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对我来讲可以用大悲大喜来描述。悲的是我们完成到深山老林中的宣传任务，自桐柏深处回归教室，安心读书的愿望和环境刚刚形成，毕业季到来，读书的机会瞬间被终止。刚踏进“二八”年华，就修业期满，经学校考核合格，准予毕业了。只因当时就业形势不乐观，有非农户口的城里人都难以就业，需要上山下乡，去“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我这个出生即下乡的农民后代，回乡种田便成为不二选择。
喜的是在冬季兴修百万方水库的艰苦劳作中，主要目的在于为大家兴修水利鼓舞士气、再接再厉的广播里，竟然传出了让所有莘莘学子几乎窒息的消息—恢复高考！这消息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让我和大多数只能通过公平竞争途径，去改变自己未来的年轻人，重新燃起选择的希望，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
元旦过后，学校的氛围已开始向重视文化学习的方向转换。老师们讲课的时间增加了，态度也认真了，同学们坐在教室的时间也在延长，课堂上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图书室开放的频率也提高了，就连昔日的喧闹声，都呈现出减弱的态势。只是时间较短，变化也很有限。我们回到教室，农历新年就触手可及，老师们只能匆匆结束课程，简单的复习加上简单的考试，放寒假了。
春季开学后，课堂上文化教育的内容才逐渐增加，除了语文教学外，数学和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也有所增加。只是刚刚过去的一系列运动的惯性依然存在，加上“学工、学农”的时间较长，老师讲课不严谨，学生上课无教材，重新走进课堂的师生，大家都没准备好，教学进度缓慢不说，效率也十分低下。
课堂上，老师虽然在授课，却没有教学计划，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学生（至少我自己是）在认真听讲、拼命记录，但全无章法，缺少举一反三式的练习，抓不住重点，解决不了问题。整个学期下来，数学学了曲线这小部分内容，物理讲解的则是电学入门知识——串联、并联，化学、历史、地理、英语差不多是闻所未闻，都与我们无关。
原以为当时全国一样，都没有学习ABC，可后来的同学中有同一届毕业生，他说高中阶段学过外语，让我大跌眼镜。当我质疑我们一届的，怎么可能你学了，而我没有学时，他“嘚瑟”地回复我，那就是你们山里太落后，让我啼笑皆非。语文则是以报纸或其他文章代替课本，讲了些写作手法、中心思想方面的内容。
最可怜的是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对字母“C”的发音，竟引起部分同学的嘘声。因为他的发音，与以前那些用乡音教学的老师相比，独特、“另类”。同学们习惯成自然，以为是这位老师发音不准，便以嘘声回应，想让老师纠正发音。面对嘘声，数学老师只好用“我学外语、教外语，怎么可能发音都不准？”才避免了一场更为激进的“抗议”画面出现。
春风送暧，绿了杨柳，艳了桃李，红了杜鹃，最美人间四月天。只是这春寒料峭，“乍暧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二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在气候变换莫测的时候，农忙季节到了。同学们回生产队支援春耕，确保五一节前，将早稻插完。我很“幸运”，经历了家乡改种双季稻的完整阶段，体验了“早稻冷，晚稻热，搞得社员动不得”，最难将息的磨炼。
学生是插秧的生力军。插早稻经常是上穿棉袄，下穿单裤，赤脚踩在冰冷的泥水里，双手飞舞，将秧苗插进泥土里。如果天公不作美，在阴雨连绵的清晨下田插秧，就得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多次，才能战胜对泥水中寒冷刺骨的恐惧感，开始一天的劳作。我的搭档，是位比我大二岁的女孩，面对面将秧苗插在划行器划出的方块四角，作横向移动。刚开始尚能你追我赶，风风火火，谁都不甘落后，毕竟，二人的工作量是统一计量，一人落后必然影响另一人的工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腰酸背疼的感觉不断强烈，伸懒腰的次数此起彼伏，有了“攀比”之意。
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可插秧时大家的感觉却是高度一致，那就是累、累、累。长时间、高强度的弯腰劳作，导致肌肉僵硬，全身疲劳，加上冰凉泥水的浸泡，寒气袭人，痛彻心扉，苦不堪言，谁还有心思去想，自己的搭档是谁。
忙完农活回到教室，在老师的指导下，尽量多学一些知识，提升自我，把前期耽误的课程补起来，把失去的青春追回来。
美好的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失。似乎农忙假期的满身疲惫都未消失，期末考试就来到了眼前，稀里糊涂地走出考场，便被宣布“成绩合格”，准予毕业。黄金屋的大门缓缓关闭，颜如玉的靓丽黯然失色。
与现在的学生相比较，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书包一贫如洗，上学、放学，来去毫无压力；升学不用考试，更别说那解析不尽的密卷，上大学没有应届毕业生什么事，而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好在就业的时间安排得天衣无缝，学业结束之时，正是“双抢”开始之日，自动到岗，连介绍信都不用。
七月流火，正值抢插晚稻的时候。尽管搭档未变，农活照旧，但烈日炎炎与春寒料峭，差不多就是冰火两重天。除了汗流浃背，皮肤被骄阳直射的烁痛，那舌干口燥、力尽筋疲的感受，无法用文字描述。那感受，直到现在想起，都是谈虎色变，心有余悸。
“双抢”结束，来不及休养生息，冬季兴修水利的准备工作就揭开了序幕。我运气爆棚，成为水利建设的先遣队员，进驻八里之外的山林中，为大部队的到来劈路搭桥，盖棚垒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果在水利工地帮硬劳力打下手，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路，当然是无可厚非。很遗憾，指挥部将劳动定额分配到大队，大队分配到个人。我使出洪荒之力挖出的土石方，都无法完成每天的定额，挣不到生产队给我核定的5.5个工分。面对无论如何苦干都完不成定额的困境，我朝着“巧干”的方向努力。又经过数日探索，发现投机取巧才是完成每天任务的唯一途径。如是，我毫不犹豫地将前几天挖出的土石方，不断腾挪，变换地点，在初中同学的保护下，奇迹般地顺利过关，连续达标。
10月下旬，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欣喜之后，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期待立即回到母校，向老师求助，看看是否能寻觅到一些教材，准备复习。谁知刚刚溜回家中，复习的资料都没有找齐，水库工地领导者旋即发现有人“失踪”，寻人口信如电报般飞到生产队里。队长不敢、也不会怠慢，立即找我母亲“要人”。为了生存，并避免得罪队长干重活的悲剧出现，回家一次，尚 不满72小时，便带着遗憾和一万个不情愿，返回了水利建设工地。
那时的施工，全是人海战术，靠的愚公移山式的肩拉手挖。最先进的“工艺”就是爆破，其次是“挖倒方”。前者是在坚硬的石壁上打眼放炮，炸开岩石；后者是在土质松软的地方，通过掏空山体的下方，挖断土方与山体的连接处，让山坡似泥石流一样倒塌，以提高挖土的效率。二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垒大坝的土石方。这两种方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哑炮的排除和“倒方”坍塌时的预防。就在这年冬天，在其他大队“挖倒方”时，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一死一伤，一位正值桃李年华的姑娘，被突然坍塌的土方埋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尽管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也没有时间进行复习，我依然报名参加考试。与同龄人相比没有太大的差距。但自“老三届”开始，十年都没有考试，与“老三届”以来的“师伯、师叔和师兄”们同场竞技，我们这些学制短、课堂学习时间也短，课外劳动较多的“后辈”，自称“不学ABC，同样能做接班人”、“敢于交白卷”的一代，考试前还在水利工地“苦干、巧干”，没有复习机会，更别说拥有复习资料的一代，在“徒弟与师傅”的竞争中，不可能有必胜的信心。
11月20日傍晚，我自水库工地匆匆回家，收拾好各种文具和准考证等，时间已经到达二更时分，连抱佛脚的时间都不够，只能休息，为第二天的考试养精蓄锐。
人贵有自知之明。两天的考试结束，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带着失败的阴影，回到水利工地，继续坚持战天斗地的壮举，修理着偌大的地球。
成绩公布之日就是记录我们失败之时！自我们这届之前的几届校友，就唯有一位老师（74届校友，且参加过教师进修班）名列孙山之前，以下几届则被剃了光头。
种子一旦冲破土地的压迫就没有力量可以限制其成长。当恢复高考的基本国策确立之后，“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的制度同时建立。这一提高招生考试过程公开、公平、透明的重要举措，宣告了公平竞争时代的到来，并锐不可挡。为我们这群完全不知道后门为何物的农村伢，提供了机会和希望。正是因为如此，要上学就成为我在煤油灯下、自高小的追击问题开始自学的始动力，揭开了我循序渐进、攻难克艰的知识速成之路。
恢复高考的强烈冲击，整整唤醒了十多届毕业生追求知识的梦想。追求知识、持续学习的理念，也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生成，初次考试的失败被我视作迈向成功的阶梯。龙门陡开的诱惑，江鲫飞跃的愿景，如野草般疯长。溪河汇川，山坡成峰。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冲击与挤压，但梦想还是要有的，一旦实现了呢！
这一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复出，一个全新的时代揭开了序幕；共和国缔造者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从1966年开始废止的高校招生制度正式恢复。
这一年，我回乡务农，成为地球修理大军中的一员，参加百万方水库的修建工程，深感力不从心的无奈；惊闻恢复高考的消息，让知识改变命运的种子从心灵深处萌芽。
这一年，最流行的歌曲是《祝酒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最有意义的体育大事，是家体委下发颁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证书和证章的通知。最流行的词语是恢复高考、美酒、理想、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