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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家会议再次结论 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是1996年针锋相对的会议论争。5月8日，在北京新闻大厦，襄樊主办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研究室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所承办的“诸葛亮躬耕学术座谈讨论会”。何兹全等20余在京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再次重申之前的观点，认为“隆中是属于南阳郡的邓县”。 1996年8月28日，在郑州，河南省社科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与会20余位专家认为，汉末南阳与襄阳两郡的分界线就是贯穿东西走向的汉水，“草庐”不可能在襄樊。 附:公元207年诸葛亮已经出山了，208年襄阳郡由曹操设立，) 南阳方面也认为，客观地讲在会议论争中，襄樊方面的组织比较严谨，不仅在“东西南北各大城市”举行，更重要的是将当时国内硕果仅存的比较著名的史学家都邀请来出席会议并作出明确的表述，甚至还动员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布加盖公章的“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绝不在今南阳市卧龙岗”的“结论意见”， 因为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历史文献，所以，广泛地占有历史文献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前提。而在论争中，襄樊方面最为值得骄傲的是，除了《三国志》之外，东晋之后到唐朝的历史文献，如前所述的九条资料，都记载说隆中有诸葛亮故宅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北京会议”上就指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晋书》、《汉晋春秋》等史籍中都有隆中位居襄阳以西的记载，其中以《水经注》最具有权威性”；并且“高度肯定了习凿齿于桓秘书内'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一语的史料价值”。“上海会议”上肯定“《汉晋春秋》等史籍的记载无可置疑”，“是很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应该比元明以后的府志、县志更为可靠”。“成都会议”也说习凿齿所说的“隆中属南阳邓县”“是有佐证的”。 南阳方面随着襄樊方面的引领，也充分关注到历史文献的价值。在1991年的郑州会议上，有学者指出，襄樊方面所依据的《蜀记》、《水经注》等文献“只有诸葛亮'家’、'宅’、'故宅’、'旧宅’等字眼，而没有他'躬耕’、'躬耕地’的字眼”，而且“各个记述者对诸葛亮故宅遗迹所在地点并不十分清楚”；陈寿的《三国志》是古代“权威史学著作之一”，“是我们探讨诸葛亮躬耕地在何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1996年郑州会上，高敏先生指出，“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说诸葛亮家于南阳邓县隆中的习凿齿是襄阳人，他会不会替襄阳说话呢？因为习凿齿将这一问题讲得具体，他可能有偏见。2003年的南阳会议上，更多的学者关注到历史文献。比如说“东晋时期，王隐、习凿齿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和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这些记述“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将亮'家’、'宅’明确即为躬耕地，但由于漏洞百出，使人难以信服”。南阳袁祖亮先生在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出版的序中，则直接直指襄阳说中所依赖的资料不可信，“《汉晋春秋》也不完全是一部信史”，“习凿齿是个言行不一背义图荣之人”，“习凿齿著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襄阳记》有争夺南阳人文资源之嫌”；“《水经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记载，经不起推敲，矛盾颇多”。等等 可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依据就是历史文献，南阳如果连《蜀记》《汉晋春秋》、《襄阳记》、《水经注》全部怀疑，又拿不出有利证据，那就更让人无法信服了。 综上所述，学术问题要靠学术方式解决，现代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已经有了确切的结论，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襄阳古隆中（古南阳郡），在南阳卧龙冈为武侯祠。两地都是孔明粉，两地都争先恐后举行诸葛亮文化节，两地都双赢了。也许这就是诸葛亮留下的最后一计，”粉丝计”，让他老人家千年不衰，万年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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