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姚波录出并初校；以原文为准！
《姚元庆墓志铭》及书法述评
牛胜江
(运城学院师范分院，山西运城044000)
收稿日期:2012-09-20
作者简介:牛胜江(1975-)，男，山西芮城人，运城学院师范分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书法文化与书法创作。
原载：运城学院学报 2012-6 总第30卷
摘要:山西芮城出土的唐代《姚元庆墓志铭》具有历史和书法双重价值，既反映了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历史以及官职变化，也反映了武周时期特有的楷书风格。即从初唐楷书外形特征“体若八分、势同章草”逐渐向唐中期的宽博方正过渡。
关键词:唐代;墓志;书法;述评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008(2012)06-0014-04
1991年冬，《姚元庆墓志铭》出土于山西省芮城县学张乡东姚村，后存于芮城县博物馆。1995年经史树青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认为此墓志书法艺术价值很高。遍搜网络与杂志，对此墓志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仅有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和一篇推测书法作者的文章，未见有对此墓志铭的书法艺术赏析评述之文。笔者第一次见到此墓志后，就被其书法艺术的魅力所折服，不揣浅陋，对此墓志及书法艺术稍加探评。姚元庆，正史上找不到他的事迹，我们仅能通过这个墓志了解他的身世。姚元庆“天授元年十月六日暴终于履顺私第，春秋六十有五”。天授元年就是公元690年，往前推65年，其出生于公元625年，就是武德八年，知其经历了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武周几朝。志文记载，姚元庆“父运，唐骑都尉，高尚不仕”，可见出身寒微。他“幼而明浚，长实几深”。“六经百氏，既穷源以探赜;七德九功，亦钩深而致远”。“志唯恬漠，心绝荣利。识唯王佐，谈必帝师。倾百代以神交，将管晏而兼美;仰千古而心契，与颜冉而同归”。可谓志存高远。从官职的升迁来看，姚氏做过县尉、监察御史、右台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巡察大使、文昌考功员外郎、地官郎中、朝散大夫，守司门郎中、检校房州刺史等职，甚至“高步文昌，一人而已”。这里的官职明显是武则天时期特有的官职名称。武氏称帝之前，把唐朝文武百官的名称进行了变动:尚书省改成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门下省改为鸾台，侍中改为纳言，中书省改为凤阁。这些名称明显地体现了其女性特征。原来的宰相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改成了“同凤阁鸾台三品”。尚书省下属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成天官，户部成了地官，礼部是春官，兵部是夏官，刑部是秋官，工部是冬官。御史台分成了左肃政和右肃政两台，由左台负责监察朝廷，右台负责纠察地方郡县等。此墓志所记载的姚元庆，所任的官职就是当时更名之后的官职。姚元庆从政多为监察官，“声驰顼纲，誉闻从政”，“誉洽栖乌之府，威宣避马之途。贵戚由其屏气，奸豪以之惕息”。为何贵戚屏气，奸豪惕息?这里是否能感受到武则天执政的气息?据历史记载，武则天在高宗时期就参与朝政，高宗死后，虽然她的几个儿子相继登基，但实际国家的权力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武则天为了笼络人才，一是推行《姓氏录》，取消唐太宗时订立的《氏族志》。打破了门阀世俗，使众多过去沉溺于下层的普通地主、寒门俊才，登上了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这些人进入官僚队伍以后，又成为武则天推行自己政治路线的得力工具。二是大开科举之门，放开关卡，大量录用有才学的考生，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在历史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可以说，姚元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升起来的。同时，武则天在称帝前后，实行了一套酷吏政治。称帝之前，武则天主要运用酷吏来清除自己临朝称帝的各种阻力。主要把屠刀指向宗室王公，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代皇帝的皇子们。通过酷吏，一批又一批地将皇族中的异己杀掉。姚元庆在去世之前的身份是检校房州刺史，而此时的中宗就被武则天幽禁在这里。志文称“俄而大周革命……制授朝散大夫、守司门郎中、检校房州刺史。……地迩桐宫，必资于审督……。”《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唐纪十九》载:“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伟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处勘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1］2477“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夏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均州故濮王宅”。［1］2478“垂拱元年(685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1］2483中宗被废以后，两度幽禁于房州。桐宫，是商汤墓地，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志文暗用此典，指中宗被幽于房州。姚元庆可以说是武氏集团的亲信，作为房州刺史，必然有监视中宗行动的责任［2］82。姚元庆当然也成为武则天利用的工具之一，“贵戚由其屏气，奸豪以之惕息”，反映了姚元庆从政期间的威严与正直。武则天于天授元年称帝之后，继续任用酷吏，但主要是为了巩固帝权，其滥刑主要对象转移到了朝廷中的反对自己的文武大臣，特别是权倾朝廷的宰相们。朝臣连连被杀，宰相走马灯般地更换，以至形不成一个反武的核心势力。姚元庆于当年十月六日“暴终”于房州，而九月是武则天革唐命，改大周之时。这“暴终”一词，有点让人惊惧，也让人浮想联翩:抑或是对武则天改号不满，或被逼自杀或是被武则天手下的酷吏所杀。所以笔者在想，这样一个在朝臣中有着一定声望的官员，为什么正史没有记载?而墓志也未署书写者的名字?或有所避讳?从墓志发展来看，墓志自南北朝定型以来，大凡刻石工师，门户既立，手法固定，不容更改。书志之人，多是楷书手，属于技术人员。初唐墓志仍袭旧习，多不署书丹和镌工者之名。到高宗朝，书风渐变，署书人姓名也并见增多［3］249。可以说，在天授年间墓志一般都会署书者的姓名。按当时的规矩，这样的身份一般是请托以书名世的士大夫来书写的。书写者也许害怕武后追究，不敢署名，这或许是主要原因。有文章认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钟绍京书写的，其证据一是这俩人曾在一个部门工作过，属于同僚。二是比对钟绍京的字和墓志字，相像的地方较多［4］116。但这也只是猜测之一，证据并不充分。虽然书者不确，但不影响后人的赏析，因其书法艺术水平堪称上品。笔者试就此志的书法艺术作以简要述评。墓志在中国的丧葬中由来已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随葬器物，而只是一种随葬品，缺乏常见器物所共有的实用性和模拟性，更多的是具有记事、祭告或镇墓的性质。从最早简略地刻在砖上、陶片上，不断发展，逐渐到具有完整的一套形态。内容一般记载墓主人的生平事迹、职官、家庭成员、婚姻、死亡下葬时间、卒葬地等。魏晋时期，还为砖质。南北朝中后期，普遍出现了接近正方形的石质墓志，由上下两块合之而成［5］111。上为盖，刻篆书，类似于碑额。下为志，刻隶书或楷书或行书。隋唐依然承袭南北朝，边多刻有花纹。《姚元庆墓志铭》八十四厘米见方。志盖呈盝形，斜肩部剔刻一周连枝花草图案，盖顶用篆书书写“大周故文昌司门郎中检校房州刺史姚君墓志铭”二十个字。墓志铭文楷书，三十二行，行三十三字，未署书写者与刊刻者的名字。墓盖上的篆书线条刚劲有力，运笔流畅，取法汉代篆书，但又略有不同。秦汉时的篆书笔画圆劲，起收笔皆藏锋，而此志篆书起笔顺锋，中锋行笔，出笔露锋，有爽利刚健之姿。行笔略有粗细变化，用笔交代清楚，具有明显的写意性。在结体上也有特色，不拘泥于小篆书写一味圆转，(孙过庭《书谱》云:“篆贵婉而通”)，而是方圆结合，类似汉代篆书《袁安碑》，也有汉《张迁碑》碑额的影子。每个字在方的基础上局部增加圆笔，既调节了书写的节奏也使得穿插错落，别具匠心。整个志盖书写自然流畅，从容大方，实属唐代篆书中的上品。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书法史中看，就显得有一点孱弱。自魏晋以来到唐代初年，人们所写书体，以真书、行书、草书为最多，隶书较少，篆书几成绝响。贞观之后，书科学生虽然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精研小学，但都以文字为重，善写篆籀者并不是很多。虽然偶有几通碑额与志盖，也不见高明。直到李阳冰的出现，才把唐代的篆书推到了一个高峰，但李的出生与成长要比这个墓志晚四、五十年。志盖上的篆书与正文是否同一人书写?古代作碑经常是碑文与碑额分开由不同的人来写的，例如唐代的《元德秀墓碣》就是李华写的文章，颜真卿写的楷书，李阳冰写的墓志额，世称“四绝”(包括墓主人)。从墓志的篆书与楷书书写水平来看，应该不是同一个人所书。从笔法来看,《姚元庆墓志铭》书写年代在唐建元六十余年，属唐初，楷书点画仍沿袭北朝笔法，以方笔居多，这是北朝以来的传统笔法。唐初因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书法独赏右军之美，翻摹右军名帖分赐群臣，朝野上下书家普遍受到王羲之的影响，江左风流，妩媚多姿，南北融合，遂成就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初唐的书法大家。官方的正统书风肯定会影响到许多同时代的书家，时风所致，历代皆然。此志无疑也具前贤风采，既有《张黑女墓志》的痕迹，也有智永《千字文》的影子，还有初唐四家的神韵，可谓集众美于一身。点画似圆实方，顺锋起笔，笔锋外露，中锋行笔，饱满丰厚，收笔方正有力，既有帖之秀美又有碑之朴拙，如“平”字中顺锋起笔，“中”字中竖画的方笔起笔等。点画走向既有序又变化，变化而能和谐。点画俯仰，合度自然，顾盼生情，或呈相背之势，或见相抱之姿。从结构来看，我们很难给它界定是属于外拓型结构还是内撅型结构，亦可视为二者兼而有之。如“國”属于外拓式的；“門”属于内擫式的。虞世南《笔髓论》中“释真”一文中总结了魏晋以来楷书的外形特征，用八个字来总结就是：“体约八分，势同章草。”[6]111，这八个字说明了两点。第一，强调楷书的体貌特征像八分书；第二，强调了楷书的动势如同章草。八分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隶书的样子，字的左右下方向外伸展，使字形偏扁，重心偏下，使,字更加稳定。一般会拉长下方的横画和撇捺。使字的外轮廓线呈正梯形，有时会呈现倒梯形。这样做的目的是造势，使字看起来更具动感。楷书自隶书草化演变而来，必然具有“血缘”.上的相似点，故言“体约八分”。研习古人书论，多论“势”，楷书之“势”如同章草。索靖的《草书势》云：“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6]19其中，“婉、漂、惊、舒、举、安”等词，皆言动势。势从何来?一是倾斜点画，如强化撇捺，倾斜点、横竖等笔画，使得字有动势。二是横向排叠笔画时使点画的外围线呈斜线，增强了动势。我们细查隋唐以前的楷书作品，这种特征还是很明显的，从钟繇，王氏父子、南北朝碑刻等楷书都具有“势”,这就是“古意”，是书法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之所在。赏此墓志，觉其字字有变化，有一种活泼的生动的力量在里面，这种力量就是“势”的存在。例如“望”字上大下小、“极”字左放右收，“寄”字重心右移等，皆匠心.独运，险绝生姿。既具有北朝以来的变化多姿，又趋与唐中期的畅朗宽博，渐脱陈隋遗制，华润有加，属于唐代楷书转换时期的作品，其秀雅之姿必会被越来越多的书家所赏识。单字尚奇，字内有势，是把楷书写活的不二法门，也是避免字如算子的妙方。回顾与其同时代的碑刻、墓志，无不具有这种气息。而在唐代中后期，因徐浩、颜真卿、柳公权以及集贤院诸多士大夫的发展传承，汉字越来越方正，虽越来越具庙堂气息，却离“体约八分、势同章草”的外形特征越来越远了。尤其是开元以来，因为玄宗字体肥腴，引得“经生字亦自此肥”，盲目跟风势必千人一面［8］193，以至于后来宋元明时期楷书走向了僵死的“馆阁体”。这不得不让人叹赏唐初以及唐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的古拙与生动。从章法上来看，整体铭文，如行石流水、挥洒自如、无阻无碍。在潇洒、平易中见典雅、厚重，流畅秀美中有稳健，笔势遒劲，风姿俊逸，自然浑成。在碑文中夹杂了一些武则天造的专用文字。如“日、月、初、天、地”等。武则天建立的周朝前后变换了13个年号，历25年，至公元705年方由其子中宗复位，恢复国号为唐。武则天在位时期曾颁布推行新造字若干，用以取代原来常用的一些字，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通行全国。由于文献无征，这些字究竟有多少个，今人已难以知晓。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看，已知的这批新造字有二十个左右，分别为“天、地、日、月、星、君、年、人、臣、正、照、载、初、国、圣、授、证、生”等。此墓葬就书有大周专用文字十五、六处。武则天造的字不是一次颁布的，而是分批公布的。她在位十五年，其中“天授”、“证圣”、“圣历”和改元“大周”前的“载初”四个年号中全有新造的字。武则天所造的字大多为会意字，尤其独特的是，她打破了汉字的方块结构，创造了圆形字，如“日”“月”“星”三个字，均为圆形汉字。《淮南子》称:“日中有金乌”。武氏造字，在“○”中间画了一只鸟，成了“日”字。这些圆形字，别具一格，颇具现代美感。夹在方正的汉字群之间也不失为一个调节的元素。方圆结合，以方为主，以圆辅之。这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也算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这些圆形字在武则天之后就被废弃不用了，只有在这些历史的遗存中才能看到武周时期特有的书写痕迹。这块出土于河东芮城的唐代墓志，具有史学与书法美学的双重意义。姚元庆卒葬于武则天篡位时期，所居官职都打上了武则天篡位改制的烙印，志文也使用了武氏臆造的特殊文字，不失为证史的重要文献。此墓志书法艺术仅仅是一个时代书法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初唐武则天时期楷书的面貌，方圆结合、活泼生动，是从古法“体若八分、势同章草”向宽博平正过渡时期的产物。回顾楷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书学养分。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李百勤．姚元庆墓志铭．［J］．文物季刊，1993．
［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4］王甲兴，王凯歌，王尔迁．姚元庆墓志铭价值及书法作者探讨［J］．中国书法，2010(3)．
［5］华国荣．六朝墓葬中的墓志［A］．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6］虞世南．笔髓论［A］．释真．书法历代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
［7］索靖．草书势［A］．书法历代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
［8］王元军．干禄仕进与唐人的书法［A］．唐代书法与文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