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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育仁: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卡夫卡

 故人旧事2020 2023-06-30 发布于重庆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卡夫卡

——喜欢文学也喜欢卡夫卡朋友

/张育仁

诗人或者作家,之所以不易做就在于他们要自始至终做一个竭诚拥抱真善美的人至于是否自诩,或者被人称作“先锋”其实并不重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比照卡夫卡,我们的文学与我们的文学界不能不作出事关仁爱与良知文明与人道意义上庄严选择。

今天,我打算给朋友们,特别是喜欢文学,或者以弄文学为乐为业的朋友们讲一个卡夫卡的小故事;我将这个似乎与文学无关,但却有那么一些人生体悟与文学认知价值的小故事作为小小的一杯清茶”,献给曾经喜欢,或者如今仍然喜欢卡夫卡朋友

                

面含深刻忧郁却温情脉脉的卡夫卡

之所以要献上这杯“清茶”,其实想告诉那些年轻或者比较年轻的“作家”,以及仍然年轻或者已经不怎么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矢志搞文学,也就是说,立志做一个文学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容易就在于你必须要自始至终做一个竭诚拥抱真善美的人特别是将这样一种“矢志”,不露声色地体现在日常的微观细节当中。至于你终其一生是否被别人称作作家”、“诗人”,甚至被称之为文学家”或者“文学”之类,其实并不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有许多的作家和诗人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今天,我只想给你们讲一个卡夫卡的故事。我希望朋友们都能够从这个与文学多少有点关系的故事当中得到某种启示,特别是得到关于文学与做人——做一个普通人的那种似乎简单却又比较深奥的启示。

 

  卡夫卡与他创造“城堡”融为一体,浑然难分

这个与卡夫卡有关的故事,不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收获到的。坦白地说,是一个从乌江边上“漂”到重庆来的青年诗人讲给我听的。当然,这个诗人如果还活在人世间的话,他应该也不怎么年轻了。

说起来,那是年前深秋的某一天,具体说来,应该是在一个阴郁的雨天的黄昏带着浓重的下川东口音的青年诗人一身是雨,失魂落魄般地闯进了我的房门。暗暗有所吃惊之后,赶忙让他换了衣服,然后烧上以茉莉花为主调的热茶他急地呷了几口,抖抖索索的狼狈极似孔乙己嚼茴香豆的窘态。他并不理会我的哂笑,落座后却硬硬地掷过了“先锋诗人的困境”之类的题目,逼迫我必须认真地参与讨论。 

显然,他试图个十分庸常而又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把我拖进这场危机四伏、难度极高的讨论。

于是我不得不露怯道:“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先锋、先锋诗人以及现代派以及第×代诗人的玄妙酷烈、神圣、霸道在什么地方?坦白地对他说:“我最初知道'先锋’这两个字还小学的时候。当时,还是通过班主任的反复讲解,才弄明白所谓'先锋’就是'红领巾’,因为红领巾中国少年儿童的'先锋队’;如果哪一天你戴上了红领巾,那你就可以以'先锋’自居自傲了。”

到了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得了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一种怪病叫做“猩红热”。于是又知道了先锋霉素,那是抗生素的一种。那药救了我和许多人的命,我认为,'先锋’,也不虚枉……但现今的先锋诗人之类他们占山为王、啸聚称帝,称其为梁山好汉,不见其侠义在哪?忠信在哪?关键是他们到底'先锋在哪?我实在没感觉……”

    原想他会勃然大怒,搞完我的“大批判”后摔门而去。却万万没料到英雄所见略同他竟坦诚地说:“我也没有搞醒豁这些以先锋自居自恋自嗨的牛人,到底先锋在哪?他的这番表态,一下把我原先设计好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之类打了个落花流水。
    
  接下来,我们凭吊废墟般地杂乱回顾了80年代以来现代派亦或先锋派改朝换代、阴阳盛衰的历史发现“先锋”们在那以后的被冷落,甚至大逃亡后入三教九流的荒诞结局讨论的结果:我们认为导致这样的不堪结局,恐怕还是要到他们自身非先锋的诸多德性上去找。

就这样他给我讲了关于卡夫卡的十分不起眼的小故事也就是我今天要转述给朋友们的这个发生在布拉格的小故事——一个十分奇异美丽的“童话故事”。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是奥地利人,长期生活在布拉格。因为在那个时候,布拉格是奥匈帝国的首府。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生活环境,是卡夫卡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卡夫卡的关键。

 

布拉格老城偏僻的小街
    故事发生在1923年的某一天,患病的卡夫卡在急匆匆地奔往医院的路上。突然他发现一个模样很好看的小姑娘在边伤心地哭着,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关切地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小姑娘独自跑出来玩,不小心把心爱的洋娃娃弄丢了。

这样低幼乏味的邂逅也值得一个大作家,而且是作为先锋派大师的卡夫卡去关注吗?至少我知道中国的先锋派向来是不屑于理会这类凡俗小器的鸡毛蒜皮的——他们特热衷于扯旗拉派、征东讨西;特迷醉于以诗代论、匡救天下。

    卡夫卡当然不懂得这些摧枯拉朽、攻城掠地的鬼名堂。他蹲下身子擦着小姑娘腮边的泪水,轻声地告诉她说,小姑娘,你的洋娃娃不是丢了,而是出远门旅行去了。由于走得匆忙,没记起与告别的事。不过我想,不了多久一定会给你信来的。你就耐心地慢慢等她的来信吧!实际上,这天晚上,卡夫卡在病痛中以洋娃娃的口吻给小姑娘写了第一封充满爱心与期待的信

从那以后,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他都要给小姑娘写信,详细地讲述她自己(洋娃娃)在世界各地旅行遇到的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
    年以后,那一封封神异的信装满了小姑娘的抽屉。这时卡夫卡病愈要到远方去了。他犹豫再三,终于下决心给小姑娘写了最后一封信。封信里面,卡夫卡是这样告诉她

(洋娃娃)可爱的小主人啊!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想您。这一年当中,我周游美妙的世界现在,我想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由于世界的新异所有的这一切,已经改变了我,因此我回来时很可能与原来的模样完全不一样希望您再见到我时千万不要感到惊奇……

第二天,卡夫卡特地到玩具店里,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洋娃娃送到了小姑娘的家里……从而为这段佳话添上了最美、最意味深长的一笔。

  

这是今天的布拉格小姑娘与洋娃娃

讲完这个有关卡夫卡,有关“先锋”的故事,青年诗人眼眶中明显滚动着崇敬与追悔的泪

其实,所谓的“文学敏感”或者“审美敏感”以及“写作功夫”、“文学技巧”等等,说穿了,无非是对人性的敏感、对人道的敏感、对博爱的敏悟;说穿了,就是要用慈爱悲悯的心灵去感知与照烛别人的心灵,特别是去寻访和照烛“陌生人”的心灵。

这似乎与文学无关,但细细想来却“严重有关”——古人所说的“一枝一叶总关情”讲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其哲学意味深长,其人生道理却是如此的清浅。

卡夫卡说: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生活的真谛。”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对他所说的“人只因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应该在理解上不会感到丝毫的困难。他所说的“承担责任”,其实就是慈爱与悲悯。

本以为我在转述完这个故事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关于卡夫卡的这个故事的版本并不是只有这一个。

不久,一个叫赵霞的青年文化学者,她竟然为了寻访这个故事,万里迢迢,专程去布拉格寻访追索。她这样写道:

一个雪后的冬日,我独自背包行走在布拉格小城区的石甬路上,匆匆经过伏尔塔瓦河畔的卡夫卡博物馆。日色淡薄,空气寒冽,博物馆门庭冷清,惟有院前那座知名的小便雕像仍在运作不倦。在狭仄熙攘的黄金巷,我再次走过卡夫卡写作《城堡》的第22号旧居,那是挤在巷道低矮商铺间一个不起眼的小屋,淡淡的逼仄和压抑里,似乎还隐约嗅得到《城堡》的气息。

她说,那个时候,她刚刚读到卡夫卡的这个迷人的传闻。她进一步寻访得知,这个故事实际上发生在卡夫卡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在这位对于现代生活、精神之绝壁式的断落和荒漠般的虚无有着深刻体验的作家身上,传闻本身却像是一篇充满希望的美丽童话。”

不过,寻访中,这个“美丽童话”的发生地似乎并不在布拉格,而是在德国的柏林。据说那一次,忧郁的卡夫卡与爱人朵拉在斯坦格里茨区的公园散步,突然遇到一个哭泣的小姑娘,她伤心地说,自己不小心弄丢了玩具娃娃。卡夫卡关切地告诉小姑娘,娃娃没走丢,她只是私自跑到外面旅行去了。此后,她还托自己(卡夫卡)给她的小主人捎去了一封又一封信。

朵拉的追述是:从那天开始,卡夫卡全身心沉浸于这些信件的写作当中,其专注程度丝毫不亚于从事神圣的文学写作。

赵霞还就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

这个故事似乎从未在卡夫卡的手稿资料中得到确切证明。但通过朵拉的追述,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确实是发生过的。

                 

朵拉.迪亚曼特,卡夫卡最后的恋人

至于是在柏林,还是在布拉格,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围绕这个“美丽的童话故事”,人们的浪漫情愫与想象力被充分的激发起来。特别是激发了许多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想要探寻、还原以及描述和阐发这个童话故事的极大热情。

为此她写道:“英国传记作家尼古拉斯·默里在《卡夫卡》一书中以平实的语言提到了这一生活的小插曲。法国作家雅克琳娜·拉乌-杜瓦尔在小说体的《恋爱中的卡夫卡》里,想象性地还原了卡夫卡与小姑娘之间的相遇和对话。西班牙作家霍尔迪·塞拉·依·法布拉则以一部儿童小说《卡夫卡和旅行娃娃》,将传闻演绎成曲折迷离的动人故事。”

只不过,在一些“心灵鸡汤”中,这个故事甚至被续上了子虚乌有的、滑稽荒诞的结局:小女孩长大后,得知事情的真相和卡夫卡的身份,她成为卡夫卡作品的忠实阅读者、研究者、推介者,等等等等。

艰苦的寻访考证之余,赵霞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个令我们十分感动的故事,“它的核心意义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这也是当年我和那个青年诗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为此,赵霞帮我们作了坚定的回答。她说: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文学,以及以文学为代表的整个人类的文化或者文明——对于孩子这样一种微小存在的深深关切。

要知道,当时,卡夫卡怀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病痛与绝望。他走在柏林一条格外冷僻的街上,他看见了一个孩子的眼泪,感受到她内心深深的悲伤。只是为了擦干她的泪水,他那双写下《变形记》《城堡》手又提起笔来,开始给陌生的、不起眼的小女孩编织美丽的童话。他这一刻的俯身,因其所注目和关切的那个看来如此柔弱普通的生命而深深打动了我们。

其实,早在那当年个阴郁的雨天的黄昏,我们就已经深入讨论到这些与文明和文化,与人性和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话题。但是,我们的确没有赵霞谈得这么好。她似乎远比我们体悟得更加深入和细微。她的思考无疑具有诗化哲学般的动人意味。就卡夫卡蹲下身来给小姑娘擦拭眼泪这个“姿势”,她说:

“对文学而言,这个姿态同时也充满象征的意味,卡夫卡不仅仅是想要擦干一个孩子眼泪。他这样的姿态,同时也是想要从孩子开始,来安慰这世界和人类的悲伤哭泣。这无疑是一种卓越的人道主义姿态。”

不仅如此,赵霞还进一步阐释道: 

这显然不只是属于卡夫卡的关切。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在雨果、狄更斯那里,在鲁迅、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萧红......那里,我们都能读到这同一种关切的不同书写与表达。

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流泪的小女孩的同情和关切,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女孩的小小悲伤看得和全世界一样重要。这样的情感,照亮的是我们人性和文化中至为珍贵的内容。这也是一切了不起的文学作品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核心。

从这个核心意义上说,那个在卡夫卡的童话里得到安慰的小女孩,与那些在雨果、在狄更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的笔下得到关切和救助的孩子,未尝不同时是对这些文学家及其文学写作信仰的一种拯救。

 托尔斯泰说:“如果没有单纯、善良、慈爱和真实,就没有伟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感谢您,因为我遇见了您”狄更斯说:“仁爱先从自己开始,自由先从施爱以别人开始。”雨果说:“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自由与爱的双翼。”

这些文学大师在谈到最基本的人生感悟时,都不约而同谈到了爱——仁爱——慈爱——博爱的重要性,谈到了爱与自由、爱与真实、爱与善良、爱与伟大的那种深刻的内在联系,以及那种动人的逻辑关系,特别是爱在创造文学时的内在原动力。

对卡夫卡而言,他不过是将这一伟大的文学精神作了情不自禁的体悟与延续罢了。

关于为什么要学习卡夫卡——相信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已经完全领悟到了其间蕴含着的那些并不玄妙,但却是无比浅显而又深刻的道理。

诗人,或者作家,这种角色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之所以不易做,就在于他们要自始至终做一个竭诚拥抱真善美的人,至于是否自诩,或者被人称作“先锋”其实并不重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比照卡夫卡,我们的文学与我们的文学界,不能不作出事关仁爱与良知、文明与人道意义上的庄严选择。

作家近照及简介:
 张育仁,亦名柳下卉,江兮源,1954年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77级学人;知名作家、评论家、新闻学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重庆分会副会长、重庆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秘书长。
 大学期间积极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热忱投身于校园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参加“普通人”文学社而遭到保守愚顽的极左势力的忌恨,毕业时被发配到川西北大山深处饱经磨难。1984年成为所在地区首位由选民自主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后历经艰辛返回重庆。有学术著作多部及500余万字的各类文章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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