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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晚清时期有一位秀才，他放弃当官发财的机会，转身投入革命之中，只因他忍受不了晚清官场中的腐败没落。 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期的战友，他和著名诗人萧三是知己，他也曾参加红军万里长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的名字叫做何叔衡。  虽然何叔衡的一生太过匆忙，无论和谁站在一起，他都是年龄最大的革命派，但他颇有十年磨一剑的心态，不服老，不惧老，向年轻人看齐。 就是这样一位老当益壮的革命烈士，却在一次转移任务中失去了消息，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27年后，人们才弄清他的死因。 而此时，何叔衡的妻儿早已在家苦苦等待多年，他的妻子在临终时，还对他们的子女说：“无论如何，要把我葬在你父亲的坟墓边。” 这位可怜的女人并不知道，她的丈夫早已去世良久，就连尸首也荡然无存。 萧三怀念何叔衡，为了纪念他，作诗说道：“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型。”  乡中秀才何叔衡本意并不是当一个革命派，他从小的志向便是像无数古代文人雅士那般，寒窗苦读数十年，一朝成名天下知，成为一个站在朝堂之上的官人士大夫。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他的父母也十分支持他，虽然家里十分贫穷，就像无数个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农民家庭的孩子那样，何叔衡也经常就着玉米粉、野菜解决一餐。 但他的父母还是从小就支持何叔衡去私塾读书，何叔衡也十分争气，对于学业，他从不耽搁。 没过几年，何叔衡就像家里的秧苗那样，一年又一年地发芽成长。 到了1902年，何叔衡已经长成一位挺拔高壮的小伙子了，现在的他26岁。  从私塾读书回家的何叔衡，在路上摘了一大把猪草，刚一回到家，母亲就把他身上的猪草拿下来，又把他推进房间里说：“你爹找你有事情。” 何叔衡点点头，快步进屋，只见父亲坐在木凳子上，看上去瘦骨嶙峋，矮矮瘦瘦。 “你要去考秀才不？”老爹声音响起。 “我想去，只是……”何叔衡犹豫。 “钱的事情你不要担心，过来。”老爹塞给何叔衡一把铜钱，还有一些碎银子。 何叔衡的母亲也走过来，从厨房里拿出几个大饼来，用油纸细细地包好。 就这样，何叔衡带着全家的希望，离开村子前去考试。  没承想，何叔衡真的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成了那一年的新进秀才。 按理说，成为秀才之后，就可以谋一份官职，享受只属于士大夫的优待与尊重，但是何叔衡在官府干了不久，便放弃政府的肥差。 要知道，何叔衡家中并不宽裕，他自己读书时期也是一面务农，一面去上私塾，就连私塾他都已经上了整整八年之久。 “衙门叫你去管钱粮，这可是一个能捞油水的官职，你怎么就回来了呢？”邻居家的小妹不解，跑到何叔衡家门口堵他。 “你还年轻，还幼稚。你不明白官府衙门里的黑暗，要我去做这种鱼肉百姓的事情，我宁愿回家开私塾，自己种田。”  “你真是一个老顽固，穷秀才！”邻家小妹向他吐舌头，做了一个鬼脸，蹦跳着回家了。 何叔衡也不气恼，脸上的笑意也未曾消减，他又把锄头扛在肩上，慢慢悠悠去田里耕种。 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09年，云山高等小学堂向何叔衡发出邀请。因为清政府现在正实行新政，新政催生出新式学堂，众多学校正缺教师。 何叔衡欣然应允，在这个小学堂教书时，他也接触到外界的新文化。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来自英美的近代科学知识，全部一股脑丢进他的身体中。 “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更为开阔。”何叔衡望着村里的土地说。  可惜，小学堂能带来的新文化并不多，何叔衡对新知识的了解仍停留在表面，他迫切地想要接受更多的知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早已具备初步新思想的何叔衡带头将身后的小辫子剪去。 “如今这个世道这么乱，今天他称王，明天他是皇，以后他们又要辫子，你该怎么办？”乡亲们劝说何叔衡。 “辫子不只是辫子，更是束缚在国人脖子上的狗绳，一日不剪，中国就一日不能强盛。”何叔衡态度坚硬。 虽然家乡有何叔衡等人作先锋，但是还有很多人决定留着辫子，裹着小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意识到现在的国人最缺的并不是粮食，而是新思想。 何叔衡决定离开家乡，来到长沙报考第四师范学校，这时的他已经37岁，就连校长也对这位高龄学生感到十分诧异。 “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想着来做学生？”校长问。 “裹足穷乡僻壤，未能寻得真知，外事不知，国事不明，只盼习得新学。”何叔衡回答道。 在这所学校里，何叔衡终于能够畅快地学习他一直朝思暮想的新文化，并且，他还在这所学校里遇到了一生的挚友——毛泽东。  当时的毛泽东比何叔衡小了整整17岁，但是两人却无话不谈，无事不说。 1918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组织了一个名为“新民学会”的青年团体，虽说是青年团体，但毛泽东也邀请了他的好友何叔衡加入。 何叔衡无疑是这个青年团体中年纪最大的“青年”，但他本人并不在意，只是比以前更加勤勤恳恳地做事，何叔衡老练成熟的做事风格，也赢得同志们的一致赞赏。 毛泽东称赞他为：“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中国迎来20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主义满天飞的时期。 此时，新民学会内部也以“应用什么主义改造中国”发起论战，当时许多青年被无政府主义洗脑，认为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强权太甚，人民无权，所以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何叔衡并不赞同，他提出：“无政府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的道路。” 他的这一观点，毛泽东也十分认同。 但就是这一场辩论，让何叔衡声名远扬，除了收获众多同志的认可外，何叔衡也招来军阀们的嫉恨。 同年6月，湖南军阀便将何叔衡教育馆馆长的职位撤离，他们认为他所说的主义太过偏激，但其实只是这种主义最终会打倒军阀，损害军阀富官们的利益罢了。 同年7月，何叔衡与毛泽东便乘坐同一艘轮船离开长沙，他们先后来到上海与浙江，来到一艘南湖红船之上。 这是一支由13名代表组成的团体，人数虽少，可他们的举动却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决定了中华大地以后的前途命运。  没错，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叔衡也参与其中，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人。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再叙往事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又结伴回到湖南，他们此行目的是要正式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又建立起一所湖南自修大学，以此来作为委员会的屏障。 后来的日子里，何叔衡十分忙碌，他不仅又建立起一座湘江学校，担任《民报》馆长，而且还在空余的时间学习俄语。  这些年里，他一面招揽青年人士参加党组织，一面刻苦进修革命理论，同时又秘密资助遇难同志。 在革命道路上，无数革命同志接受过何叔衡的帮助。 1927年大革命失败，红军的处境日渐危险。 何叔衡也曾经被街头警察抓过，当时他身在上海，正跟随着一群年轻人在街头进行宣传活动，但没想到一群警察早就埋伏在此，就等着将革命党和革命学生一网打尽，不懂上海话的何叔衡也被抓走。 当来到警察厅后，审讯官看着面前这个面容古板，身着长衫，迂腐至极的老先生站在大厅中间。 他疑惑地摸着脑袋，向旁边的警察问道：“这人一看就是个老学究，你们抓他来干嘛？” 年轻的警察回答：“我亲眼看到他站在路中间大声演讲，派发传单，他一定是革命党，错不了。” 审讯官疑惑，他试探地问：“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你知道吗？” 何叔衡假装成迂腐的老学究，摇头晃脑，瓮声瓮气地回答：“此二者名称中虽都有一党字，但其中内涵却大有不同。我乃学者，怎会不知？时共产党为三民主义，国民党为五权宪法。五经之《论语》曾道……” 还没等何叔衡说完，审讯官忍无可忍地一拍桌子，大声怒吼喊：“快滚！以后别在街上随便乱凑热闹。” 何叔衡并不在意，他的嘴里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之乎者也，什么论语，什么春秋之类的话。 就这样，何叔衡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何叔衡走远后，审讯官才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刚刚放走的人是中共的“老大”，他的头颅值上万元！ 此时再派人马去捉拿何叔衡，却连人影也瞧不见了。 1934年，红军长征，何叔衡选择不跟随红军，而是留在当地乡政府。 因为在红军队伍浩浩汤汤向前进发时，总要有人留在原地，巩固之前的成果，发展新同志，生产新血液。 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年过半百，手上还拿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一摇一晃，腿脚不便，病痛常常折磨着他的身体，却没有打败他的心智。 他仍然无怨无悔地留在当地乡政府，日复一日的做着动员工作。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35年才告一段落，当时情况十分紧急，红军后方早已不再安全，就连中央苏区也在这一年陷落。 没有半分犹豫，何叔衡跟着组织派来的便衣队去往闽西。 路上崎岖坎坷，十分难行，同行的不仅有便衣队人员，还有已经身患重病的瞿秋白。 为了躲避敌人，这支队伍不得不昼伏夜行，在茫茫深夜中探索前路。 1935年2月14日的凌晨，这支队伍来到上杭县水口镇。 看着离闽西越来越近，便衣队居然一时粗心大意，在已经天亮的时候生火做饭。 炊烟袅袅，飘荡天边。 饭菜还没有做好，从山的那边传来一阵脚步声，是敌人的保安团追上来了！ 几十个人快速收拾好行囊，然后向前奔去。 虽然他们已经做到尽量快地向前奔跑，但是由于当时何叔衡腿脚不便，拄着拐杖实在难以快速行走，而队伍中的瞿秋白也气喘吁吁，无法前行。 “抓住那几个共产党，大家都有赏！”敌人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越来越近。 何叔衡突然将拐杖一扔，他对队长邓子恢喊道：“请你开枪打死我吧！我不能再这样拖累队伍。” 邓子恢没有答应，他大声喊道：“小李（一名警卫员），你来扛着他走，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丢下任何一名队员！” 被架着走的何叔衡始终沉默，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队伍走到一处山崖旁边时，何叔衡突然将身旁的警卫员奋力一推，自己就这样笔直地掉进悬崖。 众人趴在悬崖边向下望去，回应他们的只有呼啸的山风。 敌人很快追上前来，这支队伍也不能久待，他们用剥壳枪反击敌人，一直将敌人引入一条小河边。 借助湍急的水流，他们一面跑一面打，终于将敌人全部赶走。 他们也不敢多作停留，一直向前奋力奔跑，直到跑过了这座山，再也听不见敌人的追击声，才一个个放松下来，瘫坐在地面上。 他们双腿颤抖，脚趾肿胀，不知道到底跑了多久。 邓子恢恢复精神后，忍不住流下眼泪：“何大哥如果能多走一会，和我们一起到小河边，说不定就不会牺牲……” 性情刚毅，坚强不屈；临危不惧，遇难不苟。 这是何叔衡做人的信条，从加入新民学会那一刻起，他的这种精神气就深深根植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 苦苦守候何叔衡离世的消息并没有第一时间传回家中，他的妻子袁少娥仍然静静地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服侍公婆，打理家庭，等待丈夫归来。 袁少娥比何叔衡还大两岁，虽然她文化程度不高，是当时那个年代传统的小脚女性，但她对自己的丈夫一直爱护有加，十分尊重。 两人一共有五个孩子，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天公不作美，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出生后双双夭折。 不得已之下，何叔衡将兄长的儿子何新久接了过来，当成自己的儿子养护，其他三个女儿的名字分别叫做：实懿、实嗣、实山。 对于唯一的儿子何新久，何叔衡并不强求他追随自己的脚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让这个儿子在家里好好照顾母亲，整理家业。 何新久也明白父亲的愿望，他此生一直留在母亲的身边，没有像父亲那样走遍四方，海角天涯。 他的身上有另一种责任，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他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何叔衡常常写信给他：“你母亲在家可好？” “她老人家身体很好，不必挂念。只是实嗣、实山有自己的意见，她们已经离开家里，参加共产党了。”何新久回信。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就让她们出去闯闯。”何叔衡并没有反对，这一家两代人都踏上革命的征程。 1927年，这家人自然也在特务的搜捕名单之中。 袁少娥为了躲避追捕，只好离开生活已久的老房子，跑到山林中去暂时躲避。 她的脚是缠过足的，连走路都走不稳，更何况是爬上几天几夜的山路呢？ 只是这些事情，袁少娥从来不会主动向丈夫提起，她明白，丈夫身上有着更为重大的使命，她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帮助与体谅他。 大革命失败的浪潮将这家人拍得粉碎，何叔衡一去不复返，两个小女儿就此飘荡在外，曾经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现在只剩下袁少娥、何新久、何实懿三人。 不久之后，袁少娥收到一封喜讯，两个在外的小女儿不仅与党组织成功会合，而且已经结婚生子。 只可惜现在条件艰苦，交通不便，不能亲自回到老家，让母亲看看女婿。 1930年，党组织受到很大的打击，许多地下工作点被敌人破坏。 在一次意外中，实山、实嗣和她们的丈夫被敌人抓走。 组织立马展开营救工作，何叔衡却犹豫了，他说：“再等一等，看看他们的身份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暴露，不会危害党组织的安全，再去营救他们。” 幸运的是，两个小女儿凭借稚嫩的年龄和天真无邪的外貌，谎称是来这边打零工的女工，并非共产党人，敌人也相信她们说的话，就把她们放回家了。 但是，实山的丈夫夏尺冰却牺牲了。 悲伤的情绪仍然萦绕在两个小女儿的头顶上时，她们又听到一个噩耗——父亲何叔衡在任务中离世。 不仅尸首全无，而且连具体地址也不清楚。 这个消息，两姐妹一直没有告诉母亲，直到母亲离世那天，嘴巴里还念叨着：“一定要把我葬在你们父亲身边……” 只可惜，这个愿望再也不会实现。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代，福建当地政府部门审讯一个反动团丁时，才知道当年何叔衡坠下山崖后并没有立刻死亡。 敌人最后爬下悬崖看到了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他的怀里还揣着两枚银元和一些港币。 本来敌人打算拿走钱财就逃之夭夭，没承想，躺在地上已经头破血流的何叔衡竟然挣扎着站起身来，想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敌人毫不心软，用手枪在何叔衡身上留下三个血窟窿之后就扬长而去。 知道这些情况，相关部门立刻展开搜索，最后确定何叔衡遇难地点为福建省长汀县梅泾村旁。 后世为了纪念何叔衡为新中国作出的贡献，在悬崖边的树林里建立了一座高达3米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这8个血红色的大字。 毛主席听闻此事后，沉默许久，他想起两人曾经并肩作战的日子，想起同窗之情。 “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这是毛主席年轻时曾对何叔衡说过的话，如今再说一遍，竟是徒增伤感，空怀思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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