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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以东、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最低处有一片与众不同的绿洲，它曾经碧波千里，牛羊遍布，百姓安居乐业，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全消失。这片曾在古籍《山海经》中被叫为“幼泽”的地方，这片我于书本中与其初识的地方，这片在地图上距离我接近3000公里的地方，到底如今是何种模样？里面又发生过哪些跌宕起伏的故事？这一切即将揭晓在我的面前。
从莽莽林原到广阔草原、从苍凉大漠到繁忙沿海、从美食汇集的都市到地方特色的小城，人们总是在追寻与自己所处之地的大差异，或许这种寻找是灵魂深处的“探险因子”在隐隐作祟。山有多高？地有多厚？海有多广？我们生活的地球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的文明？探险因子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始于探险，终于已知。
我身体里的探险种子在一通电话后开始生根发芽，山海不见我，我自去见山海，暂时抛却繁重的工作，我决定去大西北畅游广袤天地，亲身走进书本中的罗布泊。 我们队伍的构成并不简单：一位古稀之年的老者，我们都叫他宗老，他是知名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在北京故宫和西藏阿里参与过文物保护工作；一位央视退休的马姓导演，曾以总导演的身份参与过国庆七十年大阅兵；一位央视出镜主持人；两位央视摄影师。值得一提的是宗老是20世纪90年代探险塔克拉玛干沙漠联合科考队中唯一一位坚持下来的中国人，而马老师虽导演出身，但最令其津津乐道的是1987年他以随队记者的身份全程跟拍黄河漂流事件以及这些年来与中国第一批探险家们的共同交集。
连接新疆若羌与新疆哈密的235省道是车队必经之地，扬起的沙尘消散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如同一条覆盖在大地上的绸带，很难想象，千年前商队熙熙攘攘，声声驼铃悠悠是何种景象。 罗布泊的水域面积曾广达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多半个青海湖的面积。我曾清楚地记得在《罗布泊，消逝的仙湖》中作者著：“罗布泊，“泊”字左边是三点水啊！”而如今这里空不见飞鸟，陆不见走兽，大片的盐壳地貌一眼望不到边际，只有翅膀闪着光亮的飞机在头顶飞过时，才恍然：我们还在地球上。
蹲下仔细观察，盐壳下面是松软的细沙，偶尔还能见到淡水螺破碎的贝壳，当珍贵的水资源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无情地掠去，淡水螺便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斗转星移、日升月落，黄沙掩埋了它们，狂风吹开了它们，就这样在反反复复中它们的身体开始破败，直至与黄沙融为一体，成为黄沙的一部分。
我眼中的罗布泊是死气沉沉的，是孤寂的，但是在深埋于此的先者眼中这里是宝藏之地，是他们灵魂的栖息地，我愿称他们为探险家。 第一位是中国生物化学家彭加木，他曾3次进入罗布泊探险，为开创边疆科研工作倾注心血。有人评：“彭加木在人民心目中已成为献身科学、献身大自然的代名词，特别是他那种对科学的探索勇气和实践精神代表了几千年来我们所欠缺的一种对自然界的探险精神。”人们在他脚印最后消失的地方竖立起一座墓碑，在他的墓碑前摆满了瓶装水，这是一种另类的祭奠方式。
第二位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在西北荒原开辟了我国地球科学事业，首次精确地测量出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他在其专著中写道：“罗布荒原除两极之外，可称世界最荒凉之区域”，西北荒原留下了陈宗器足迹，这片荒原也将“雅丹”这一名字赋予在陈宗器女儿的身上。
第三位是为名声所累，不够清醒的英雄——余纯顺，他是中国第一批探险家，曾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穿越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1966年，他将罗布泊划入自己的徒步版图，豪情万丈地表示：“迄今为止，到过和将要到罗布泊的上海人，一个是彭加木，一个就是我。如今，彭加木已经魂归大漠了，而我，只有我余纯顺，一定能征服罗布泊”。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孤勇英雄，最终还是没能抵抗得了罗布泊夏季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
第四位是地质学家赵子允，他的足迹遍布罗布泊等无人区，发现大量矿藏，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建立世界级的罗布泊野骆驼保护区立下了汗马功劳。退休后，开始从事沙漠探险特种导游职业，被业界称为“沙漠王”。当他意外去世后，赵子允的墓碑也竖立在了罗布泊荒原上。
我们队伍中的宗老和马老师与以上四位探险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交集，他们将象征祝福的哈达系在冰冷的墓碑上，将烈酒洒在土地上，低喃着外界的趣事、回忆着老朋友间的往事，泪眼婆娑，在场者无不动容。 这些飘荡于罗布泊的孤独灵魂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世界上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人，用五花八门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让这个世界显得纷繁复杂又有趣，让理解他们的人有共鸣，不理解他们的人有话题。他们与罗布泊的渊源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或为国、或为自己，总归一句话可以概括：探险精神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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