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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晚期，历史一次猝然转身，巨大离心力把我抛离轨道，成了一片流星陨石，坠落于陌生的土地。屈指数来，我居美已三十多年，而故土履历也无非三十多年。再过三年，我在美的时间长度将超越故土的记忆年轮。 走过生命历程的每个碑界，都留下至深刻痕。一个人原来可以从小到老都在成长，只要直面真实世界，就永远会有感悟和心得。如果一个人止步于某个碑界，不断回望前尘，沉溺于昨天。他的生命就停滞了，只活在顾影自怜之中。 斯大林女儿和索尔仁尼琴 在重门深锁、精神荒莽的年代，我难得地读到“内部出版”的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这两本书令我脑电波产生了剧烈紊乱。 那个体系及其价值结构，哪怕是至尊公主也无处逃遁。于是，她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抛弃一切，飞越疯人院，奔向自由世界，从而在精神逃亡中实现了灵魂升华。
对我这一介青年，斯大林女儿的书影响巨大。记得我读完后心情郁卒了半个月，那种体验，只有在少年时初读《红楼梦》后的心理震撼差可比拟。后者是文学艺术力量的冲击，前者则是所处大环境之高度近似而产生的强烈共鸣。 及至八十年代，我又读到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古拉格并非真的群岛，索尔仁尼琴将之概括为古拉格群岛，亦即美国语境里的“疯人院”象征。 读索尔仁尼琴的书当然也很受震动，但这只是强化了精神反叛。对我而言，棒喝式的唤醒，首推斯大林女儿的两本书。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和索尔仁尼琴，两人去国之后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斯大林女儿入籍美国，尽管在80年代短暂回到苏联，住在格鲁吉亚，但这回不是“仅仅一年”，而是仅仅两年就离乡返美，只缘那里才是她的精神归宿之地。2011年，她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去世。 索尔仁尼琴流亡20年，1975年客寓美国，此后18年都在佛蒙特州乡下离群索居，他为保持母语纯洁，拒绝学英文，日常生活也努力让自己像一个俄国人。索尔仁尼琴的信息来源是透过各种渠道获取国内动态，而对就在窗外的真实美国毫无兴趣。 索尔仁尼琴抱定从极权国家提炼出来的价值观念，并用来看取美国社会。1978年他应邀到哈佛大学演讲，激烈批评西方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在漫长的流亡岁月，他还不断指责西方道德堕落，连西方流行音乐也无法忍受。 很明显，索尔仁尼琴的肉体飞越疯人院，而精神还被囚禁在古拉格群岛。
1994年索尔仁尼琴结束20年流亡生涯回国，他执意使用那本老旧的苏联护照，而拒用俄罗斯护照。而此时苏联已解体三年了。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对叶利钦持激烈批评态度，并拒绝叶利钦授勋，称：“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国巅峰堕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但索尔仁尼琴拥护普京重振东正教和大俄罗斯主义。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红轮》，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索尔仁尼琴甚至认为彼得大帝太过亲近欧洲，破坏了俄罗斯传统。他主张回到更古老的时光，拥护恢复俄罗斯大帝国版图，也拒绝承认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亚多个前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简言之，索尔仁尼琴流亡20年，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方的价值体系，他精神世界的主轴，除了俄罗斯还是俄罗斯。 沉重的故土篮子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著名文学前辈，他流亡美国16年，病逝于普林斯顿，几经周折，骨灰送回故土安葬。 他和索尔仁尼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也不喜欢叶利钦，更不喜欢戈尔巴乔夫。他对苏联解体深感痛心，那是他青年时期理想的光源。 他也天然亲近世界上一切左翼运动。譬如1998年委内瑞拉左翼的查韦斯击败右翼胜选，他就倍感欣慰。 但他去世一年后，查韦斯就把委内瑞拉国旗上向右飞驰的骏马改为向左，并第三次连任总统。查韦斯还修宪，让自己可以连选连任。于是第四次出任总统，后在大位上死于癌症。 这位前辈流亡者也不喜欢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享乐，他不支持性少数群体的维权运动，倒也没听过他特别反对，只是认为不值得关注和谈论，更不用谈支持与否。 但那些都是次要的，他和索尔仁尼琴最相似之处，是他的精神世界只有一个主轴，除了故国还是故国。 他是很多流亡者的共同写照，尽管那些人比他年轻得多。这部分人和那位流亡前辈的区别，只在于左右站姿刚好反转，逢左必反，逢右必亲。 然而，他们方位感混乱，左右不辨，是非不分，对美国政治完全隔膜，只凭标签站队。 这部分来自特定地域的移民，和受过美国教育的华裔颇为不同。他们倒是和来自越南、古巴等国家的部分移民更为同声同气。也难怪，他们先天欠缺对极右翼的认知，只抱定对本土极左的井绳情结。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教育程度还不低，这恰好证明那种教育之失败。 他们拎着的篮子里装满一堆大词，全部是故土带来的观念和逻辑，连他们的亲疏与爱憎，都用故土带来的尺子去量度。那把尺子实为一张标签，左与右，黑与白，都只认简明标签。 有一位文坛后起才俊，流亡美国后投入极右翼怀抱。我和他关系不错，但近些年没有机会交流。 我只看到他在网上的只言片语，比如对美国高等法院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他“不禁仰天長笑”。又比如“我对拜登伪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唯有爱国者夺回政权，才能对抗XX。” “伪政府”造句，源自从故土带来的冰炭不相容、汉贼不两立的敌我观念和斗争哲学。但我觉得更揭示问题所在的是最后一句，这部分人唯一的精神依托，那是他们流亡的意义，甚至是活着的意义。 且莫说他们心仪那个偶像并没有达标，甚至都没有兴趣去做此事。 不过，斯大林女儿在天之灵会很高兴看到这个。她已无言，但赫鲁晓夫的孙女在美国好端端的活着，她就大声把这话说出来了。 还有一位失明人士，我也见过。他来美并没有多久，就已经对美国指点江山，挥斥方猷。他能发推（可能是盲文自动转换），有一推文说：所有LGBTQ人群都应该送入监狱！ 有没有人告诉过他，希特勒就是这么做的。 六月是LGBTQ少数群体的“骄傲月”，我看到推特上一张图片，加拿大一座教堂挂着彩虹旗和标语牌，写着：“爱你的邻居，即使他们看起来和你不同，和你想的不同，和你所爱的不同，和你的语言不同，和你的信仰不同，和你投的选票不同。爱你的邻居！” 应该念给那位失明人士听一听。也应该让自认信奉基督教但对别人充满恨意的人听一听。 我相信，要脱胎换骨是另一种痛苦，但那个过程是痛并快乐着，可以让他们真正飞越疯人院，走出古拉格群岛。 不过，对某些人群来说，真的很难。他们无限珍视从故土带来的篮子，里面装满铸锻成型的思维、观念、感情。久而久之，他们也成了篮子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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