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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全文)

 王德君 2023-07-03 发布于黑龙江

评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

[摘 要] 1933年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是红军主动发动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外线作战。东方军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消灭了第十九路军在闽西的部分有生力量,筹集了中央苏区亟需的物资,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但当时中革军委主导下的这一作战行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战略上存在失误,东方军入闽作战在战术上的胜利却是以全局性的被动为代价的。

[关键词] 中央苏区 东方军 第一次入闽 十九路军

1933年7月至9月,中革军委下令以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暂缺第六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为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率军入闽作战。此次行动是红军主动发起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外线作战,这在国共十年内战中是少见的。这次外线作战的结果,是让第十九路军深刻体会到中共和红军力量的非同寻常,认识到继续追随的“剿共”路线是没有出路的。东方军利用勇猛和围困的战术,打击了第十九路军的实力,部分地实现了预期任务,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但自身的重大损失和战略方针的失误带来的影响,在当局发动第五次“围剿”后也逐渐显现。1933年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除红军和第十九路军两个主角外,中央苏区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力始终牵制着整个事件的进程,而国民政府1933年9月、10月间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则直接成为东方军入闽作战的终结者。鉴于以往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倾向于批判态度[1],本文重点分析东方军入闽作战的原因和不足之处。

一、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的原因

从战略上来说,东方军此时入闽作战的时机并不成熟。1933年3月底,中央苏区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部队急需要休整和补充。但是这年7月1日,中革军委就组织东方军在乐安的大湖坪举行入闽誓师大会,显得比较仓促。中革军委坚持派兵东征,据笔者看来,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看来,东方军入闽作战能为争取苏维埃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创造有利条件。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共认为全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因此在1932年6月17日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规定,“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江西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并提出,“闽西苏区除尽力扩大苏区到广东境内,恢复和发展饶和埔苏区,并与闽南游击区域努力求得联系外,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2]P249-250。但不久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此计划被迫推迟,一直到1933年夏才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

临时中央认为,军队已从北面和东面构筑两条战线来布置下一次“围剿”,中央苏区须改变方针,也要开辟两个战线给予敌人打击。1933年6月21日,苏区中央局明确指示,“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改进从前一手打人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2]P245。因此,中央提出了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要求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占领闽西和闽北后,集中方面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中国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为了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增强东方军的实力,苏区中央局发电给中革军委的和,决定,“改令彭滕率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拨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十九军、宁化独七师、十九师、廿师及长汀以北和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2]P232。

第二,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这与中共对第十九路军的敌视态度有关。1933年初,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宣言,提出在实现三个条件下,愿与国内各军队共同抗日。这三个条件包括:(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2]P458

这个宣言对第十九路军触动比较大,开始考虑要与中共进行初步接触。蒋光鼐后来回忆:“一九三三年春间,江西红军发表宣言……我获悉之后,寄以新的希望。我和蔡廷锴商量过,对十九路军采取两种手段,一是他亲自动手来歼灭我们;一是驱使该路军'剿共’,孤军深入,让红军来歼灭我们。如今红军敞开大门,我们迫切需要和中共建立密切的关系。”[3]P116

但中共并不愿意和第十九路军携手合作,反而认定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是军阀的代表,是革命中最危险的敌人。一・二八事变后,中共认为,蔡廷锴和蒋光鼐“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这也就是目前反日战争中最大的危险”[4]P142。甚至还认为蒋、蔡等人“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统治,向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4]P41。

第三,第十九路军曾参加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也加深了双方的敌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团等部队在高兴圩地区与第十九路军发生激战,在双方各自损失2000余人后战斗形成僵持局面,最后红军主动撤出战斗,但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不幸中弹牺牲。黄公略的牺牲,使中央苏区损失了一员战将,加深了红军对第十九路军的仇恨。1932年初,以“剿共”为名再次调第十九路军入闽作战。蔡廷锴1933年春由福州至漳州一带视察防务,并向提出东线第四次“围剿”的作战计划,即抽闽北兵力于闽西,分左右两纵队夹击清流、连城一带红军,再逐次进攻长汀及瑞金。[5]P106对此计划十分赞同,委任蔡廷锴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指挥,全权负责福建“剿共”事务。1933年4月,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攻占了闽西的漳平、连城和永安等县城,并构建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随时可以威胁到中央苏区腹地。中共中央考虑通过打击第十九路军的力量,可以解除中央苏区东面的危胁,为下一次反“围剿”作战作铺垫。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的中共总军事顾问苏联将军弗雷德曾表示,通过对第十九路军的胜利攻击,我们也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和的决战中,确保我军在福建的后方和侧翼,然后我们就能转而对中央军在北面的进攻,开展积极的骚扰活动。[6]P37中共中央也认为,如果“束缚东方军团向清归进展,则敌十九路军在侧背仍得卢师的掩护,致该敌有可能的呼应粤军的北侵,威胁汀瑞,影响北面作战,尤其内部有国特分子,可能乘机活动,使我们难于转移突击方面,各个击破敌人”[2]P245-246。因此,中革军委将第十九路军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派兵入闽作战,双方的冲突已不可避免了。

二、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的过程

1933年7月,中央苏区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这次入闽作战的东方军,是中革军委下令成立的,以红军精锐第三军团为主力,兼司令员,总人数超过1万人。目的是打击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的力量,收复被其侵占的闽西连城、新泉等地,开辟闽北新苏区,并相机夺取南昌和抚州等城市,争取中国革命在江西一省首先取得胜利。

但东方军要完成此计划却非易事,摆在面前的困难不少。正值盛夏,天气炎热,东方军就地筹集给养比较困难。加上闽西和闽北一带自然条件险恶,境内山地和丘陵纵横交错,河流众多,军队在当地修筑了许多土围子和城墙,防御坚固,易守难攻,这里并不适应大兵团的运动战。另外,与东方军作战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第十九路军,它是军队中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1932年1月28日,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第十九路军曾奋起迎战抵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成为在全中国声名大噪的抗日军队。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第十九路军和中央红军在高兴圩打了一场遭遇战,双方打成平手,可见其战斗力并不差。

《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传达到中央苏区后,在中央苏区内部引起不小的争论。当时直接指挥红军作战的和曾表示了不同看法,建议东方军入闽作战不宜深入过远,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且目前邵光敌人正向光建前进,敌第五第六两师又志在黎川资溪,方面军以一部配合十九师先消灭敌第六师,五军团从广昌建宁之南与我第三师会合截击刘和鼎部,然后乘胜进攻邵武”[2]P233。但和的意见遭到驳斥,苏区中央局以近乎下命令的口气说:“现在已非我们从容讨论一个又一个计划的时候,请于接电后重新考虑接受上海整个计划及我们的提议,即以三军团代五军团并立即行动。”[2]P248电文措词相当激烈,几乎不给和商量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和被迫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2]P249。

1933年7月1日,东方军主力由广昌地区誓师出发,开始了入闽打击第十九路军的作战。至8月2日,东方军经一个月艰苦战斗,先后占领归化、清流、泉上和朋口、连城、新泉、白沙等地,开辟和恢复了泉上、清流和归化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共俘敌3000余人,基本上完成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由于天气炎热,部队作战疲劳,东方军在连城一带休整10天,补充兵员和给养,准备执行向闽北的作战任务。

8月中旬,东方军除留红三十四师驻守连城外,其余部队奉命向闽北开进,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东方军的作战计划是以一部兵力围攻将乐和顺昌两县城,主力则围攻延平,调动闽敌,求歼援敌于运动中。8月下旬,东方军攻占闽北的两个重要商埠――顺昌县的洋口镇和延平县的峡阳镇,击溃军队3个多团,缴获大量物资,并把第五十六师包围在顺昌和延平两县城,第五十六师不断向第十九路军发出呼救,请求救援。但由于蔡廷锴行动谨慎,害怕被东方军歼灭,增援并不积极,东方军除在青州和尤溪口歼其1个多团外,未能歼灭更多的军队,同时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时也遇到敌人顽强抵抗,久战不克。1934年9月底,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东方军奉命北上作战,结束了在闽西和闽北的作战。

三、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的评价

如何来看待1933年7月至9月历时近3个月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评价。

一方面,东方军在战术上取得较大胜利。东方军通过入闽作战,消灭了第十九路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部分地解决了中央苏区物资短缺的困境。现举两例证之,一是在1933年7月25日和26日,东方军接连占领闽江上游顺昌和南平间这两个重要商埠,击溃敌第五十六师一部,缴获机枪4挺、火轮3艘、食盐7.5万公斤、现款3万余元以及大量军用品。[7]P359二是9月3日,东方军沿闽江北岸向下游进攻,在夏道码头击溃第十九路军1个团,接着跟踪追击,一直进攻至离福州仅30公里的水口镇,福州为之震动。此次战役,东方军缴获颇丰,共缴获重机枪3挺、步枪百余支、汽车2辆、汽轮8艘、子弹4轮船、食盐7万斤。[8]P243这几次战斗虽歼敌不多,但缴获了不少的食盐和子弹,这些物资在中央苏区是极其匮乏的。后来李德在回忆录中也认为,“在这次战役中,我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并以停火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来看,当然是一次胜利”[6]P38。

另一方面,东方军在战略和政治上存在严重失误。东方军入闽作战在战术上的胜利却是以全局性的被动为代价的。聂荣臻后来回忆道,东方军入闽作战,“使获得了喘息时间,他一面从容地在庐山与他的高级将领和外国顾问们策划第五次'围剿’的方针和计划,一面命令他的部队在根据地周围休养生息,补充物资,加固工事,准备新的进攻。开脚一步就走错,这是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9]P184。李德后来也承认,趁我北线正规部队暴露之机,将碉堡工事沿吁江继续向南一直修到南丰,出其不意地占领黎川。……中央红军不得不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扑告急的北线。这样,为第五次“围剿”夺得了有利地位,而我们在福建的优势也因此而丧失了。[6]P38

同时,东方军入闽作战,打击了原先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削弱了反蒋的力量。东方军和第十九路军作战近3个月,不仅双方都疲惫不堪,东方军仅非战斗减员就达1500余人,第十九路军伤亡也不小,先后有4个多团被消灭,包括其主力区寿年部3个团,而且更加深了双方严重的不信任感。后来,在第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与红军谈判时,蔡廷锴表示反对,他对陈公培说,“你同共党接洽,已有数月之久,如果他有心合作,何以他又犯我连城、闽北等处,如此情形,还有合作可能吗?”[10]P310认为打击以第十九路军为代表的中间派,结果是造成“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11]P154。东方军入闽作战,不能不说是中共在政治和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

综上所述,1933年东方军第一次入闽作战是红军主动发动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外线作战。东方军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消灭了第十九路军在闽西的部分有生力量,筹集了中央苏区亟需的物资,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东方军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并根据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作战计划的完成。但当时中革军委主导下的这一作战行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战略上存在严重失误,东方军入闽作战在战术上的胜利却是以全局性的被动为代价的。

参考文献:

[1]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林禾.东方军入闽战斗概况(初稿)[J].党史研究与教学,1980(8);李志民.回顾东方军的英勇战斗和深刻教训[J].党史研究与教学,1982(3);宫力.关于东方军历史的探讨[J].近代史研究,1987(2);宫力.评东方军入闽作战[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卞杏英.蔡廷锴将军――从淞沪抗战到福建事变[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6]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

[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出版社,1992.

[8]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M].长沙: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

[9]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出版社,1986.

[10]蔡廷锴自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1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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