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经世书

《皇极经世书》是北宋易学家、理学家邵雍的哲学著作，此书通行本共十二卷，其中观物篇五十篇，观物内篇十二篇，观物外篇上下两篇，共六十四篇，书名中“皇极经世”之意在于通过观物经世探究治理世间万物的至高法则，即所谓“皇极”，是对宋代以来“皇极”说的发展，邵雍的学说援道入儒，贯穿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将两者相统一，

创立了元会运世的时间划分体系，并对唐尧至五代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纪年整理，对宋代史学起到了重要影响，邵雍通过观人事之兴衰与天道之运行，两者相互印证，达到对“物理”“人事”的洞彻，使得他能够站在较高的层次以较广的视域对万物进行合理包容的审视与理解，进入一种至乐的状态。

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宏大系统的学术为理学的义理化与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凸显了易学的治学取向，为现代学者研究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上古历史学以及明代音韵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与思想启发，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尚书·洪范》：“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其中首次提出“皇极”一词，《洪范》一文是中国古代确定政治最高纲领的论文，其中提出洪范九畴，旨在明确治理天下的纲伦法度，即“彝伦攸叙”，“皇极”一说为第五畴，指君主治国的“最高、最大、最中”的原则，宋代关于关于“皇极”的研究最为广泛深刻，作为“北宋五子”的邵雍以此命名自己的著作，其意在于通过探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探求治理国家社会最高最正确的原则。

“经”则是“总、统”意思，如一年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则是年经月、月经日。在邵雍创造的时间划分体系里，提出了更为庞大的周期，为元会运世，清代王植指出：“曰元曰会曰运皆世之积，故以元经会，以会经运皆以经世也。”“世”为最小单位，“世”的累积形成了一元之宇宙周期，也就是说“经世”之意为总领世间万物。

程子认为邵雍的学说为“内圣外王”的学说，其中“内圣”指的是“皇极”，也是性命之学，“外王”则是“经世”，也是物理之学，“皇极”为体，“经世”为用，失去“皇极”则“经世”没有准则，失去“经世”则“皇极”无法彰显，两者合一，体用一贯，便是“皇极经世”。

《皇极经世书》的作者为“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1011~1077），邵雍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后迁徙南方，邵雍少时有雄才大志，游历四方，后拜北海李之才为师学习易学，后居洛阳，生活清贫，安然自得，因学问高深受到富弼和司马光的赏识，生平德高望重，风评甚佳。在熙宁十年（1077）去世，时年六十七岁，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中赐谥康节。

邵雍的学术有着深厚的传承，邵雍拜师李之才，李之才师承穆修，穆修师承种放，种放师承陈抟，陈抟研究象数之学，钻研《老子》《周易》，故而邵雍的学说来自道家，而他又承接儒家道统，深受其父邵古、其师李之才所参与的儒学复兴运动影响，援道入儒，形成独特的思想境界。

邵雍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五子，皆为理学先驱。

时代背景

北宋初年是五代十国变乱结束之际，社会动荡，礼崩乐坏，佛老势盛，儒家势微，欧阳修《新五代史》中说“人伦衰，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此时的社会亟需重新建立社会道德秩序，而上层统治者崇尚佛老，疏于统治，故而儒学心性论的建立也就成了知识分子们的共同诉求。

同时整体的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士族门阀瓦解，底层知识分子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儒学得以在民间传承，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外加统治者采用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兴科举，儒家知识分子获得了更高的政治话语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儒学复兴运动也随之兴盛。

成书过程

《宋史·艺文志》记载“邵雍《皇极经世》十二卷。《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门人张㟭记雍之言。《观物内篇解》二卷雍之子伯温编。”又“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一卷。《观物外篇衍义》九卷。”

而现代学者通过邵雍的诗文、生平以及《皇极经世》中的言论推测《皇极经世》十二卷应该完成于邵雍五十岁左右，《宋史》中提及邵雍在洛阳“怡然有所乐者”，当为著述《皇极经世》，邵雍五十八岁时，其父邵古去世，诸公拜访，《邵雍传》中称“雅敬之”，可知此时邵雍学术已成，《皇极经世》已备其旨，此书有部分为纪时书，每一年都有记载，止于邵雍卒年，所以《皇极经世》此书应完成于熙宁十年。

在邵雍的历史观中，人类的发展周期为一元，以乾、坤、坎、离四卦统摄十二会，剩余六十卦分别为每会所统摄，每会统摄五卦。每会有两个节气，共二十四节气，以卦变代指，从初爻变起，一爻为一个时代，邵雍以此创建了一个历史周期年表。

邵雍有诗《皇极经世一元吟》中有“中间三千年，迄今为陈迹。”《皇极经世》书中记载有人事的年表为帝尧至五代，其中对尧的生平以《尧典》《舜典》《帝王世纪》等古籍为参考，从尧甲辰即帝位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一说宋太祖建隆四年），其间约为三千多年。

思想

邵雍的易学思想核心内容为“物理之学”和“性命之学”，并通过观物体现出来。

观物

《皇极经世》篇名《观物》，此二者之间必然有内在联系，王植指出：“以皇极经世而日观物，非以皇作极则非以所以经世也，非以皇极经世非所以为观物也，非旷观万物则非所以为皇极之经世也”，观物必须要在经世中观皇极之理，故而“观物”即为贯通皇极与经世之学，皇极之理为虚，邵雍在三皇以下历代兴衰之经纶中，以物观之，使得皇极之理明晰。

邵雍的观物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有着历史源流，早年求学其间，受到儒家影响，吸收了《易传》中观物层级观与《中庸》“以诚观物”的修养观；中年求学李之才，受到道家影响，吸收了老子“以所观所”的观物形式和庄子“以道观物”的观物内涵；晚年吸收佛教禅宗思想中“心不附物”、“本心自足”的内涵，构建出《皇极经世》中独特的观物思想。[3]

邵雍的观物属于认识论范畴，是一种不带主观偏见、认识万物存在依据、运化规律以及本质特征的认识方式，邵雍所观之“物”并非只是日常事物，其包括自然界中有形的实物，例如日月星辰、动植花草等，以及人类社会中事物，是为人事。

邵雍认为自然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观物”可以体悟变动之物中恒然不变的法则，所以观天地自然之基，他认为天地万物生成来自阴阳的变化，阴阳生于太极，邵雍指出“太极”为宇宙本源，而“太极”之前是“无极”，邵雍通过观自然事物，透过物的表面现象，直观自然物生长兴衰中所蕴含的阴阳消长规律；

邵雍还观“人事历史之变”，人事与自然物不同，自然物始终因循“阴阳”为核心的变动规律，而人事虽然也遵循“自然物”的规律，但其核心特点在于“变”，邵雍观人事之兴废，既观人之身，也观人之德；观史之盛衰，历史时人类社会的事件与活动，“以今观今则为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为之古矣……皆以自我而观之。”邵雍站在当下俯察古之人事，邵雍对历史的考察上至唐尧下至五代，分有皇帝王伯四种政治模式，并对着四种模式进行考察，得出统治者内心善恶不同，会产生其统治方式不同，社会状态也不同的结论。

“观物”的核心思想在于“以物观物”，是指以万物存在依据和运行法则为角度，对万物进行全面的体察。进而达到领悟万物本来面目的认识方式，要消解个人偏见，以“物之理”观物的本来面貌，以此达到对“物理”“人事”的洞彻，使得邵雍能够站在较高的层次以较广的视域对万物进行合理包容的审视与理解，达到一种至乐的状态。

“观物”是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贯通的关键，邵雍早年师从李之才，李之才对于这两种学问的传授有着先后之分，是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这种学术结构对邵雍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观物”形成的原因，“观物”是对“象数”与“心性”的统摄，观物以象数为依据和媒介，邵雍以二分原则观物，将天地分为阴阳与刚柔，是为“以一变四”，将世间万物与象数相沟通。邵雍还阐明了观物与“心性”的关系，即所谓“观物见性”“心生万物”，将物与心与性相关联，以此打通了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两者为先天与后天之学，前者为用，后者为体，邵雍的学说能够贯通体用，“观物”是其中关键。

性命之学

邵雍的“物理之学”和“性命之学”并不是两分的，而是同起源于太极之说，“物理之学”并不单单是自然物，也是人学，“物理之学”是邵雍学问的路径，而性命之学则是邵雍思想的起点和终点。

邵雍在其性命之学中将“性”与“理”相提并论。“道”在于人则是“性”，在于物则是“理”，是为“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前面观物思想中提到，邵雍的“以物观物”方法要放弃人的主观因素，不带有偏见，要以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观物，得到事物的本性，而在“以物观物”的同时，做到“以理观物”又是人的本性的体现，性要在人的载体上才能完全体现，人只有得到“性”才能生生不息，这是对人性观的阐释。

邵雍将其思想分为“先天”与“后天”，即“物理之学”和“性命之学”，《易传》中有“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两者为体用关系，天道指示人事，人事反映天道，这一点可以在《皇极经世》前六卷中年表与历法相互印证中可以看出。

邵雍学问贯通儒道，着重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加以论述并融合，他首先肯定了人为万物之灵，一方面指出人是物，具备自然万物的特性，遵循天地阴阳运行之理，另一方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具有复杂性和变动性，贵于万物，并将这二者相统一，书中有：“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他认为圣人是两者统一的完美人物。

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对于社会发展与人道统治的考察也是其人性论的观点体现，他提出“皇帝王伯”这四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而人类历史发展便是这四个阶段的演变。其中“皇”是以道化世人，对应上古三皇，“帝”是指以治理社会为己任，而非加持自身的权力，对应五帝禅让，“王”是指通过“仁政”使得天下归附，顺应天命，对应“汤武革命”，“伯”天下时世人逐利，是末世时代，无法成就社会治理的至高至正之道，并倡导皇道出现，圣人出世，这与儒家观点相同，认为只要统治者改变治理方法，做到“皇极”便能重回三代，这也是其性命之学的追求所在。

理学的贡献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其治学修身之道，在邵雍生平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邵雍的学术道德受到当时许多学者的敬重，且与邵雍交往的人中不乏理学大家，如二程曾随其父拜访邵雍后，称邵雍的学说为“内圣外王之道也。”此后也对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洛学始终贯彻以“理”解易，以“理”明事的思想观点，将纲常伦理抬升至人事之体的天理的高度上，可见邵雍的影响之深。

二是《皇极经世书》中先天之学的独特形式，北宋五子中邵雍和周敦颐的思想最为接近，两人的思想为理学构筑了宇宙模式，探讨了宇宙的生成问题，为宋明理学体系中宇宙论的构建起到了推进作用，使得理学更加完备和系统化。

三是对陆王心学产生了一定影响，邵雍的后天之学认为天地之间事物都是心的产物，强调了人的地位，“人居天地中，心居人之中。”为陆九渊等人的心学思想产生了启发。

邵雍创建了以“元会运世”为核心的时间划分体系，这一点并非是邵雍随意提出，而是有着严谨的科学观念在背后，《太玄》的定年标准依照先秦古义可以与二十八宿相契合，历代学者研究均注意到一周天与一周岁之岁差，西汉杨雄刘歆二人认为“冬至进退牛前四度五分”贾逵知“冬至在斗”，至晋代虞喜算得岁差为“五十年退一度”，

祖冲之认为四十五年十一月退一度，直到隋朝刘焯总结出七十五年差一度才与实际情况相接近，而皇极经世中的一元为129600年，约合岁差五周，算得周期为25820年，而今日岁差周期约为25700到25800之间，可见其治学之严谨与科学之态度。

《皇极经世书》书中记载了唐尧至五代的历史大事，并制定了历史年表，邵雍和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处于同一时代，两者又有交游，其史学思想相互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资治通鉴》终于后周显德六年，与《皇极经世书》所记人事年表一致看出。现代学者也通过对邵雍历史资料的整理，参考《皇极经世书》以及相关历史文献推算出夏商周三代的大致年代，推动了上古历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