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 | 毛泽东从思想“大杂烩”到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杨丽，女，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博士生，中共长沙市委党校副教授。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毛泽东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前，他曾出现过“思想大杂烩”的困惑，先后受到佛教、儒家、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以及民主革命等多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历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接触到部分接受，再到理论认同、行动外化的渐进过程后，毛泽东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思想嬗变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键在于理想志向、理论素养以及实践磨炼等主体因素的交互作用。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嬗变历程，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以及自觉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具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毛泽东；“大杂烩”；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嬗变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曾经坦言，“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围绕毛泽东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标准、历程、原因等问题，学界展开了较充分的研究，但至今仍意见不一。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状况的长时段考察和梳理，厘清青年毛泽东思想上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杂烩”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并聚焦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探究其思想转变根源，以期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伟大建党精神、自觉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带来启迪。

/一、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杂烩”

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风雨如晦，社会思想领域五味杂陈，新旧思想激战，传统与现代学说交融。在此背景下，早年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征途中，一度出现了“思想混乱”的困惑。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陕北告诉斯诺，“在这个时候(根据上下文，指１９１８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笔者注)，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通过爬梳《毛泽东传记》《毛泽东早期文稿》等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前，毛泽东头脑中曾先后充塞过佛教、儒家等多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佛教思想

１８９３年，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一农民家庭。如同旧中国大多数小山村，这里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封建迷信思想盛行。毛泽东母亲文素勤因先前有过两个孩子在襁褓中夭折的悲痛经历，自毛泽东出生后，为求佛祖庇佑其免遭劫难，每天坚持吃“观音斋”，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她时常带着幼年毛泽东在堂屋中间的神龛前磕头叩拜、到附近寺院去烧香拜佛，还听从算命先生的主意，让毛泽东拜娘家附近龙潭口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在耳濡目染之下，毛泽东也曾热心信佛，并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１９０８年，毛母一次患病在床，１５岁的毛泽东专程跑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并带回一撮从香炉里取出的香灰作为药方。对当时的他而言，求神拜佛就是救治人间疾病、摆脱世上痛苦的良药。

(二)儒家思想

８岁那年，毛泽东在父亲安排下，受教于附近私塾。在私塾断断续续读了６年经书，早年毛泽东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毛泽东不仅经常在文章中引用孔孟经典，还撰文盛赞孔夫子重视体育教育、“立太平世为鹄”等思想，称“仲尼取资于射御”“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将孔子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并举，认为“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１９１７年１１月，毛泽东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教育研究部部长。在组织工人夜校开学仪式时，毛泽东带领工人学员们“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孔圣人的崇敬和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不仅如此，青年毛泽东还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引用孔孟之道与父亲据理力争，把“父慈才能子孝”等当作公开反抗父亲责骂的有力武器。

(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思想

１９１０年秋天，毛泽东满怀壮志，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期间，表哥文运昌借给他一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该报从内容到文体，都让毛泽东感到耳目一新。毛泽东反复研读报上文章，思想深受影响。在梁启超撰写的《新民说》一文“论国家思想”处他曾写下一段批注(这也是迄今为止已被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治评论)，明确表示赞成君主立宪制，希望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进行改革。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他的触动尤为深刻。１９１２年６月，毛泽东就读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劈头直呼“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１９１４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受杨昌济思想以及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思想的认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心之力》文中写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因“我”而存在，“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心为万力之本”。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主张“从哲学和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继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国民的幸福。１９１８年４月，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进步青年社团，再次沿袭新民思想，将社团定名“新民学会”，并规定学会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寄希望于通过“民主改良”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

(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１９１１年春节过后，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入读湘乡驻省中学。时值辛亥革命前夜，古城长沙暗流涌动，官民矛盾日益激烈。通过阅读革命党人创办的《民立报》等报刊，置身其中的毛泽东思想上再次受到冲击。看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他激动不已，当即撰写文章张贴在学校墙壁上，明确拥护和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救国举措。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只是此时的他还没有摆脱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仍不清楚康有为、梁启超保皇维新派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派的区别。因此，毛泽东提议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一起组织新政府。不过，当时的毛泽东对实行男女平权、代议制政府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等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和明确的要求。为了表达对革命党的支持和对清政府的决裂，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掉头上的辫子。不久后，他又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直到半年后宣统皇帝退位。

/二、转向马克思主义

受到多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毛泽东怎样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呢?诚如已有研究指出，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非一日速成。细究之，毛泽东从思想“大杂烩”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历经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接触到部分接受，再到理论认同、行动外化的渐进过程。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接触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接触始于第一次北京之行。１９１８年８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并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先前在《新青年》上读过他撰写的《青春》《今》等文章，很受启发，对李大钊早已心生崇拜。这时的李大钊，继１９１８年７月１日在《言治》季刊第３册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后，又于当年１１月、１２月在《新青年》五卷五号上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通过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聆听他的演讲以及两人面对面的交流探讨，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治主张形成了初步感知。正如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再进北京时感慨道:“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此时的北京各种学派林立。除马克思主义外，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社会思潮喧嚣一时。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并经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前景。加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恩师杨昌济曾多次在课堂上专题宣讲过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新村主义，还在学校墙报上组织刊出过介绍新村主义的内容，这时的毛泽东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只是接触而已，还谈不上接受。这样，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１９１９年春，他回到长沙后，决定在岳麓山下实验新村计划。他拟订了一个“岳麓新村”的建设方案，谋划联合若干新家庭创造出一种新社会，设想新社会里建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接受

１９１９年夏，为响应五四运动，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会员领导发动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改组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发动学生罢课、组织市民游行。７月１６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创立会刊《湘江评论》。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竭力号召民众大联合。但在民众联合起来干什么的问题上，他依然持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态度，明确表示反对强权，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因此，毛泽东只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７月２０日，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胡适(胡适当时也是毛泽东的“楷模”)，在《每周评论》３１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反对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主张改良道路。对此，毛泽东很认同。次日，他在《湘江评论》第二号出版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将马克思“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的激烈方法与克鲁泡特金的“温和派”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克鲁泡特金“不想急于见效”“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的思想“更广，更深远”。

８月１７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胡适的“改良说”进行论争，阐明“问题”和“主义”密不可分，提出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开展阶级斗争，使问题根本解决。９月，刊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六卷五号(李大钊将其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公开出版，再次回击“改良论”。在这两位名人的论争中，毛泽东更加支持胡适。其有力证据在于，不久后，他开始筹划起组建问题研究会，还专门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他认为当时中国亟须研究的７１项共１４４个问题，于１０月２３日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

青年毛泽东对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直到赵五贞自杀事件发生后才出现逆转。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长沙街头年仅２１岁的女青年赵五贞，不满父母包办嫁给又老又丑的富商做继室的婚姻，在多次反抗毫无成效的情况下，于出嫁当天在花轿内用剃刀刎颈自杀。这一事件让毛泽东极为震怒。１１月１６日至２８日１３天时间，他在《大公报》《女界钟》上接连发表１０篇评论文章，深入剖析赵女士自杀的根源。为此，他还和好友彭璜展开一场“毛彭之争”。当时，彭璜认为赵女士的自杀纯属个人“软弱的、消极的行为”，提出赵女士应该要“积极奋斗，甚至离家出走”。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决定”；赵女士之死，罪魁祸首在于“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在一个男女极端隔断、不容许有女子位置的黑暗社会里，赵女士就是想要逃离，也不可能有藏身之处。

毛泽东对此事的认识表明，这时的他已突破早先强调“心力”作用的唯心主义思想局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社会制度根源来探究问题成因。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开始动摇之前十分青睐的改良派“逐步改造”主张，转向赞同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观”。于是，他在《大公报》上大声疾呼，“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三个月后，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再次重申要彻底社会革命的想法，肯定黎锦熙之前有关从“根本解决”下手的主张是对的，承认“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只是，善于独立思考、力求穷尽真理的毛泽东，此时虽然已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明确了“拔本塞源”的革命目标，但依然没有下定决心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激烈方法来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

(三)“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赵五贞案发后不久，毛泽东为驱除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他特地拜访了李大钊，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而此时的李大钊正与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还在北京大学组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受李大钊等人影响，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１９３６年他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讲道，《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只是，究竟该采取哪种方法来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他仍然不明确，仍然在思考当中。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４日，毛泽东在北京给好友周士钊写信，倾吐自己的思想困惑:“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１９２０年５月，毛泽东离京到沪。带着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他和彭璜等好友在上海进行了“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工读生活试验。他们还多次拜访了“楷模”陈独秀，同陈独秀讨论组织改造湖南的计划和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对毛泽东同样产生了深刻印象。６月，工读互助团苦苦坚持一个月后以失败告终，历时半年之久的驱张运动因直皖战争即将爆发、张敬尧被迫离湘完结。这些事情让毛泽东深受触动。６月１８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文，再次表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在陈独秀的指导下，７月，他回到长沙后，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８月，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领域内广泛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恰如１９３６年他同斯诺谈话时所言，“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在理论层面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科学性，在行动层面并不认同其在中国具有可行性。以至于９月５日，他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明确赞成中国实行彻底的总革命，但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不具备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四个条件，即“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

(四)“行动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在行动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是在湖南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之后。“湖南自治”是毛泽东基于美国门罗主义提出的建造新湖南的设想。１９２０年６月，张敬尧离开湖南后，毛泽东在“湖南究竟该怎样改革、怎样建设”的问题上一度成为了“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他在６月至１０月４个多月时间里，在《大公报》上先后发表１５篇文章，反复阐述“湖南人自决自治，建造湖南共和国”的门罗主义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从根本上改造湖南的最佳方案则是保境自治，与其他省份以及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效仿１００年前北美诸州中的一个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当时国民精神“沉睡昏昧”，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国家的新生和强盛，“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旧中国的真正改建，唯一的办法也在于各省自决自治。因此，他提出，２２个省３个特区两个藩地，合计２７个地方，都建设成为２７个独立的国家，“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他甚至认定，“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

在门罗主义思想指引下，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５日，毛泽东联同彭璜以及《大公报》主编龙兼公提出，组织各界人士联名上书，要求谭延闿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谭延闿政府却打着“湘人治湘”的旗号，通过包办“制宪”的方式依然实行“官治”。１０月１０日，长沙各界约两万市民上街游行，反对谭延闿政府的政治欺骗，要求实现真正的“湘人自治”。然而，刚进入高潮的湖南自治运动，得到的是湘军残酷的武力镇压。不久，执掌军权的赵恒惕赶走省长谭延闿，一手掌控军政大权。在赵恒惕的强势打压下，湖南自治运动以失败告终。

斗争的失败给毛泽东上了生动一课１１月下旬，身心俱疲的毛泽东前往醴陵、萍。乡休养考察。２５日当天，他在萍乡给向警予、罗章龙等５位新民学会会员复信。信中，毛泽东反思自己先前的各种思想主张，提出要“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几个月下来，毛泽东失望至极。他彻底认清，“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在改造社会的方法问题上，他不再认同胡适一派“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转而相信，“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从法国写来的信。蔡和森在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要组织共产党，实行俄式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挚友的真知灼见让毛泽东思路更加清晰。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他给蔡和森等法国会友回信。信中，他对各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一一进行点评。首先，对萧子升、李维汉关于“用平和手段，谋全体幸福”的主张，他提出“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其次，对罗素反对劳农专政的共产主义主张，以及“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他的评价是“理论上说得通，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唯有对蔡和森的主张，他“表示深切的赞同”，认为俄国式的“恐怖的”革命方法，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之后的必然选择，因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４天后，他在湖南《大公报》上发文呼吁，工人阶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决不能企求资本家发慈悲心来改善待遇，只有联合起来结成坚固的团体、“轧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才是正道。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底１２月初，应陈独秀函约，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实际行动坚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三、思想转变动因

毛泽东为什么会舍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转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原因，既如已有研究所示，离不开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这一时代背景的影响，又如前文所述，还离不开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良师益友的思想碰撞，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其中理想志向、理论素养、实践磨炼等主体因素的交互影响尤为重要。

(一)济世救民的理想志向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志向决定人生前进航向。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贯穿始终的是其济世救民的人生志向。早在幼年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关心他人疾苦，同情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经常和母亲一起背着父亲给要饭的盛饭，给穷乡亲送米。进入私塾后，他在阅读各类经书、史著小说时，发现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便立下志愿要为农民写书。读到《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了解到国弱民穷的根源后，他又萌生出振兴国家的强烈愿望。

随着年龄增长、学识增进，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但他济世救民的初心志向始终不曾改变。进入第一师范后，他多次在与好友交谈和读书笔记中提到，“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强调人生不能单以解决衣食住为满足，还应追求更高的理想。他深信，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成人之美、舍身拯人、为他人谋幸福等”。１９１８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他又多次在给新民学会会友的书信中倾吐，要在现今的世界尽一点力，要推行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即愿大家好的世界主义政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虽然他在济世救民的方法路径上出现过思想“大杂烩”的困惑，但当他认清反动军阀、帝国主义是导致国弱挨打、民不聊生的祸根之后，即便他仍然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他“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而在济世救民、解放人类的理想志向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初衷高度吻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马克思１７岁时，便立下宏愿“要为人类幸福而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正可谓“志同道合”，人生志向的同一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必然性。

(二)博古通今的理论素养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及马克思主义信仰时说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这是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前提。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的决心，长期坚持广泛学习、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的理论学说、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都进行过深入分析与研究。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韶山冲上私塾期间，除四书五经外，毛泽东已熟读《史记》《汉书》等古籍。在东山学堂时，他又阅读了大量中外历史、地理书籍，对尧、舜、秦始皇、汉武帝、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等历史名人如数家珍。参加湖南新军时，他为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把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１９１２年，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像牛闯进了菜园子”一样，饱览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以及英、法、美、俄等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书。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他将学习重点放在历史、地理、哲学等少数科目上的著作。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鉴，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再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研读。除此之外，还有《伦理学原理》等众多经典著作译本，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各类报纸杂志。

除了从“有字之书”获得认识思考外，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从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中吸收知识养分。学生时代，他曾先后和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前往长沙周边县市游学，直接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风土民情、考察社会百态、调查民生实况。正是因为通晓古今、学贯中西，毛泽东才能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揭示历史规律的科学真理。出于对真理的坚持，毛泽东坚定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三)躬体力行的实践磨炼

毛泽东不是一位耽于理论、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位知必后行、知行统一的实干家。他的这种实践品格在早期探求济世救民道路的过程中已表现十分突出。在建党以前，他不仅对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进行了理论探究，而且进行了实践检验。辛亥革命期间，他积极响应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号召，加入湖南新军。新文化运动早期，他积极响应陈独秀等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成立新民学会，旨在通过学会影响社会，以改良人心风俗。在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影响下，他又做好了实施“新村计划”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长沙领导开展了湖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发动工人罢工、带领市民游行、成立驱张请愿团、奔赴各地请愿。１９２０年在上海期间，他还体验了一个多月的工读互助生活。在提出以门罗主义改造湖南的方案后，他紧接着发表宣言，指出“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于是发起湖南自治运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救国救民的这些具体实践中，青年毛泽东遭受过接二连三的打击。他组织领导的游行队伍遭到武力镇压，发起成立的学生联合会遭到强制解散，创办的进步刊物《湘江评论》遭到查封，心向往之的工读互助、湖南自治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他以钢铁般的顽强意志，不惧强权，勇敢斗争，不畏失败，愈挫愈勇，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果断“另想办法”“另造环境”，并做好养成实力，不必与反动势力争一日长短的心理准备。

在亲自将种种方案付诸实践之后，毛泽东从要么失败、要么收效甚微的结果中得出结论，“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最终，他坚信，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改造中国与世界，才是最宜采用的解决世界社会问题的良方!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会与生俱来。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摆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缠绕，毅然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既非轻率之举，更非一时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他在济世救民理想志向驱动下，凭借自身丰厚的理论素养，经过对各种思想主张的反复比较和实践检验，经过吸取多次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最重大的选择。不仅毛泽东个人是这样，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大多如此。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创立者们也都经历过从“大杂烩”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他们的心路历程生动展示出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之艰难、中国共产党诞生之不易。

当前，中国共产党人身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大为改观，但“乱花渐入迷人眼”的思想干扰没有改变。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以伟大先驱为榜样，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远大志向为根基，以广博学识、担当作为为利器，自觉清除干扰、冲破迷雾，坚守信仰、坚定信念，将先驱们未竟的事业不断往前推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文稿 | 石磊霞

编辑 | 田   甜

审核 | 吴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