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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北大月薪300大洋,毛主席:在李大钊的照拂下,我才8块大洋

 702yuan 2023-07-21 发布于陕西

一百多年前,一场新文化运动为腐朽的民族注入新的灵魂。

而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着新思想、新主张,又有着对这个国家、民族深厚感情的学者。

这些学者以北京大学为“根据地”,在当时举起新文化的大旗。

那么,这些学者在当时的工资如何?

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回忆,胡适在北大的月薪就有300 大洋,而毛主席自己在李大钊的照拂下,才8块大洋。

为何有这么大的差距?毛主席与北京大学又有过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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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博士胡适之、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

胡适生于1891年,比毛主席大了2岁。

毛主席曾在延安时期时谈过对胡适的看法,他说:

“我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对他们的文章更是不断拜读。他们取代了我一直敬佩的梁启超与康有为,成为我心中的楷模。”

从毛主席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之的优秀,而胡适在文化上也确实称得上出类拔萃这四个字。

胡适出生在江苏松江府,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尽管家中并不富裕可依旧让胡适上私塾学文化。

10岁时,胡适开始看《资治通鉴》《小学》等,并由此成为无神论者,这在封建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是极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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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胡适的学识越发丰富,他本就天资聪颖,再加上老师悉心教导,让他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

而胡适并不骄傲,他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认识到世界进展的真谛,内心非常渴望前往国外去看看。

1910年7月,胡适得知北京举行留美考试,于是他前往参加,他取得一百分的成绩,并取得赴美的名额。

这在当时文盲率极高的背景下是极为难得的,毕竟就连陈独秀这个后来的文科学长,在学历上也不过是早稻田大学。

胡适赴美就读的学校是康奈尔大学,他在这里用了3年多的时间取得学士学位,又在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就读,拜读于著名的教授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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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授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胡适在杜威的教导下也非常推崇实用主义,甚至还在后来因为这个与陈独秀等争辩过。当然这些是后话。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1917年,当时陈独秀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大文科学长,他需要具有新思想的人来充实自己的文科领域。

于是,他想到了在美国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胡适。

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学历,更何况百年之前的中国。

而且,陈独秀也了解过胡适,甚至在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过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

彼时的胡适在国学上已有极大成就,在思想上又深受美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如此正是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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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陈独秀的介绍下,胡适正式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薪资初定为260块大洋,后来逐渐升到300大洋。

有了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的到来,陈独秀这位文科学长不再是光杆子司令,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开来。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毛泽东来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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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推荐、毛泽东入京

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湖南创立新民学会。

当时赴美赴欧留学,求取真理的浪潮在蔡元培、吴玉章等的号召下盛行,新民学会的会员也有了赴美赴欧留学的想法。

可要真的实行,势必要与北京大学蔡元培等人取得联系。

于是,25岁的毛泽东背井离乡,来到了北京。

电视剧中,毛泽东曾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有过一段交往,这在历史记载中并没有出现。

不过毛泽东当时来到北京,与这些新文化中的核心人物有交集再正常不过。

要入北京大学,要么得有邀请,要么得有推荐,毛泽东这个从湖南来的“泥腿子”,显然都没有。

而且当时毛泽东上京,所用的经费都是借来的,北京的消费非常高,在毛泽东的口中:

“生活费用太高了,我到了后只能立马找工作,不然都没得吃。”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找到了原来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老师杨昌济,此时的杨昌济被聘请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知道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来到北京非常高兴,他对这位学生的期望很高,曾有“不言救中国则矣,言救国必先救此二子(毛泽东与蔡和森)。”

当了解到毛泽东来北京的目的后,他建议毛泽东在北京多住些日子,亲身体会一下这场新文化运动。

此外,他把毛泽东推荐给了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在这里见到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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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让毛泽东见到了“真正的老师”,而李大钊当时正在研究俄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毛泽东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初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太多感想,但他明显感觉这种新的思想或许能改变这个国家。

关于毛泽东与李大钊初次见面的详细情节,并没有什么资料记载下来。

不过,从那之后,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当时的年薪,按照毛泽东后来的回忆是8块大洋一个月。

这份工作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毕竟当时一户人家一个月的消费也不过10块大洋。

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在李大钊的照拂下才能拿到的,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把更多的钱留下来交给赴法留学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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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的工作也简单,他主要负责帮助李大钊整理北大图书馆和《新青年》的部分杂志。

这段时间,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谓巨大。

李大钊指导毛泽东对图书进行分类,并允许毛泽东可以随意翻看这些书籍,第一时间阅读最新的书刊。

北大多年的图书,让毛泽东的学识逐渐丰富,也让他接触到了在湖南所接触不到的东西。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了站在更高的维度看世界的机会,而且还能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共同探讨各种社会问题。

在后来毛泽东的回忆中,他说:

“在李大钊先生的帮助下,我迅速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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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老师、毛泽东的蜕变

除了在图书馆看书,毛泽东也酷爱参加北大的许多社团。

当时北大有哲学研究会、新闻学会等,毛泽东都参与其中。尤其是对于新闻宣传的了解,更是在这段时间养成的。

毛泽东经常旁听北大的课,也会在课上提出问题,但在那个年代,能进入北大的都是才子才女,毛泽东只是一个图书馆助理,很少有教授解答他的问题。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比如当时主讲新闻学的邵飘萍。

邵飘萍是《京报》的创始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在新闻学上造诣极高,后世人更是称呼他为“新闻全才”。

著名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说的就是邵飘萍。

有一次,邵飘萍在课上讲新闻学,课堂上围绕一个“怎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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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很多人都讲了自己的意见,许多都是讲到华丽的辞藻、简短、及时等新闻要素,毛泽东默默站起来说:

“一个出色的记者,我认为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

他的话让邵飘萍眼前一亮,因为这些正是他创办《京报》的新闻操守。

在那时候,邵飘萍曾主动邀请毛泽东听他的课,毛泽东后来在宣传上能有那么高的成就,与这段经历有着重要关系。

战争年代,国名政府利用宣传手段肆意诋毁我党的形象,声称我党是“共产共妻”,是毛泽东用一杆笔写了许多新闻稿,发表于《解放日报》等报刊上。

解放战争时,又是毛泽东的三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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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大过了大半年时间,之后他就回了湖南,去忙碌新民学会的事情。

也因此而错过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一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晶,也是新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

毛泽东敏锐预感到,“五四运动”中发出的力量之惊人,这种由学生点燃,由工农阶级响应的运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实体现。

于是,在湖南的他积极带领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寄希望于这把火把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新燃起来。

1919年严冬,毛泽东再度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他这一次来,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而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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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北京也不再是求学这么简单,而是要为“驱张运动”向政府请愿。

“驱张运动”指的是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在“五四运动”期间掀起很大的风波,更是学生运动的一大成果。

借此机会,毛泽东再度与李大钊谈论社会问题,并由此奠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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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北大、毛泽东确定信仰

毛泽东再度来到北大的时候,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当时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极大成就,李大钊曾发表过《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此次毛泽东再次到来,李大钊一股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与毛泽东讲。

从他人听来的毕竟太浅显,李大钊又介绍毛泽东进入少年中国学会,这里又大量欸过十月革命的书刊以及马克思主义书籍的译作。

这让毛泽东可以接触到全世界最新最全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他还与邓中夏、何孟雄等一起谈论俄国革命,逐渐意识到俄国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

毛泽东素来喜欢对比学习,这个习惯自他在家乡读私塾,在启蒙恩师毛宇居的教导下时就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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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他敏锐察觉到中俄之间的国情之相似,由此,他彻底蜕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在《西行漫记》中有着记载,毛泽东对斯诺说:

“1920年的春天,在理论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而此时的中国革命,正面临险峻的局势,能够在各种主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无疑有着足够细致的见解。

在这个信仰上,胡适这位曾经的“楷模”显然不行。

他因为信仰实用主义,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爆发过冲突,甚至实用主义,实际上也成为他后来选择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伍的重要原因。

在胡适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强调夺取政权的方式就是武装斗争,这无疑与他民主、自由的思想是冲突的。

正因如此,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变得紧张,与毛泽东的关系自然就更是破碎,甚至在后来逐渐走向对立面。

当然,不管怎么说,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足够记在中国革命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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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北大红楼的故事太多,而这座楼对新中国的意义无疑巨大。

胡适能在那个年代有着300块大洋的工资无疑就是他文学地位上的最好佐证,至于毛泽东在这里得到的8块大洋月薪,并不重要。

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能够在这里接触到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青年,是他最大的收获。

而能够认识、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完成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蜕变,这才是他最大的收获。

正是因为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才能在一片混沌中摸索出一条救国之路,从此,革命有了理论思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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