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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曙明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八千多年前，经历了四千多个春秋，进入青铜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水处舟行为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与中原纷乱不已的征战，似乎十分遥远。 “越族”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民族，其实它只是文人史家的杜撰，指向十分宽泛，最初是指商朝时活跃于河南、甘肃、陕西的某些部落族群；到战国时，变成指长江下游的越国；越国亡后，又变成泛指所有生活在中国东南部的土著，正如《路史》所说，越族“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虽然语言、文化、习俗和社会结构，都不尽相同，却用一个模糊的“越族”概念，统而括之。这种情况，就像19世纪广州人叫洋人为“番鬼”一样，并不具有任何人类学的意义。 广州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有人说与北方人同属蒙古人种，有人说是马来人种，也有人辩称马来人种就是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大家争论不休。种族的划分，对人的体格、相貌、肤色特征，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内涵，更多时候，只是为了对不同人群作文化定位而已，把对角色的预期合理化。事实上，眼晴大小、颧骨高低、小脚趾甲有没有分瓣、屁股有没有长蒙古斑，并不会引起文化的本质差异。  南越王墓出土铜提壶上的越族图案 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人，把东南沿海的人称为越族，也是基于想象的一种“文化建构”，虚构成分大于事实。在这种观念之下，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的众多小部族，虽然互不相属，但统称为越族。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有越常、瓯越、且瓯、南越、禽人、海癸、蛮扬等。温州一带称为“东瓯”。广东的越族，被称为南越，粤西至广西一带称为西瓯，或骆越，有时会统称为“瓯骆人”。 在南越人居住的两广地区，迄今已发现大量的旧石器时代遗物，包括各种石制工具和人类化石，可证其文明历史，有自己的成长路径。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越也罢，骆越也罢，都是未开化的“南蛮”。战国或更早时期成书的《山海经》说南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是近乎半人半鸟的怪物；成书于北齐（550—577）的《魏书》，也还是把南人形容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唐朝名臣韩愈把岭南描写成“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的瘴疠之地，一入岭南，便不作生还之想，嘱家人“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文化历史研究中，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凡中原人进入岭南，都被描述成“传播文明”的使者。如果某种优良的器物或技术，在岭南与中原都存在，那一定是从中原传到岭南的。岭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在中原的教导下完成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在王道正统的眼里，岭南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接受王道教化的历史。岭南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伴随着中原人的南迁而来的。最后也要通过出了多少举人，多少进士，多少状元，来接受中原正统文化的验收。这已成了民间与学界共同的思维定势。  南越王墓出土铜提壶上的越族图案 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似乎离帝王都会的远近，成了文明的指标，离帝王都会近则文明程度高，离帝王都会远则文明程度低。然而，帝王都的声教，并不是文明的唯一代表。各地都有自己的文明，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来的。这才是最恒久的、最基本的文化之源。 广州老城区（指越秀山以南地区）成陆较晚，旧石器时代，还是一片烟波。但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越秀山下的陆地越来越多，成片的红树林，慢慢成长起来，杂花生树，草长莺飞，野猪、麂、鹿、猴和各种啮齿动物、昆虫，开始出没活动。从那时起，第一代的广州人，便在这里安下他们的家了。1954年，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师生，在校园内的马岗顶，采集到几件新石器时期的双肩石斧和石镞，经专家考证，是四五千年前的遗存。这是在广州市区内第一次发现先秦文物。 1956年，中山大学地理系在飞鹅岭（今华南植物园）附近也发现了石凿、石镞、有肩石斧、砺石、玉环、一些有印纹的软陶和夹砂粗陶片。1950年代以来，从化吕田多次发现史前社会的文化遗物。1961年在增城金兰寺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1965年在萝岗暹岗大岭南发现了几件古老的青铜器，不久又发现大批印纹陶片和石器。1999年在萝岗发掘出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硬陶器。  跳 舞 的 越 女 21世纪以后有更多的先秦遗址，重见天日。2000年在增城石滩围、2006年在萝岗隔田山、2008年在增城猪头山、2013年在萝岗来峰岗，都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先秦文物。2017年秋至2018年春，在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堆积之丰富，遗迹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先秦遗址，大部分在东北郊，似乎离老城区越近越少，造成一种错觉，广州的文明程度，不如周边的深山野墺。其实原因是，直到秦朝，中山路以南、中山六路以西的地区，仍是大片水域与滩涂，退潮时烂泥盈积，涨潮时尽成泽国。人们只能选择在中山路以北，越秀山以南这段地势较高的狭窄地区居住，借着番山、禺山的山势，减缓珠江大潮和洪水的威胁。2009年在西湖路的大佛寺工地，挖出了广州老城区迄今唯一的先秦文化遗存。当年这里是番山西麓，林木繁荫，倚山临水，是个很好的聚居点。 广州自秦汉时任嚣立寨、赵佗建城，一直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文化遗存，因城区不断地移山凿湖，大兴土木而遭到破坏，不被南越国破坏，就被南汉国破坏，逃得过赵宋，也逃不过朱明，每次战乱，都被摧残一番。民国以后，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广州进行了几轮大规模开发建设，古迹遗物，更如疾风吹箨，虎荡羊群一般，十不存一了。历史的露往霜来，就这样无情地把我们的记忆，一点一点淡化。 但记忆不会完全抹去。1982年考古人员在新市葵涌龟岗，发掘出石斧、石锛、砺石、网坠、纺轮等物。石器的形制，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单一不变，而是花样百出，分工越来越专业；工艺也从早期的打制，发展成磨制。还有各种釜、罐、盘、鼎、钵、豆等器皿的残片。2000年、2002年在南沙鹿颈村挖出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朝的陶、石器物和鱼骨、兽骨、贝壳等，甚至还有一具三千多年前的完整的男性人体骨架。这两个遗址都在水边，自然环境与广州老城区很相似，让人可以展开想象，一窥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图景。 广州春夏秋三季，都是阑风长雨的天气，所谓“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加上老城区前有珠江大潮，后有白云山洪水，房子被淹浸和冲垮，乃家常便饭。为了应付这种地势卑湿，瘴气凝聚的自然条件，越人发明了干栏式房子。  干栏建筑模型 这种房子大多用竹竿、木棍、干草和泥巴搭建，分上下两层，上层用木柱架空，离地面约两米，搭梯子上下，供人居住；下层架空，用来养家畜或放杂物。有些房子倚山而建，后部建在山坡实地上，前部悬空，称为“吊脚楼”，算是半干栏式建筑。 南宋人周去非对干栏建筑的描述是：“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不施椅桌床榻，唯有一牛皮为裀席，寢食于斯。”他称之为“麻栏”。而在《魏书》和《新唐书》中，则称为“干栏”。晋朝《博物志》说：“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其实主要是为了防水、防潮、防毒虫野兽，避寒暑倒不是最重要的。 在陆地生活的越人，喜欢把头发束成椎髻，或编成辫子。不同的发饰，往往成为一个部族的标志。他们用树皮或兽皮做成衣服来防寒，发明纺车后，可以纺织麻布了。大多人是赤足而行，上身穿左衽短衣，无领短袖，下身穿“无袴”短裤，其实就是用一幅布围起来，有的书写成“桶裙”；还有一种衣服，是在一幅布上剪个洞，从头套入，称为“贯头”。越人有凿齿的习俗，青年男女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硬生生拔掉一两颗牙齿，作为成年的标志。这无疑是一件极疼痛的事情。 虽然房子简陋，食物也很粗糙，风餐雨宿，备尝艰难，但并不妨碍越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广州龙洞飞鹅岭、青山岗、菱塘岗一带，曾发现一只四千多年前的完整玉环，直径9.1厘米。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有两块黑色页岩磨制的石环残段，颇为抢眼。原本是装饰用的石环，以当时的工艺来看，造型柔美，手工精致，显示出钻孔和打磨技术，已十分高超。他们把本地出产的珠玑、玳瑁、象齿、贝壳、翠羽等，做成精巧的首饰，佩戴在身，倍显光彩照人。 广州先民讲究生活的质量，细节上并不马虎。在大佛寺的先秦遗址，清理出近两百块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的残片，可以辨认出是釜、钵、盘、罐、豆、尊、壶的残件。釜用来烹饪，罐用来贮存物品，盘和豆盛食物，尊和壶装酒水。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功用，大大小小，各司其职，井井有条。  南越王墓出土的器皿 器物不仅要实用，而且要美观。从广州附近出土的陶器来看，器型普遍较小而且胎薄，有大口卷沿折肩的圈足罐，有圆唇弧腹圜底的杯形罐，有小口广肩鼓腹的圈足尊、圈足豆，有圆唇折沿敞口弧腹圜底釜。每件都拍上花纹，尽量做得悦目娱心。纹饰以绳纹居多，包括细绳纹和线状绳纹，还有曲折纹、方格纹、云雷纹、条纹、网格纹以及三角圆点凸纹，有的绳纹互相交错，与圆圈纹、双圆圈纹、指甲纹、排列状戳印小涡纹等构成复杂而精细的图案，呈现质朴淳厚的味道，显示出一种典雅的审美眼光，这就是文明的表征。 不难想象，家里使用如此繁伙的器皿，说明拥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准。如果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没下顿，要这么多釜鼎钵罐做什么？自古“民以食为天”，这些坛坛罐罐，第一用来烹饪食物，第二用来盛放食物，第三用来贮藏食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为了吃，食物是头等重要的。 住山里的人，每天奔走于山林，猎杀动物和采集野菜、野果；住水边的人，则划船出海，捕捞鱼虾蚝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不太会耕种，只有住平原的人，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火耕水耨。广州山环水抱，大部分是冈地，可以耕种的平坦之地不多，而水陆物产丰富，人们自然会选择狩猎、渔捕、采集，而不是耕田，作为主要的营生。 广州人善造舟，《山海经》记载：“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所谓番禺者，即指今广州一带的百越先民，他们的历史，从上古时代开始，便与造船紧密相连。男人们个个体格强壮，活龙鲜健，上山是猛虎，入水是蛟龙。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刳木为舟”和编织渔网。把大树剖开，挖空中间，做成独木舟，在水上往来如风；绞动纺轮，用麻纤维编织渔网；把石制的网坠系在渔网下面，加快它的下沉，以捕捞更多的鱼蚌。渔民的装束，大多是“断发文身”，即剪短头发，在身体上刻画鱼龙纹饰，涂上颜料。《庄子》说：“越人断发文身。”《说苑》也说：“彼越……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也。”断发、剪发是为了方便水下作业，文身最初是想扮成鱼蚌同类，迷惑它们，后来变成了一种趋吉避凶的迷信。  断发纹身的越人 每月的初一，珠江潮涨，到初四退；十五复涨，十八退。人们称涨潮期为“水头”；退潮至下一次涨潮为“水尾”。《羊城古钞》说：“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那时虽然没有月历，但善渔者根据天文气象，对潮水的涨退，了如指掌，“水头鱼多，水尾鱼少，不如沓潮，鱼无大小。”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沓潮就是旧潮未退尽，而新潮初起最盛时，捕捞收获必大。 猎兽也是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在众多先秦遗址里，除了发现龟甲、蚬、蚌、螺、蚶等软体动物贝壳和鱼骨之外，还有鹿、野猪、豪猪的骨骼、鹿角和鳄鱼骨架。东汉广州人杨孚在公元1世纪写《异物志》一书，记载了广州的三十多种动物，包括狐母、猩猩、殃牛、大猪、麇狼、鼠母、鼯、灵狸、白蛤狸等，水里则有鲸鲵、鲛鱼、鼍风鱼、鹿鱼等。 对生活在山海之间的广州人来说，各种飞禽走兽、蛇虫鼠蚁，都可成馔。明代《百夷传》写道，广州人“鳅、鳝、蛇、鼠、蜻蜓、蝮、蛟、蝉、蝗、蚁、蛙、土蜂之类以为食，鱼肉等汁暨米汤信宿而生蛆者以为饮”。尽管每天日晒雨淋，饱经霜露辛苦，但餐桌上的肴菜，却一点也不单调，至少蛋白质是足够的，所以在鹿颈村发现的男性人骨，年约四五十岁，身高1.7米，体格不逊于现代人。 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晚期的广州地区，已有不少人烟，形成了不同的聚落，生齿日繁。聚落之间并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你来我往，交流密切，甚至还有某种形式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同聚落使用的石制器具，工艺如此相似，让人不禁猜想，它们好像出自同一个工匠之手。在西樵山就有二十几个石器加工场，俨然石器的生产中心，不同聚落的人，用各种物资去换取石器。 人们甚至可能已经建立起某些“管理规则”或行为规范。在新市葵涌的遗址，找到大量残破的石器、陶器（几乎无一完整）和动物残骨、贝壳，却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那么，这些人类生活垃圾是怎么来的？这是不是一个垃圾堆填区？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循规蹈矩，不嫌麻烦地把垃圾运到这里丢弃？几千年前人们是用这种方法处理生活垃圾的吗？虽然不会有答案，但也饶有趣味。每一个考古的新发现，都为后人拓展了更大的遐想空间、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不解之谜。 节录自《广州传》，欢迎购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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