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和华侨众多的人缘优势的结果。

但是,当我们更深一步探讨华侨华人与港澳台同胞在广东侨乡经济发展中作用时,我们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同胞的投资在广东所占的比重最大。海外华侨华人在广东的投资除了东南亚一些大的华人企业集团之外,其它地方的华侨华人极少在广东有投资活动。从下表可见日本在广东的投资不多,而其中神户华侨的投资就更加微乎其微。但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捐资活动则是涉及面较广,许多华侨华人虽然没有投资,但却捐资给自己的家乡。华侨华人的捐资活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华侨华人和侨乡的文化认同。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8年,广东共接受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款捐物总值298亿2245万人民币,其中广州市占5%,深圳市占7%,珠海市占2%,东莞市占4%,中山市占3%,江门市占14%,佛山市占11%,肇庆市占2%。也就是说,广州以西珠江三角洲地区接受的捐赠总值占广东全省的48%。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捐赠中,日本华侨捐赠的人数不多,最突出的例子是东京华侨吴桂显,吴桂显在中山侨乡捐赠的巨资达3700多万港元,这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侨华人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就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而言,改革开放后有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就是兵库县与广东省结为友好省县关系,在此过程中神户广东华侨华人起了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1982年神户广东华侨华人在跟随兵库县访问团访问广东之后催生了兵库县广东同乡会的诞生,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一种互动。根据兵库广东同乡会的资料,在兵库广东同乡会创立后十年里,兵库广东同乡会所做的工作主要有:(l)组织会员到中国旅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2)接待来神户的广东各类访问团。从1983年至1990年共接待了21批。(3)接受广东政府的邀请访问广东侨乡及中国其它地方。(4)组织一些华裔青年参加广东政府组织的夏令营。(5)捐款救济中国灾区。在加强与侨乡关系方面,广东同乡会的领导起了较大的作用,他们多次带团回到广东侨乡访问。对与侨乡隔绝较长时期的神户华侨来说,到侨乡访问无疑激活了他们对侨乡的历史记忆。通过到侨乡访问,加深了神户华侨华人与家乡的感情,有的华侨用捐资等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情怀。例如,神户华侨莫开华就将继承义父任礼培470多万日元的遗产捐给鹤山县图书馆。又如1988年2月由霍兆翔、任善培率领的访问团在参加任礼培纪念堂和开华堂剪彩仪式后,访问团14名团员合捐一部照相机给《鹤山乡讯》编辑部。诸如此类的捐款还有不少,虽然数量不多,但都表达了华侨华人对侨乡的一份感情。神户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包括了互访、寻根、捐资等内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亲人与侨乡关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根据初步了解,神户华侨华人比较少到广东侨乡投资,双方经济上的互动关系不强,这是神户华侨华人经济实力和职业结构影响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经济关系关联度不强的结果。神户华侨华人在二战后并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涌现出一批新的大企业集团,神户华侨华人的职业在二战后依然是以餐饮业和服务业为基本职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事技术工作的白领阶层大量增加。神户华侨华人到侨乡的投资活动实质上是跨国投资问题,而是否进行跨国投资涉及到华侨华人企业是否具备跨国投资的能力,是否有进行跨国投资的需要。虽然改革开放后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发展,广东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蕴藏了商机,但广东侨乡政府与同乡会之间的交往其实际意义在于营造一种“关系”的气氛。地缘关系和人缘关系以及华侨社团组织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框架,并不必然导致华侨华人到侨乡来投资。华侨华人是否对外投资是企业的个体行为选择,如果华侨华人企业的经济活动是以国内市场为中心的就没有对外投资的需要,即使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华侨华人企业,在选择贸易对象或者投资地点时也是以企业本身的交易最佳范围和投资回报率为依归。

回顾神户广东籍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 改革开放以来神户广东籍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象:即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是一种长期隔绝后的“回潮”,缺乏支撑其继续发展的动力——即年轻一代的强力支持,双边关系主要是一种“叙旧性”的文化联系而不是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以兵库广东同乡会的活动为例,在他们自己组织的到中国的访问活动中,最初一次是到广东“老家”看看,但后来的活动则是到中国其他地方“走走”。将首次回国访问放在广东说明他们对“广东人”的地缘认同,而后来到中国大江南北访问则表明他们的认同已经“泛中国化”。神户华侨华人回国访问比较多的发生在80年代, 90年代后有减少的趋势,这种先密后疏的变化曲线具有典型性。虽然他们也经常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回广东参加各种活动以及组织青年夏令营活动,但这些活动都是广东发出的邀请,是属于“被动型”活动,其意义在于维系一种文化认同的关系,不能自动建立紧密经济关系上的合作和往来。

(二) 地缘纽带和血缘纽带的作用表现在老华侨身上是双向的,即对地缘性或者当地整个华侨社会本身和对侨乡的关系都起作用,而在年轻一代华侨华人身上则表现为单向的作用,而且是简化为中华文化的认同,即只是对所在国华侨社会的认同,缺乏连接祖籍地侨乡的张力。一般来说,曾经在侨乡生活过的华侨华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一种深厚的感情。而年轻一代的华侨华人(指在海外出生的第三四代)缺乏在侨乡生活的经验,对侨乡的文化身份认同很淡薄,传统意义上维系与侨乡关系的地缘纽带和血缘纽带在年轻一代身上显得非常苍白和空洞。改革开放以来,常常有老华侨带着子孙回国“寻根”,当老华侨对家乡一草一木显得那么津津乐道时,其子孙往往却显得那么心不在焉。同时,我们也经常注意到有关海外传统华侨社团如何老化、如何应该注入新鲜力量等讨论,这些讨论其实说明一种现实,那就是年轻一代对于地缘、血缘认同的淡化,他们更多的是表现为对整个华侨华人社会的认同,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因此传统华侨社团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更换成年轻一代领导人就能解决的。总之,地缘纽带和血缘纽带在不同代华侨华人身上真正含义的区别,是我们在研究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那些笼统的议论地缘血缘关系在华侨华人身上的作用甚至认为血缘地缘关系会无条件地产生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不是进行严谨学术研究的结果。

(三) 华侨华人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无疑为那些需要对外经济扩张的华侨华人带来机会,但对那些立足所在国市场的华商的意义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对华侨华人中小企业来说是否能够真正带来机会还很难说。以广东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到侨乡投资的是毗邻广东的港澳同胞,引进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且许多是属于在港澳面临淘汰的夕阳企业。90年代后,广东加大经济升级换代步伐,将吸引外资的重点转移到外国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上来,广东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国大跨国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主要引进外资的目标。同时,随着经济生活规范化和对外资企业实行普遍国民待遇政策,原来依靠钻政策空子、依靠享受政策优惠的企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经济全球化和大跨国公司的挤压下,加上侨乡本土企业的崛起,中小型华侨华人企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许多在早期风光一时的企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被淘汰出竞争的行列。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中小企业的跨国投资活动面临的困难就越大,这种状况在研究华侨华人与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

(四) 从历史角度来观察什么主要因素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和侨乡关系问题时,笔者认为从“根”的立足点变化来观察整个关系历史发展历程比较恰当。以神户华侨华人而言,当代华侨华人社会与侨乡的关系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神户华侨或者海外华侨的“根”是在中国,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亲属在侨乡,所以他们经常回乡探亲,比较关注侨乡的状况,并与侨乡保持通讯、侨汇等比较密切的联系方式,有的华侨回家乡购买房产土地,有的华侨告老返乡,有的华侨回到家乡创办事业,等等。当中日关系发生变化时,有的华侨便迁移回国。他们将回乡诸多举动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的“根”是在中国,日本只是他们的“侨居地”。新中国成立后,首先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变,华侨与侨乡的关系受到外力的冲击,许多华侨从本身生存需要出发,自愿的或者非自愿的将“根”扎在居住国,从而逐步淡化与侨乡的联系,即使中日关系出现紧张也不象以前那样返回国内居住。与二战前不同的是,战前的华侨企业其家庭立足点的移动性比较高,他们可以将所在国作为据点向外扩散也可以将立足点移到侨乡,神户华侨在广东创办火柴厂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而现在到侨乡的投资则是以日本为中心的向外投资扩散。尽管改革开放后不断有华侨华人到侨乡访问或者参加各种活动,但这种现象与解放前那种规模和密度无法相提并论,何况其意义已经不是解放前那种“回家”的含义,而是一种“文化性”的“访问”。人们在论述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关系密切度时喜欢引用来访的人数、次数、国别数来说明问题,可是在这种热闹的表面底下掩盖了到底是什么人在访问和什么目的的访问的关键问题。以神户华侨华人来说,访问侨乡的人选具有很大的重复性,而且这种访问更多是具有间接意义的、属于与侨乡政府的“社交性活动”,不是解放前那种具有直接意义的回自己家的“探亲访友活动”。神户华侨华人如此,其他地方的华侨华人何尝不是如此。总之,以“根”在神户基础上的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关系表现为一种松散型的文化关系,这是神户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发展,但这种发展缺乏一种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前进的动力,因此未来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就此而言,新华侨华人在未来发展与广东侨乡关系上的动态是值得注意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中国政府重视海外留学人员的作用,新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人数也逐步增多,并且突破原来的地缘关系,他们选择创业的地点以是否最适合创业为考量,广东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已经有不少非广东籍的新华侨华人在那里创业,应该说,新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代表着未来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新发展。尽管神户华侨华人在改革开放后参与广东侨乡经济发展的程度较低,但神户地区从90年代以后每年都吸引不少中国留学生在那留学,这些在神户留学的中国学生必将有一部分会回到中国包括广东来发展。现在,广东省各级政府将吸引新华侨华人到广东创业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而广东省侨务部门在吸引这些新华侨华人人才时并不限于广东籍人才。广州市从1998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2001年参加交流会的人数达1500人,签约2299项,广州还专门设立留学生创业园,并为每一个进园创业的留学生(新华侨华人)提供补助。所以,这些被称为“海归派”的新华侨华人在未来神户与广东侨乡关系发展上将起到什么作用值得我们重视。此外,还有一些在海外业有所成的新华侨华人在到中国寻找发展机会和创业的同时,并没有将立足点搬到国内,而是奔走两地之间,这里权且称他们为“海飞派”。在“海归派”之外另立“海飞派”一词并不是想玩什么概念游戏,而是期望人们加强对这一现象的注意和研究。

在有关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研究中,通常主要研究华侨华人在侨乡的投资活动、捐资活动以及侨乡与华侨华人联系方式这三大方面的内容。其实,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在信息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今天,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已包含了经济信息和技术经验的转播的内容。许多华侨华人企业尽管没有计划或者没有能力到侨乡投资,但他们熟悉国外市场的动态,能够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帮助侨乡企业寻找投资切入点,能够为那些准备到国外发展的国内企业提供拓展市场的信息。许多在国外华人专业技术人才掌握着某种技术和经验,他们完全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侨乡转播技术和经验。这种经济信息和技术经验转播方式在未来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它有利于侨乡拓展与华侨华人关系的新空间,是我们研究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的重要领域。

原文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注释从略。

编辑丨郭燕平

审核丨钱源初

侨乡文化研究 第2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