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出的教育思想,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与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梁启超所倡导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有异曲同工之妙。“知行合一”强调在认知和实践中要做到内心合一,在实践中要有内在的良知(即良知学)。这种理论对于当下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知行合一”的思想内涵

知与行是王阳明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其主要以“心”作为本体,以“行”作为主体。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内心活动的外在表现,从良知出发而生成的行为就是“知”,由此“知行合一”也就是指人在做事时要有内在的良知、要通过内心活动去实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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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行的本义

所谓“知行合一”,即指人对事物进行认知时所生成的一种内在行为。知和行之间相互统一、不可分割。换言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它既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概念,同时也是一种行为层面的概念。因此在王阳明看来,“知而不行之谓之不知”[1]。

“知”与“行”作为本体和现象之分本来就是一体的;这种本体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早在《孟子·尽心上》中就已提到过:“所说知者,必有所欲也;所欲行者,必有所从也。苟其有能焉,是亦心之所之也;苟其无能焉,是亦物之所生也……苟无所以为,是亦心之所不为也”。

意思是说:只要一个人知道了一些道理和知识,就一定会有所行动和实践;如果一个人没有实践过那些道理和知识,那也不会产生任何行为。由此看来,知和行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这种转化是基于良知而言的:一方面人的良知是所有一切行为背后的根据和基础;另一方面知行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完全对立的关系。

(二)知行的统一

“知行”原本是一体的,但阳明认为二者分了则“即知即行,亦知亦行,不知不行”。这样就形成了知行本一而二的局面,也就是其思想中的“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与行二者都是人的内在德性的外化表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知行合一”思想。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但是二者又是相互区别的,并不存在“知是行的体、行是知的用”这一关系。因为这两个概念分别指向着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但是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又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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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更好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并指导自己行动,就要将两者统一起来。他认为:“知而后言,则言必有中;言中而后意,则意必有所指;意有所指而后能定其诚也。”也就是说只有将两者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到事物本质并指导自己行动。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所谓知者必有其意”。在他看来知行本是一体的,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知得行来方能成其为知。如果只是停留在知道了、了解了而没有付诸实践的话,也只是停留在认识层面上而已;如果只是光有行动而不懂得去思考、不懂得去体察的话,那么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知道而已。这样看来“知行”便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认知中进行了实践,在实践中深化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认识到事物本质后更好地指导自己行动。

(三)知与行的关系

首先,王阳明认为,知与行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不离于心的,而且也是通过知来指导行。也就是说:所认知的东西、所认知的良知是可以指导实践的,而不去做就是一句空话;知道不去做、去实践就是空说,所以“知而不行”并不可怕。

其次,王阳明认为,知行关系具有两重性。在他看来“行”不仅包括“知”中所包含的“良知”因素,也包含着“良知”中所不包含的部分。在实践过程中将两者进行统一就是“行”。比如: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要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这就是知;但如果仅仅依靠良知去解决问题那就不是行。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依靠良知去解决问题,但并不能认为这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

最后,王阳明还指出:要想做到知行统一必须将行为与认知进行统一。这就意味着要将认知与行动结合起来,当我们的认识真正转变为行为时也就实现了“知行合一”。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提出及其含义的阐述使得“知行合一”理论更加系统和全面,同时也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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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行合一”的教育启示

“知行合一”强调的是实践,其最大意义在于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正如《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知行不能合一,知行往往分离[2]。孔子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用现代的观点去审视传统教育,它仍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在教育中,学生要完全做到“知行合一”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行合一”并不是一种终极目标,只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我们只有把握住知行关系的本质和特点,才能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看,“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对当下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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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国人历来注重道德修养,王阳明就是这样一位。他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心即理”是心学的基础。心学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王阳明指出,心学的基础是“心即理”,即世界上一切事物皆是心之本体之显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皆与心之本体相联系,故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所以,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先认识自己的内心。王阳明在他所创立的心学中也曾提到“知行合一”,但他认为这不是他自己的发明。他对“知行合一”做了完整系统的论述,使人们对这一思想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

(一)心即理

关于心即理,王阳明指出:“天下之物,皆有可以著其上者,亦有可以著其下者。是以人之所见皆物之本然也。故曰:'心外无物’,此便是格物穷理之旨。”“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基础。人的内心世界是由自己的精神世界所构成的,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内心的精神活动,包括意识、思维、情感等;另一部分是内心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体即心之本体。前者又可称之为“意”或“意之体”,后者又可称之为“心之体”或“心之用”。

1.心即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

王阳明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不是传统儒家的理学,而是儒学发展到新儒家阶段后的产物,所以王阳明思想更接近于孔子学说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孔子学说的简化版。中国传统哲学往往认为本体(道)和功夫(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即心既是本体又是工夫。所以王阳明认为“理在事上磨”,心即理是本体即工夫,心与理是合一的。这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即突出心在认识中的地位。王阳明还认为“人心中自有天地”,认为“天理本无一物”,他所讲的“心”实际上是指人身上具有先天(与生俱来)的良知,也就是孟子所谓“性善”。

2.心学理论与道学理论的区别

道学认为万物都是由理所生,并且也是由理而出。心学认为万物的变化都是因为人的心产生的,而人的心又都来源于宇宙。道学认为“理”不可能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因为事物都是由“理”所生,所以道学家把一切具体事物都归属于“理”[3]。心学中有一句名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句话说的是圣人之道与万物之理本来就是同一的,所以这句话有一种“我有而万物皆有的感觉”,这与道学家的思想也不一样。道学认为“道”是一个绝对概念,而心学认为“道”是相对的。

(二)“知行合一”与当代思想的契合

从理论上说,“心即理”理论提出了心学理论体系,为心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非常现实。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广大人民生活在封建统治下,特别是在科举制度下,人们所关注的更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问题。但王阳明认为:“理一分殊”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不可能完全适应所有人、所有情况;“吾心自有光明月”“此心便是宇宙心”;通过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把握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这种认识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因此,“知行合一”既体现了人们在主观上“修齐治平”,同时又要求人们在客观上“立功立言立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即先有客观现实存在,然后才会有主观认识。

因此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不是简单地强调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而是强调通过主观认识和客观实践来统一。这个过程涉及个人和社会、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王阳明认为人们必须在知和行中去认识人生、改造人生。通过知和行的实践活动来不断完善自己。总之,王阳明认为道德修养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独立个体行为,而是通过自我修养而达到一种“至善”境界。这种“至善”境界可以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即“道德人格”。

(三)致良知

在王阳明看来,人之所以为恶,并非出于良知,而是由于私欲所致。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私欲,人的本心就会自然显现,良知也就会呈现。但一旦有了私欲就会迷惑人的本心,使其偏离方向,从而失去自己的本心。为此他提出“致良知”说,是一种道德修养理论,它告诉人们:人的行为应当与良知相一致。在这里,良知被理解为“天理”或“良心”。“致良知”说的核心就是“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人之所以有善恶之分、有道德高下之别、有善恶美丑之别,皆在于人的内心是否拥有良知。正是基于此,王阳明提出:“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1.心外无物

王阳明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心外无物”,认为“心外无物”是从其良知出发的,此乃由“知行合一”而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强调的是人之为人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道德学家和哲学家的价值所在。

现代社会中,物欲之念常常让我们变得浮躁而不踏实,进而引发一系列问题。虽然当今时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我们仍应清楚地认识到“人心险恶”这一现实,警惕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念对我们内心世界的侵袭。

一个人在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时是否能够坚守本心,这一点对我们自身价值和社会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注重内在体验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致良知的过程必须是一个内在体验的过程,所谓“致良知”就是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去体悟人生,“未有知而不行者”,即“未见性”。与“良知”一样,只有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去体悟其理,才能实现所谓的“知”。只有当一个人与外物接触时才能逐渐发现和体悟到自身的良知。

各小组可对实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例如对大蒜瓣的分组，用清水和不同浓度的萘乙酸溶液处理大蒜瓣的过程，把大蒜瓣放在清水中培养，放入恒温箱中培养情况拍成照片或制成视频，并进行剪辑，插入上课的课件中。

笔者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首先开始上课时，我们对线上内容进行测验或课前问题答案展示，这样做可以监督学生线上自觉进行微课视频的学习，增强了同学们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激发了同学们学习编程的兴趣和自信心，同时也给学生提供了锻炼自我的机会。

王阳明强调重视内在体验,其目的是达到主体内心与外物、自身与他人以及万物之间的和谐统一。所以,如果一个人仅仅依靠外在的知识来了解自己的内心,那他所了解到的也只能是一些虚无而空洞的概念而不能在具体实践中去指导行动,这样就无法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3.保持内在定力

王阳明的“心学”非常注重心性的修炼,这一点与西方哲学强调理性是一致的。但他对“心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定”,却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今之学者,不能定,曰'心学’;然则心学之不得其要,未有过乎此者也。孟子所谓'定’者,盖谓之不乱也。故曰'定’者,不乱之谓也。”(《王文成公全书·答魏仲谦书》)

王阳明认为:“定者,心不驰而思于物先。心不动而持于正,则无往而非心之所安。”(《答魏仲谦书》)在他看来,“心定”与“心无旁骛”是一致的,与现代所提倡的“戒定慧”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强调的是心灵的安定和宁静。

4.直面外在压力

S3：将S1中选出的杰出个体与S2中生成的新子代组合成新的种群，将所得新的父代进行模拟退火选择，从中选出N个个体组成新的父代进行下一轮遗传操作。

“格物”是王阳明为朱子学“不能致其知于天,则不知天之至大,而一其性之至善也”的观点作的辩护,所谓格物是指通过事上磨炼不断修炼自己的“良知”,从内心中剔除自身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获得一个本真而纯粹的自我[4]。所谓“致知”是指通过对良知的体察来掌握万事万物的规律与本质,从而把握事物的本真。从王阳明格物的实践可以看出,当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外在事物时,就会感到自己内心的良知受到了压抑,这时就需要人们去格物使自己内心里那个原本存在但被蒙蔽起来的良知显现出来,从而达到“致知”目的。

基于里兹有限单元法分析裂隙渗流，过程同1.2节中连续介质渗流理论，将每一条裂隙段看作一个线单元对渗流区域进行离散化，若j单元两端分别为i节点和i+1节点，则有单元渗透矩阵为：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思想中最核心也最关键的内容。必须从内心唤醒人的良知,让其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在他看来,人如果没有了良知就像黑夜中没有灯一样不行。所以“知行合一”说可以理解为:人只有从内心唤醒自己的良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这样才能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结语

在当代社会里,强调“知行合一”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谓“行”就是要实践、行动;所谓“知”就是要知道、理解。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才能做出正确的行动,才能有实际效果。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所说的:要想搞好工作、干好事业就要学习、掌握和运用科学理论和知识;而在生活中我们更需要不断地去实践,用我们学到的知识来指导我们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张明娜.浅析王阳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1,37(7):87-88.

[2]李承贵.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J].江海学刊,2022(1):48-57.

[3]曾国锋.王阳明“知行合一”中的道家思想[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2):62-66.

[4]戴真真.心学“知行合一”思想的思政教育价值[J].黑河学院学报,2021,12(6):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