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第六章 ~ 第十章

新用户4541Ay47 2023-07-0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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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神、鬼、人

縱然蘇東坡才華熠煜，在仕途上他仍須由低級而上升。在仁宗嘉佑六年（一0六一），朝廷任命他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有權連署奏摺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權之制，形成藩鎮割據，國家頗蒙其害，最後釀成叛亂，陷國家於危亡，而藩鎮大員每為皇親國戚，朝廷諸王。宋代力矯其弊，採用中央集權，武力環駐于國都四周，並創行新制，對各省長官，嚴予考核節制，其任期通常為三年，因此時常輪調。每省設有副長官連署公文奏議，即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蘇子由也被任為商州軍事通官，但是父親則在京為官，兄弟二人必須有一人與父親同住京師，因為無論如何，總不可使鰥居的老父一人過活。子由於是辭謝外職不就。子由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離開封四十裏外鄭州地方，兄弟二人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隨後回京，在此後三年之內，東坡在外，子由一直偕同妻子侍奉老父。東坡在鄭州西門外，望著弟弟在雪地上騎瘦馬而返，頭在低陷的古道上隱現起伏，直到後來再不能望見，才趕程前進。他寄弟弟的第一首詩寫的是：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

歸人擾自念庭怖，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後沒。

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淒側，

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多雨何時聽蕭瑟，

君如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風雨對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詩中有之，此種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團聚之樂的願望，也是辭官退隱後的理想生活。後來有兩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場相遇，彼此提醒在詩中曾有此"風雨對床"之約。

由京都到鳳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經常互寄詩一首。由那些詩函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初登宦途時，蘇東坡是多麼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時，要用同韻同字，所以是磨練寫詩技巧很好的考驗，在中國過去，此種寫詩方法，是文人必須具備的成就。在這類詩中，可以找到令人驚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韻腳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層次。猶如在玩縱橫字謎一樣，韻用得輕鬆自然時，其困難正足以增加樂趣。在東坡寫給弟弟最早的和詩之中，東坡已經顯示出他那完美的詩才。他按規定用"泥"和"西"兩字做韻腳，寫出了下列的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哪複計東西。這首七絕成了東坡詩的佳作。此處"飛鴻"一詞是人心靈的象徵。實際上，本書中提到東坡的行動事故，也只是一個偉大心靈偶然留下的足跡，真正的蘇東坡只是一個心靈，如同一個虛幻的鳥，這個鳥也許直到今天還夢游於太空星斗之間呢。

鳳翔位於陝西的西部，離渭水不遠。因為陝西為中國文化發源地，整個渭水流域富有古跡名勝，其名稱都與古代歷史相關。強鄰西夏，位於今之甘肅，時常為患中國，陝西省因而人力財力消耗甚大，故人民生活甚為困苦。蘇東坡到任後第一年內，建了一棟庭園，作為官舍，前有水池，後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園，種花三十一種。

蘇東坡既已安定下來，判官之職又無繁重公務，他遂得出外遨遊，到南部東部山中遊歷，動輒數日。有一次，他因公須到鄰近各地視察，急須結束些懸而未決的罪案。並要盡其可能將甚多囚犯釋放。這件差事對他再適合無比，他於是暢遊太白山和黑水穀一帶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時清閒無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終南山去，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個朋友珍藏的吳道子畫像。

東坡年富力強，無法安靜下來。這時是他生平第一次獨自生活，只與嬌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嘗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並不如他夢想的那麼美妙。遠離開京都的騷擾雜亂，在外縣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審問案件，頗使他感覺厭煩無味。有時難免感覺寂寞，但也有時舉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覺欣喜振奮。

在他還不夠成熟老練之時，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箴勸。蘇夫人在務實際、明利害方面，似乎遠勝過丈夫。她對丈夫非常佩服，她知道自己嫁的是個年輕英俊的詩人。才華過人的詩人和一個平實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時，往往是顯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個詩人丈夫，而是那個平實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現的，仍然是男女相輔相成。蘇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時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後，她覺得倒不須急於向他表示什麼佩服崇拜，還是要多悉心照顧他，才是盡自己身為賢妻的本分。蘇東坡是大事聰明，小事糊塗。但是構成人生的往往是許多小事，大事則少而經久不見，所以蘇東坡則事事多聽從妻子。夫人提醒他說他現在是初次獨自生活，而沒有父親照管。蘇東坡把人人當好人，但是太太則有知人之明。蘇東坡與來訪的客人談話之時，太太總是躲在屏風後屏息靜聽。一天，客人走後，她問丈夫："你費那麼多工夫跟他說話幹什麼？他只是留心聽你要說什麼，好說話迎合你的意思。"

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過於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認為"天下無壞人"的大前題之下，所照顧的那些朋友。總之，蘇東坡的麻煩就在看不出別人的短處。妻子對他說："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東坡承認妻子的忠言很對。我想蘇夫人的這種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來的——水沒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遠不會對之生厭。真誠的友誼永遠不會特別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為既是對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誰也不須要寫什麼。一年分別後，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有的人不忙不快樂，蘇東坡就是這一型。那時陝西旱象出現。已經好久不雨，農人為莊稼憂心如焚。除去向神靈求雨，別無他法，而求雨是為民父母官者的職責。蘇東坡突然活動起來。心想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會發怒。現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蘇東坡現在要寫一份很好的狀子，向神明呈遞。在這方面，他是萬無一失的。他現在準備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辯滔滔的奇才，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

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脈，通常稱之為秦嶺，而秦嶺上最為人所知、最高、最雄偉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個道士廟前面，有一個小池塘，雨神龍王就住在其中，這個龍王可以化身為各種小魚。蘇東坡就要到那個道士廟裏去求雨。他為農人求雨，但是也像一個高明的律師一樣，他想辦法教龍王明白天旱對龍王也沒有好處。在奉承了幾句話之後，他在那篇祈雨文裏說："乃者自冬祖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為今日也。神其局以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亦無失愚夫小民之望。"

由太白山下來之後，他繼續遊歷各處，特別是上次漏過的名勝。在當月十一日，他曾求過雨，回到城裏，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對莊稼則嫌不足，農民也不滿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訴他在太白山的祈求並不是無效，但是神由宋朝一個皇帝封為侯爵之後，再去祈求便不再靈驗。蘇東坡在唐書上一查，發現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為公爵的。山神實際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頗不高興。蘇東坡立刻為縣官向皇上草擬了一個奏本，請恢復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後他又與太守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靈，說他們已為神求得更高的封號，又從廟前的池塘裏取回一盆"龍水"。

十九日，蘇東坡出城去迎"龍水"。全鄉下人人振奮，因為這次的成功是他們極為關懷的事。鄉間早已來了好幾千人，當地十分熱鬧，在"龍水"未到時，已然烏雲密佈，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蘇東坡又進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興寺去禱告。在路上，他看見一團烏雲在地面低低飄過，在他面前展開。他從農夫手裏借了個籃子，用手抓了幾把烏雲，緊緊藏在籃子之中。到了城裏，他禱告烏雲的詩裏有："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輿民，燃香疆以禱祈，對龍揪而懇望，優願明靈敷感。"禱告已畢，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倆走到郊區，忽然來了一陣冷風。旗幟和長槍上的纓子都在風中猛烈飄動。天上烏雲下降，猶如一群野馬。遠處雷聲隆隆。正在此時，一盆"龍水"到來。蘇東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龍水"，把"龍水"放在臨時搭建的祭臺上，隨即念了一篇祈雨文，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少還保存于他的文集裏。仿佛是有求必應，暴雨降落，鄉間各地，普沾恩澤。兩天之後，又下大雨，接連三日。小麥、玉蜀黍枯萎的秸莖又挺了起來。

現在歡聲遍野，但是最快樂的人卻是詩人蘇東坡。為紀念這次喜事，他把後花園的亭子改名為"喜雨亭"，寫了一篇《喜雨亭記》，刻在亭子上。這篇文章是選蘇東坡文章給學生讀時，常選的一篇，因為文筆簡練，很能代表蘇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與民同樂的精神。

這件事之後，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為公爵。蘇東坡和宋太守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謝，又向神道賀。次年七月，又有大旱，這次求雨，卻不靈驗。蘇東坡失望之餘，到幡溪求姜太公的神靈。姜太公的神靈直到今天還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時是個賢德有智慧的隱士，據稗官野史上說，他用直鉤在水面三尺之上垂著釣魚。據傳說他心腸好人公正，魚若從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餌，那是魚自己的過錯。普通說"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便是此意。

蘇東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應驗，並無記載。但是不管信仰什麼神，信佛也罷，信一棵得道的老樹樁子也罷，這並不是懷疑禱告不靈的理由。禱告不靈永遠無法證明，因為根據佛經，若出什麼毛病，總是禱告的人不對，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謂"誠則靈"，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須要顯出靈驗，否則便無人肯信了。再者，禱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禱告，或是具有禱告的那種虔誠態度，畢竟是很重要的；至於是否靈驗，那倒在其次。

無論如何，後來蘇東坡做其他各縣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還是繼續禱告。他知道他的此種行動是正當無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會竭其所能為人消災造福。因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會聽從勸告，也會服理。但是在蘇東坡幾篇論到天災的奏摺裏，他也按照中國的傳統指出來，朝廷若不廢除暴政以蘇民困，向神明禱告也無用處。這就是中國憑常識形成的宗教，這種看法就使中國古籍上有"盡人事，聽天命"的說法。在知道了中國人所有的愚蠢行為之後，這種諺語又讓我重新相信中國人畢竟是偉大的思想家。

我簡直不由得要說蘇東坡是火命，因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處，不是憂愁全城鎮的用水，就是擔心運河和水井的開鑿。說他是火性並無不當，因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簡單說來，他的氣質，他的生活，就猶如跳動飛舞的火焰，不管到何處，都能給人生命溫暖，但同時也會把東西毀滅。

這個跳動飛舞的火苗，據說曾經兩度和邪魔外祟爭辯。因為他深信，不但是神靈，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對他那義正詞嚴的攻擊要順服，所以他有所恃而無恐。他痛恨一切悻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對他的所作所為，要能判別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妖魔等物也許有時會遺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蘇東坡的雄辯口才之下，他們就會自見其行為的愚蠢，也得立即罷手。

有一次，他在從鳳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順著一條山路行走，經過白華山。侍從之中一個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脫下來，直到脫了個精光。蘇東坡吩咐人勉強給他穿上，把他縛起來，但是衣裳又掉了下來。大家都說一定觸怒了山神，那個兵才中了邪。蘇東坡走到廟裏，向山神說道：

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也無禱。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日："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禮或盜服禦飲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兵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為奸意，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缺，願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諒神不聞此言。

禱告完畢，蘇東坡剛一離開那所山神廟，一陣山風猛向他臉上撲來，轉眼之間，風勢愈狂，竟爾飛沙走石，行人無法睜眼。蘇東坡對侍從說："難道神還餘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繼續在前走，狂風越發厲害。這時只有一個侍從攜帶他隨身的行李在後面跟隨，別人和馬匹都正在想法避風，因為覺得實在無法前進。有人告訴他回廟去向山神求饒。蘇東坡回答說："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發怒，只好由他。我要照舊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後，風逐漸減低，終於刮完，並無事故發生，那個兵也清醒過來。

蘇東坡對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見的精靈相鬥，堅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個邪魔力爭不讓。那是此後數年，他在京師身為高官之時，他的二兒媳婦（是歐陽修的孫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產後。年輕的兒媳婦以一老姐的聲音向周圍的人說："我名清，姓王，因為陰魂不散，在這一帶做鬼多年。"蘇東坡對兒媳婦說："我不怕鬼。再說，京都有好多驅鬼除妖的道士，他們也會把你趕跑的。不要不識相。顯然是你糊塗愚蠢才送了命，現在既然已死，還想鬧事！"然後他向女鬼講了些佛教對陰魂的道理，又告訴她說："你給我老老實實的走開，明天傍晚我向佛爺替你禱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謝大人。"兒媳婦於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後，他給佛爺寫了一篇祈禱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後不久，他次子的小兒子說看見一個賊在屋裏跑，看來又黑又瘦，穿著黑衣裳。蘇東坡吩咐僕人搜查，結果一無所獲。後來奶媽忽然又倒在地板上，尖聲嘶喊。蘇東坡過去看她，她向東坡喊道：

"我就是那個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賊，我是這家的鬼。你若想讓我離開奶媽的身上，你得請個仙婆來。"

蘇東坡對鬼斬釘截鐵的說："不，我不請。"

鬼的聲音緩和了點兒說："大人若一定不肯請，我也不堅持。大人能不能給我寫一篇禱告文，為我祈禱？"

東坡說："不行。"

鬼的條件越來越低，用更為溫和的聲音請求可否吃點兒肉喝點兒酒，但是蘇東坡越發堅強。鬼被這個不怕鬼的人懾服了，只請求為他燒點兒紙錢便心滿意足。東坡仍不答應。最後，鬼只要求喝一碗水。東坡吩咐："給他。"喝完水之後，奶媽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復了知覺，但從此斷了奶。

蘇東坡在鳳翔那一段，發生了一件事，使他有點兒不光彩，在他後來的日子裏不願提起。到那時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處得很融洽，宋太守與他家是世交。此後，來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變化。新太守姓陳，是武人出身，嚴厲刻板，面黑體壯，兩眼炯炯有神。他與蘇東坡同鄉，認為他少年得意，頗把他看做暴發戶。陳太守為官以來，頗負美譽。曾在長沙捕獲一惡僧，此一僧人頗與權要交往，他仍將此僧交與有司法辦，全境之人，無不驚異。又有一次，他捕獲七十余男巫，這些男巫平素皆魚肉鄉民，他將他們強行遣返故鄉，耕田為農。那時有些寺廟暗中幹些邪汙敗德之事，他拆除了幾座廟。據說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動時，敵人的箭從天上稠密飛來，兵卒們仍然屹立不動。

現在蘇東坡新來的上司卻是這樣的一個人。所有的文武官員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對蘇東坡而言，我們都不難猜測，現在是兩個不妥協通融的硬漢碰了面。二人之間遇有爭論，便舌劍唇槍，惡語相加。蘇東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負的年輕人而要向外在的權威俯首拜服，實在難之又難。也許蘇東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陳太守往往改動擬妥的上奏文稿。陳太守往往在蘇東坡造訪時不予接見，有時使他久候，久到是夠讓他睡個午覺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悅之意。二人的齦齲不和，後來竟鬧到陳太守向京師上公文，陳明蘇東坡的抗命情形。

蘇東坡的報復機會不久到來。陳太守在太守公館裏建造了一座"淩虛台"，以便公務之暇，登臺觀望四野景物之勝。不知何故，陳太守吩咐蘇東坡寫一篇文字，預備刻在淩虛台的石碑上，作為興建此台的紀念。這個誘惑對年輕多才的蘇東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藉此機會來玩笑一番。作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為傳之久遠，必須莊重典雅，甚至富有詩情畫意方為得體。顯然是他不得直接攻擊陳太守，但是知道向老頭子放支玩笑的小箭，總無傷於人，亦無害於己。今天我們還可以讀到那篇《淩虛台記》：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飲食與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太守陳公杖屢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身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高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淩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就複於公日，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緩，狐險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淩虛台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台之複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台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頹垣無複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台較？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欽？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剛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蘇東坡年齡再大些，文字之間的語調兒會更溫和些，諷刺的箭也許隱藏得更巧妙些。這篇記敍文，本為慶祝而作，卻在沉靜中沉思其將來坍塌毀壞之狀，並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諷刺，在中國志記文中尚屬罕見。但是陳太守這個老頭子確實肚量夠大，竟不以為什。這一次他對此文一字未予更動，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見，陳太守為人心地並不壞。在二人分手之後，東坡也看出此種情形，因而有修好之舉。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應酬，就是應子侄輩之請為其先人寫墓誌銘。墓誌文字必須讚美亡故者，但多為陳詞濫調，而且言不由衷，故無文學價值。寫此等文字古人每稱之為餡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為作家極難避免之社交應酬。在這一方面，蘇東坡自己應有極嚴格的規定，而且確實做到了。他絕不寫一篇此種文章，即使王公貴人相求，也是不寫。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寫了七篇墓誌銘，皆有特別的理由，他的確有話要說才寫的。幾年之後，他也為陳太守寫了一篇。除去他為司馬光寫的那篇之外，這篇算是最長的。因為東坡和那位陳太守，最後彼此都向對方十分敬仰。

陳太守的兒子陳糙，後來成了蘇東坡畢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陳糙喜歡飲酒騎馬，擊劍打獵，並且慷慨大度，揮金如土。一天，陳糙正在山中騎馬打獵，有兩個兵卒相隨。他前面忽然有一隻喜鵲飛起，他的隨員沒有將此喜鵲擊落。這位年輕的獵人咒駡了一聲，他從叢林中隱藏處一馬沖出，啞的一箭射去，喜鵲應聲落地。這個青年的臉上，似乎有什麼特別之處吸引住蘇東坡。後來有人傳言，說陳糙的父親在他處做官之時曾有納賄之事，被判處死刑。傳聞是這樣，蘇東坡正要遭受貶謫之時，陳糙正隱居在黃州，蘇東坡的仇人想起蘇東坡當年與陳糙的父親交惡，就把他貶謫到黃州來，好使陳糙對付蘇東坡。也許陳糙要為父報仇，這樣蘇東坡的敵人就可以借刀殺人了。但是事實上，蘇東坡與陳糙父親之死毫無關係，陳糙反成了蘇東坡謫居黃州期間最好的朋友。

蘇東坡又遇見了一位"朋友"——章停，章停命定是蘇東坡後半生宦途上的剋星。章停後來成了一個極為狠毒的政客，現在官居太守之職，所治縣分距此不遠，也在湖北省境。我們手下沒有資料可以證明是否蘇夫人曾經警告過丈夫要提防章停，但是章停確是富有才華，豪爽大方，正是蘇東坡所喜愛的那一等人。蘇東坡曾經預測過章停的前途，這個故事是人常說起的。是在往蘆關旅行的途中，蘇章二人進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穀了，這時來到一條深澗邊，上面架著一條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滾翻傾瀉，兩側巨石陡峭。章停是極有勇氣之人，向蘇東坡提出從木板上走過去，在對面岩石的峭壁上題一行字，一般遊客是常在名勝之地題詞的。蘇東坡不肯過去，章停以無動於衷的定力，獨自走過那條深澗。然後把長袍塞在腰間，抓住一根懸掛的繩索，墜下懸崖，到對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題了"蘇武章停遊此"六個大字。隨後又輕鬆自如若無其事般由獨木橋上走回來。蘇東坡用手拍了拍他這位朋友的肩膀說："終有一天你會殺人的。"章停間："為什麼？"蘇東坡回答說："敢於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別人的性命。"蘇東坡的預測是否可靠，且看後文分解。

仁宗駕崩後，蘇東坡受命督察自陝西西部山中運輸木材供修建陵寢之用的工事，這時他又忙碌了一陣子，此外平時他並不十分快樂。他頗為想家。仁宗嘉佑八年（一0六三）他寫信向子由說：

始者學書判，近亦如問回。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想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喲，鞍掌久不決，爾來已祖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想，民勞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送求。幼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餿。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為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佑九年（一O六四）他解除官職，內兄自四川來與同居，次年正月，舉家遷返京都。當時，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後，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績如何，叫做"磨勘"。依據察考的結果，再經推薦，另授新職。東坡既然回京，子由獲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當時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聞蘇東坡的名氣，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職，為皇帝司草詔等事。宰相韓倚反對，建議皇帝，為蘇東坡計，應俟其才幹老練，不宜於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稱擬授命他掌管宮中公務之記載。宰相又提出反對，說此一職位與"制詔"性質相近。他推薦蘇東坡到文化教育部門去任職，並且蘇東坡要經過此等職位所需之正常考試。皇帝說："在不知一人之才幹時，方予以考試。現在為何要考蘇東坡？"但是終於按照宰相的意見，蘇東坡依法考試，他考試及格，於是在史館任職。在史館任職的官員，要輪流在宮中圖書館工作，而蘇東坡正以有此良機飽讀珍本書籍、名人手稿、名家繪畫為樂。

那年五月，蘇東坡的妻子以二十六歲之年病逝，遺有一子，年方六歲。蘇洵對東坡說："汝妻嫁後隨汝至今，未及見汝有成，共用安樂。汝當於汝母墳瑩旁葬之。"在妻死後的第十周年，蘇東坡寫了兩首詞以寄情思，兩首小詞頗離奇淒豔，其令人迷惘的音樂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詞如下：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

妻子死後，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時為英宗治平三年（一O六六）。蘇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禮》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預料，兄弟二人立即辭去官職，經過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親和東坡妻子的靈樞運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瑩埋葬。朋友們紛紛饋送葬儀。

運送靈樞，他們必須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後再順長江逆流而上。兩兄弟不惜多費時日，用以滿足沿途暢遊之願，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親的墳墓早在父親自己營建之下完成，只要將父親靈樞安放在母親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過蘇東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種了三千棵松樹，希望將來長成一帶松林。

現在又要過一段蟄居的生活。要到兩年零三個月才居喪期滿（神宗熙甯元年七月，一0六八）。在他們回京之前，必須做兩件事。蘇東坡要師法父親為紀念母親而立兩尊佛像的往例，必須立一座廟，以紀念父親。在廟內，他懸有父親遺像，另外四張極寶貴的吳道子畫的四張佛像，是他在鳳翔時物色到的。廟的建造費要白銀一千兩，蘇氏兄弟共出一半，其餘由和尚籌募。

居喪期滿後，蘇東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續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傑的女兒。十年前，為母親的喪禮，蘇東坡曾經返裏奔喪，常到妻家青神去。潤之當年只有十歲或是十一歲，多次在她家看見東坡。在大家一同出外遊玩野餐之時，她看見東坡那麼年輕就在科舉考試中得了魁元，心裏驚奇讚賞。現在她是二十歲的小姐了，因為東坡父母雙亡，他自然可憑自己的意思擇偶，而覺得她正合心意。這件婚事大概要歸功於潤之哥哥的張羅，因為他已經對東坡感情很深厚。潤之因為比丈夫小十一歲，早就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她似乎是什麼事都聽從丈夫的心願。她一直無法教丈夫節省花費，一直到他在世最後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幹，秉性也比較柔和，遇事順隨，容易滿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躍的那些年，她一直與他相伴，撫養堂姐的遺孤和自己的兒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裏，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麼奇特難言的驚險變化，所以女人只要聰明解事，規矩正常，由她身上時時使男人聯想到美麗、健康、善良，也就足夠了。男人的頭腦會馳騁于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況，為千千萬萬的念頭想法而難得清閒，時而欣喜雀躍，時而有隱憂劇痛，因此覺得女人的寧靜穩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歲月之中進展運行而不息，感到納悶難解。

在神宗熙甯元年（一O六八）臘月，在把照顧父母的墳瑩等事交托給堂兄子安和一個鄰人楊某之後，蘇氏兄弟乃攜眷自陸路返回京都。此後兄弟二人誰也沒再返歸鄉里，因為抵達京都之後，二人都捲入政壇的漩渦之中。後來雖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裏一行。

第七章　王安石變法

蘇氏兄弟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到達京師。從那年起，中國則在政潮洶湧中捲入新社會的實驗裏，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衝擊震盪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後已。這是中國最後一次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絕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於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極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萬里長城的築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一為崇武，一為重農，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力予制壓。但是，盡人皆知，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已經建立，隨後發展起來，且已使秦朝的專政之君統一了全中國，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于全中國之時，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幾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寧願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與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極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籲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確的瞭解，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極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異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極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機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與他自己本人之外，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錶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錶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辯奸論》那篇文章裏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異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幾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裏的澡堂會。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麼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麼。他怎麼會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你們怎麼會這樣想？"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裏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

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我告訴你們。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他前面，看會怎麼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肉絲放得離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麼。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後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噸。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發，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幾句。

韓琦說："老弟，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兒書吧。"

王安石立在那兒未做分辯。在去職之時，他告訴朋友說韓琦不賞識他。後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氣日大，韓琦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也願把他看做自己的屬下，王安石卻很惱怒。事情趕巧是，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正好韓琦罷相。王安石記日記甚勤，竟寫了七十巨冊，他曾有這樣批評韓琦的話："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寧願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於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後，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幹之優，堪稱能吏。他建堤築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施了數項。政績確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弓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後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於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寧願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瞭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機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勝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後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氣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願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他曾和同僚爭吵不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桂和張方平都記得與他為同僚或為屬下之時，遇事都極難與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來到京師時，時人都視之為奇才。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他有創見，也善於言談。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對他頗有好評，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儀錶之下，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幹和品格，他這個奇特之士就曾與那些大員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並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有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張方平曾與王安石為同僚，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將他峻拒之後，便不再與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與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洵。於是二人對王安石極為厭惡，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親，而王安石也願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只有蘇洵拒絕前往，並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辯奸論》，這一篇成了後來歷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裏，蘇洵開頭兒就說瞭解人的性格很難，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只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他引證古代的一個學者山巨源預言王衍的將來，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逸的書生；還引證名將郭子儀預測盧杞的將來，後來盧杞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盧杞為人陰險而富有才幹，但其容貌極醜。郭子儀在接見盧杞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婦女輩見其醜陋而受驚，或因一時嗤笑而開罪於他。但是蘇洵說，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亡國的才幹。現在一個具有王衍的陰險與醜陋，兼有盧杞的辯才的人出現了。"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阿複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此人如一旦得勢，足以欺英明之王，為國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鏡。"蘇洵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才好，這樣他就可比為"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是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懷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懷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寵召，盛開禦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裏。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將金盤子裏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見為什麼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記裏，他對仁宗也挑剔得特別苛酷。由後來的發展看，蘇洵的話沒說錯。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國，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通通髒亂才是天才的標誌，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萬歲名的辦法，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還有一種怪想法，就是，骯髒污穢就表示輕視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於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熏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辯奸論》時，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責駡得太重。只有張方平完全贊同。可是，事過不久，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那篇文章至今流傳，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知灼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萬言。在此萬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幹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本改革，必使之與古聖先生之道相聯繫，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構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他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鬆軟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萬言之書看完，就置請高閣了。在隨後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辭謝不就。歷史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因為仁宗無子，仁宗駕崩後，他曾奏請免立英宗為帝，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之故。

這時，英宗之子，將來要繼承帝位，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於京都，後來即位為神宗，王安石那時才因寵得勢。神宗為太子時，韓維為太子司文書事，而韓維對王安石則極為佩服。韓維常對朝政表示意見，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韓維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耳。"於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希望將來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六七），神宗年二十歲，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為江甯知府，九月又將他擺登翰林之位。王安石與他的好友韓維不斷聯繫，深信他的機會終於到來。他這次違背了以前的老習慣，聖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職。但是延遲晉京，七個月後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先王之時，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不肯來京都。有人以為他冒失無禮，現在他仍然不來，稱病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還是冀圖高位？"

這一時期，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為曾公亮，一為韓琦。韓琦在三朝繼續擔當宰相與樞密之職，已有權責太重之勢。曾公亮在企圖動搖韓琦之時，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力的同黨。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吳桂深知王安石之為人，他警告皇帝說，若使王安石得權，必致天下大亂。

最後，在神宗熙甯元年（一0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皇帝問："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卿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固不僅唐太宗而已。堯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後世儒臣並不真瞭解先王之道，認為堯舜之政，後世不可複見。"

皇帝聽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於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後來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機會，別的官員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機。

皇帝說："坐下。我要和你長談。"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麼過去兩個明君（其中一個是唐太宗）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並非別個，正是諸葛亮，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談話不離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他說他願談堯舜的賢相。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諸葛亮的政治才幹，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以達到一個明確的目標，此種做法決不適於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如今禦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國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無賢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無明確之政策與用人不專故耳。今日雖有非常之才，一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職而罷。"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堯舜時代，尚有惡跡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聽了，頗為感動。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輕人一樣，雄心萬丈，極願國富兵強。他為人善良而公正，圓臉盤，五官端正，和祖宗長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後，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於點燃起來。自從那次密談之後，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畫，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為什麼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凶"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寧六年（一0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後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禦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異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賢德幹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禦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泄遝！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與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像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寧二年（一0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於後。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兩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侖美美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傭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只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畫。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縷。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與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與官家，價格由官家規定；最後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數年後，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可驚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最後，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裏，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確有其需要，並且還要經官方適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於這項辦法由陝西春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據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鬥，遇貴量減市價朵，遇賤量增市價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朵，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畫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擾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後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後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穀倉，用以穩定谷價，谷賤傷農，政府則收買剩餘的稻穀。在歉年時，正相反，稻穀之價高漲時，官方則將稻穀拋售，用以平抑糧價。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價低賤時，不見得願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六六）常平倉公佈的數位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萬四千一百八十石穀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凜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種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異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種貸款極為成功，深受農民歡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鬆懈。他不能瞭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種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佈，此等貸款，依據聖旨，純屬志願；心裏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準備了。

免役法亦複如此。官方的本意與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後來蘇東坡的"蜀党"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種，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徵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徵兵制。不過，仔細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於使人民免於徵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徵兵制則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後，條文終於公佈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於徵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與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種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種稅徵集的款項，則充政府雇兵與雇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徵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與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徵稅的一項新方法，而並非免於徵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徵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事法是根據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征取捐稅的。所得稅，並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與財產，據此以做分配其他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與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機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據說此項措施公佈之後，"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後一項措施于神宗熙寧七年（一0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於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與免役法是同時公佈的，在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姦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離田受訓，此五天相當於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復存，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徵收新稅的依據，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也像其他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一0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禦史台（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據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餘。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寧六年（一O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後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於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與否而定。

這裏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氣。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瞭解，一旦學者任憑想像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樸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餘酒後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裏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麼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麼。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像，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後代的學者，在西方集體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復他的名譽。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才是。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兒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在神宗熙寧七年（一0七四），一道聖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聖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後，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摺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遺欠愈多。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只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後才能知道。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於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佈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後，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洩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幾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幾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皇帝一見，掉下淚來。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後再敘），繼之以驚人的警星出現，中嶽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場政治風暴現在刮起來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會把宋室焚毀。這場風暴始於國家資本主義者，人稱之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之間的一次鬥爭。王安石的反對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賢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拔耀培養、留做領導國政的一代人才。我們需要瞭解那次政爭的性質，因為那種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

中國最早的通俗文學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預示中國小說的來臨，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說集，新近才發現，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後不久，在通俗文學之中，他便以其外號為人所知了。那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於一個人個性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願承認自己犯錯。朋友對王安石的反對，只增強了他貫徹他那政策的決心。有人告訴我們，說個性堅強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是卻需要予以精確的說明：就是說堅強的個性是用去做什麼事。王安石很可能還記得學生時代曾聽見一個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做那種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時，他在文學界是以"三不足"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這是蘇東坡贈與他的標誌。

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對，朋友方面，或是敵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說動皇帝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要把他的計畫進行到底。這就暗示他要壓制一般的反對意見，尤其是諫官的話，諫官的職責本來就是批評朝廷的政策和行動，並充當輿論與朝廷之間的橋樑。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好政府必然是"廣開言路"，而壞政府則不然。所以開始論到新政之後，自然爭論迅即湧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批評與異議的自由。這次交戰，宰相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後，全國官員分成了兩個陣營，陷於朋黨之爭，直到宋朝滅亡而後已。幾年之後，變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兩派的裂痕則演變愈甚，其後果亦更加嚴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爭，成了"流俗"與"通變"之爭，這兩個名稱在當代文學裏曾多次出現，而王安石亦最喜愛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與王安石持異議者，王安石皆稱之為"流俗"派，而他與其同黨則稱之為"通變"派。王安石攻擊批評者，說惡意阻撓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對派則攻擊他，說他"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劉摯則稱："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王安石這位宰相排斥反對他的禦史之時，反對派對他更重要攻擊的，是他欲"鉗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評政府。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大家公認的權力，也有當政黨與反對黨大家公認的責任。沒有計票、舉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確定公眾意見的方法。中國人在集會時，只是討論問題，然後同意某一決定。在原則與實際上，對政府政策之批評，政府不但容許，亦且予以鼓勵。敵方可推翻內閣，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黨之爭，習慣上是將反對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職。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時，政府頗著盛名的領導人物如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曾貶謫至外地，暫時退居低位，後來又回京得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派當權，則另一派退避。

朝內的爭論在宋朝演變得越發激烈，是由於宋朝的政府組織制度的特殊所致，因為宋朝對宰相的職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內閣很像個國會，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權。政府由複雜拙笨的連鎖機構組成，功能的界限重複，最後決定的大權仍然在皇帝手中。當時所謂宰相，只是個交際上的稱呼而已，實際名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許有兩位副宰相。一般組織如下：戶部（財政）完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禦史台獨立，其他各機構，只供作贈予空銜之用。通常，宰相兼中書省侍郎與門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樞密院大尉構成知院，稱為"知政"。後來，神宗銳予改變，意在簡化此一組織制度，權責區劃較為分明。門下省司研討命令，中書省（宰相府）司發佈，尚書省司執行。但是紛亂與權責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個參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權進行變法計畫，與呂惠卿、曾布私下決定一切。這自然是在神宗駕前和各知政易於發生爭論。主要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青苗貸款法，一是禦史的言論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幹練有才之士，人數之眾，幾乎構成了全體；另一方面，只有一個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無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陰險而詭詐。為了便於參考，並免於許多人名的累贅，下一表內列有政爭中較重要之人名，以見雙方之陣容：

當權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萬丈的皇帝）

曾布（活躍的政客）

呂惠卿（聲名狼藉，後出賣王安石）

李定（母喪不奔，後彈劾蘇東坡）

鄧紹（兩面人，先後服侍呂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與鄧紹一同彈劾蘇東坡）

王霧（王安石之子）

謝景溫（王安石姻親）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諄（後為蘇東坡敵人）

呂嘉問（王安石手下的貿易霸主）

反對派

司馬光（反對派之首，大史學家）

韓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呂晦（第一個發動攻擊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趙護

文彥伯（老好人）

張方平

范鎮（元老重臣，蘇家"叔伯"輩好友）

歐陽修

蘇東坡

蘇子由（東坡之弟）

范仲淹（偉人）

孫覺（高俊，易怒，東坡密友）

李察（矮壯，東坡密友）

劉恕（性火爆，東坡至交）

呂公著（美髯，曾與王安石為友）

韓維（出自世家，曾為王安石好友）

王安禮（王安石弟）

王安國

劉摯（獨立批評者，後與東坡為敵）

蘇頌

宋敏求熙甯中三學士

李大臨

其他禦史

鄭俠（負重任之宮廷門吏，王安石因他而敗）

此一極不平衡的陣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納悶王安石化友為敵的才氣，以及神宗寵用王安石所付代價之大，因為所有對新政持異議者皆遭撤職，罷官議罪。最後，神宗又不得不罷斥王安石、呂惠卿、鄧緒等諸人。他的強國夢破滅了，只落得統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說知人善任為"神"聖的降勝，"神"宗這個溢號，他是當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劇是在於他自己並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張的國家資本計畫那麼激進、那麼極端的制度付諸實施，必得不顧別人的反對。也許這就是他隱退以待時機如此之久的緣故。他有一個幻象，而他的所作所為，都以實現這個光輝燦爛的幻象為依歸，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榮的國家，而是富強具有威力的國家，向南向北，都要開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擴張發展，一如漢唐兩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但是在後世的歷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應天命的人，無一不動人幾分感傷——永遠是個困於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美夢發展擴張，而後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於虛無飄渺之中。

王安石輕視所有那些"流俗"之輩，不但與那些忠厚長者大臣一等人疏遠起來，就連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韓維、呂公著也斷絕了來往。我們還記得神宗尚身為太子之時，是韓維使太子對王安石傾心器重的。等這些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他毫不遲疑，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他既陷於孤立無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勝職"之輩，而這些人只是對他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個劣跡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鄧縮。李定隱瞞母喪不報，以免辭官，退而居喪返裏，在儒教社會中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為後人所知，是他說了一句名言："笑駡由他笑駡，好官我自為之。"但是王安石的兩個巨奸大惡的後盾人物，則是兩個極端活躍、富有險謀才幹又極具說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呂惠卿，尤以呂惠卿為甚，最後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賣了。王安石八年政權終於崩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人民。"在呂惠卿以極卑鄙的手段公佈王安石的私信，以離間他和皇帝之時，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寫"福建子"三個字數次，用以發洩心中的憤怒，因為出賣他的這個朋友呂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一天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用以偵察批評朝政的特務機構成立的。

此外，相反兩派的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吳氏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麼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足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足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後，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中出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胸懷，爭理不爭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後世史學著作之規範。初稿《長編》多於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後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巨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後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後，青苗法終於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佈。朝廷派出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後，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並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人民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人民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願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並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人民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於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交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願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禦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禦史台對諸禦史說："你們意欲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韓琦那時駐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貸款法實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這若與蘇東坡的火爆發作相比，韓琦的奏摺可以說是顧慮周詳，措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個極具才幹、功在國家的退職宰相的手筆。在奏摺上他說，甚至赤貧之民也有分擔的款額，富有之家則要求認捐更多。所謂青苗貸款也分配給城市居民負擔，也分配給地主和"壟斷剝削者"，須知這兩種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滅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短短數月之後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論朝廷如何分辯，說貸款與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韓琦指出，縱然阻止強迫貸款，要力行自願貸款，並無實際用處，因為富戶不肯借，窮人願借，但無抵押；最後仍須保人還債。同時，督察貸款的特使急於取悅于朝中當權者，低級官吏又不敢明言，韓琦說，他自思身為國家老臣，勢不得不將真相奏明皇帝。他請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復故有的常平倉制。

和王安石討論韓琦的奏摺時，皇帝說："韓琦乃國之忠臣，雖然為官在外，對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於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於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麼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為什麼不借給他們？"

於是韓琦和朝廷之間，奏批往返甚久，這位退位的宰相，明確指出漢朝所一度實行的國家資本制度的影響，那樣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國庫而供皇帝窮兵繳武，並不足以言富國之道。

這就動搖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開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請病假。司馬光在提到王安石請病假時說："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大臣等討論此一情勢，趙扡當時還擁護王安石，當時主張等王安石銷假再說。那天晚上閣員曾公亮派他兒子把政局有變的情形去告訴王安石，告訴他要趕快銷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銷假，又出現在朝廷之上，勸皇帝說反對派仍然是力圖阻撓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兩個太監到外地視察回報。兩個太監也深知利害，回報時說青苗法甚得民心，並無強迫銷售情事。老臣文彥博反對說："韓琦三朝為相，陛下乃信太監之言而不信韓琦嗎？"但是皇帝竟堅信自己親自派出之使者，決心貫徹新政。幾名愚蠢無知毫不負責的查報人員，不知自己說的幾句話，竟會對國家大事發生了影響，這種情形何時是了！倘若那幾個閹宦還有男子漢的剛強之氣，這時肯向皇帝據實回奏，宋朝的國運還會有所改變。他們只是找皇帝愛聽的話說，等時局變化，談論"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鮮，他們也羞臊的一言不發了。

司馬光，範鎮，還有蘇東坡三個人並肩作戰。司馬光原對王安石頗為器重，他自己當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問他對王安石的看法。他說："百姓批評王安石虛偽，也許言之過甚，但他確是不切實際，剛愎自用。"不過，他的確和王安石的親信小人呂惠卿在給皇帝上歷史課時，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辯，甚至需要皇帝來打斷，要他二人平靜下去。司馬光既然反對他的政策，王安石開始厭惡他。王安石請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時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馬光充任副樞密使。司馬光謝絕不就，他說他個人的官位無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廢止新政。司馬光九次上奏摺。皇帝回答說：

"朕曾命卿任樞密使，主管軍事。卿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斷談論與軍事無關之事？"

司馬光回奏稱："但臣迄未接此軍職。臣在門下省一日，即當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銷假之後，他的地位又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制法。範鎮拒發新命，皇帝見范鎮如此抗命，皇帝乃親手把詔命交予司馬光。范鎮因此請辭門下省職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複相位，韓琦乃辭河北安撫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準。蘇東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斷然無疑的。那時，他只三十二歲，任職史館，官卑職小，且只限于執筆為文，與行政毫無關係。他給皇帝上奏摺兩次，一次是在熙寧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兩次奏摺都是洋洋灑灑，包羅無限，雄辯滔滔，直言無隱。猶如現代報上偶爾出現的好社論文章一樣，立即喚起了全國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摺上，一開首就向青苗法攻擊。他告訴皇上全國人已在反對皇上，並說千萬不可憑藉權力壓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他又警告皇帝說：

"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革職，甚至有恢復肉刑之說。他接著又說：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欽，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禦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禦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於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政府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禦史台的異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對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輿論時時對當政的政權予以控制或批評。在一個好政府裏，監察機構必須能隨時對皇帝進冷言，向皇帝反映輿論，這種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由於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監察機構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責任，禦史如對當權者做強有力的攻擊，可以把一個政權推翻。這種監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變動，不過其方法並未明確予以規定，其作用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古代此種制度之異於今日者，就是此等監察機構及其反對權，並無明文規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傳統上認為明主賢君應當寬宏納諫；至於皇帝重視他那明主賢君的名譽與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禦史降級、懲處、折磨，甚至全家殺害。有些皇帝確是如此。身為禦史者在個人毫無法律保障之下，卻要盡職責向朝廷與皇帝進諫規勸，處境是既難又險。但是像現代，總有對公眾抱有責任感的新聞雜誌編輯，不惜冒監禁死亡之險而向極權政權挑戰的，在過去也總有禦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脅，而盡其於人民之職責。尤其在東漢與明朝兩代，當時有禦史，寫好彈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無疑，在本章呈遞與皇帝之前，先行自縊身死。這些禦史正如武士之上戰場，前仆後繼。好皇帝自己愛惜名譽，對於這等禦史的處理頗為慎重，因此甚獲美譽而得人望，但是惡人當政則急於塞禦史之口，正如現代之專制暴君，總以鉗制報章雜誌之口為急務。

王安石當政之始，元老重臣對他頗寄厚望。現在禦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發出了第一彈，說他："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深感意外。在呂晦同司馬光去給皇帝講解經典之時，呂晦向司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從袖子裏把那件彈劾表章給司馬光看。

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

呂晦大驚道："你也這麼說！"

呂晦遭受革職，於是排除異己開始了。

現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爭變成了熊熊之勢。有一婦人，企圖謀殺丈夫，但僅僅使她丈夫受傷而未克致命。此一婦人曾承認有謀殺之意，當時有個高官對處治之刑罰表示異議。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餘，未能定案。司馬光要以一種方式判決，王安石要另一種方式，而且堅持己見，皇帝的聖旨對此案的處刑亦有所指示。但是禦史劉恕則拒不同意，要求再審，禦史如此要求，亦屬常事。另一禦史對王安石的意見不服，王安石則令他自己的一個親信彈劾劉恕。這樣一來，一場爭鬥，便化暗為明。

禦史台則群情激動。問題現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盡責呢？還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幾位禦史乃聯名上書彈劾王安石，請求罷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將此數人投諸監獄而後快。司馬光與範純仁認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對待禦史，最後六個禦史遭貶滴至邊遠外縣充任酒監。一見情形如此，範純仁起而應戰。他要求貶滴禦史之成命必須撤回，結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個要倒下去的是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他一直就反對青苗法和市易法。兩個月之後，忠厚長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辭職歸隱，臨去警告說，在任何政治鬥爭中，正人君子必敗，而小人必占上風，因為正人君子為道義而爭，而小人則為權力而爭，結果雙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壞人得權。他預言國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國家行將大亂矣。

朝廷之上，現在是一片騷亂。神宗熙寧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七月實行市易法，九月實行青苗法。數月之後，眾人對當權者的意見，由期待而懷疑，由懷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憤怒恐懼。

現在情勢變化甚速。熙寧三年（一0七0）三月與四月，禦史台大規模遭受整肅，隨即大規模佈置上新人。隨後倒下的兩個禦史，都是王安石個人的朋友，都曾助他獲得政權，王安石也是倚為聲援的。身材頎長，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孫覺，他也是蘇東坡畢生的友人，曾經向王安石發動論爭，因為王安石堅稱周朝的錢幣機構，曾經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錢借給人民，他對此說表示反對。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調查為什麼當時盛傳朝廷強迫貸款與農人，甚至在京輜一帶也傳聞如此。孫覺回到京師，老老實實報告確有強迫銷售情事。王安石認為他這是出賣朋友——所以孫覺也被革職。更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呂公著的案子。呂公著是宰相之子，學識淵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呂公著在文學上同享盛名，同為儒林所敬佩。呂公著曾説明王安石位登權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禦史中丞，作為回報。現在呂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議中，文字未免過於辛辣，使王安石大為不快，在文中他問："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親擬罷斥呂公著的詔書，用字措辭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無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說："呂公著之才將來必為宰相。"而今他把呂公著比做了堯舜時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與之疏遠的原因，就是在同一個月內，王安石派了兩個劣跡昭彰的小人進入禦史台，去填補他排擠出來的空缺。他之派李定為全權禦史，在禦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憤。李定既沒考中科舉，也沒有為官的其他必要資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隱瞞父喪不守喪禮一事。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簡直是敗德下流至於禽獸。王安石把他升到那麼崇高的地位，只是因為自鄉間來京後，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法極受人民歡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薦，好向皇上陳奏。這件事使禦史們怒不可遏。同時，王安石又把親戚謝景溫升為禦史。謝為求升發，把自己的妹妹嫁與王安石的弟弟。有三個禦史反對朝廷的此一任命詔書，三個人一起丟官。其餘的禦史對此事還照舊堅持。張激請求將三個禦史官復原職，並罷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與呂惠卿。在張激到中書省去催辦此一案件時，他發現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聽他敍述，自己則一言不發，用扇子掩著嘴，一味大笑。

張激說："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國老百姓笑你的正多著呢。"

這時另一位遭到犧牲的禦史是程瀕，他是宋朝理學家"二程"之中的兄長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經與王安石合作。現在他也到中書省為那同一個案子向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剛看了他的奏摺，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氣難消。這位理學大家以頗有修養的風度對他說："老朋友，你看，我們討論的不是個人私事或家事；我們討論的是國事。難道不能平心靜氣說話嗎？"從儒家的道德修養看，王安石覺得很丟臉，很難為情。

一個月的光景，禦史台的清除異己便已告完成。連前年所罷黜的那六個禦史在內，王安石清除的禦史一共達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禦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宮中的諫官。司馬光向皇帝曾經痛陳利害。只有三個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呂惠卿，贊成新政，朝廷百官無不反對他們三個人。"難道皇上就只用這三個人組織朝廷？就用這三個人治理國家嗎？"韓琦和張方平已在二月告老還鄉，司馬光對樞密使一職拒而不受，當月也遭貶降，範鎮已經大怒而去。在九月，舉棋不定的趙懷，他這位內閣大臣，一度想討好這群新貴，現在決定辭職。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數月之後，年老信命毫無火氣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勢歸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為由，在極不愉快之下，請求去職，其實多少也是受批評不過而走的。在神宗熙寧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職，在整個政府中其權位凜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歐陽修辭去朝廷一切職位，退隱林泉。

蘇東坡現在寫他那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準備罷官而去。他和司馬光、範鎮曾經並肩作戰，但是司馬光與範鎮已經在憤怒厭惡之下辭去官職。范鎮後來和蘇東坡有了親戚關係，他曾在前兩朝任職於中書省。其人雖然外貌看來肥胖鬆軟，個性之強，則不讓鋼鐵。在去職之時，他在辭呈上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在早朝之時，皇帝將此奏摺交與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臉立刻煞白。當時在附近的幾個人說曾看見王安石拿著此奏摺在手，手氣得發抖。

在熙寧三年（一0七0）九月，司馬光被派到外地陝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戀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誠懇但有時很嚴肅認真的討論新法，書信來往凡三次之後，才與他完全決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為官，皇帝數次告訴其他大臣說，只要司馬光在身邊，他不會犯什麼大錯。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馬光都予謝絕。他的話早已說夠，皇帝若不肯察納忠言而中止騎此剛愎的蠻驢奔赴毀滅之途，則他的本分已盡。在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林下之時，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寫給皇上說：

"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淚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惠。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後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範鎮同，則乞依範鎮例致仕。或罪重於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從現在到十六年後神宗皇帝的駕崩這段期間，司馬光要避門不出，傾其全力繼續九年前即已開始的歷史巨著的寫作。後來，神宗皇帝罷黜王安石之後，打算重召司馬光回朝主政，司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廢除新法嗎？由此看來，這兩個極端相異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後，都是絲毫不變動而且不可能變動的。可是在隨後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馬光也臥床病重，那時他以宰相的地位發出的最後一道命令是："王安石為人並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後朝廷應以優禮葬之。"

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甚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也表示其個人之氣質與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現。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皇帝曾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禦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禦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於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於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於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余，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宣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後，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於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於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後，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後，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書。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隻雞。後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於糾紛之中。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並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傢俱瓷器，但並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裏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高。"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再者，雖然蘇東坡並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母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蘇東坡對禦史的彈劾不屑於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惡行

現在朝廷上平靜了，死一般的平靜。蘇東坡攜眷離都之時，當年仁宗在位年間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淨盡，四散於外地。歐陽修正退隱于安徽富陽。蘇家世交張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陽。

蘇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為淮陽州學教授。蘇子由也有其特點，不像兄長子瞻那麼倔強任性，但一直潔身自好，使清譽不受沾染，能照顧自己免於危害，所以挑選一個平安卑微的職位，與賢士大儒相往還。後來張方平辭官歸隱，遷居河南商邸，或稱"南都"，子由請調至商邸為官，次年，蘇東坡往返京都之時，總是路宿張宅，向張方平請求指教，如對叔伯長輩。司馬光與呂公著現在西都洛陽，過著退隱的生活，呂晦病重將死，死前，他呈給皇帝一個難題求教：

臣本無宿疾，遇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浸成風痹。非只憚風痹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雖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為憂。

賢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他已經降職為博州太守，當道認為他推銷青苗貸款，辦理不力。並且他還膽敢上奏摺稱："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這時王安石的私人鄧紹，突然十分活躍起來，一看有機會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說可以控富弼阻礙新政之罪，於是宰相的顯爵全被剝除，調至另一縣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於願未足，對皇帝說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堯舜時之"四凶"，倘若只將他的宰相官爵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輩？皇帝對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擔任那一卑小的職位。富弼在往就新職途中，路過南都，訪問老友張方平。

老相國感慨系之，他向張方平說："知人甚難。"

張方平說："你說的是王安石嗎？我認為瞭解他並不難。當年我有一次和他共辦鄉試，他就把一切老規矩都弄得亂七八糟，我就把他調離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覺難堪，又啟程趕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頂，默然歎息。

蘇東坡離京之前，京中曾發生一次暴亂。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實行，新兵在鄉村受軍事訓練，新兵疑心受訓的用意，以為會調離家鄉，會開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於是臨近京都的村子裏發生了示威抗議。騷亂之發生還另有原因。當時官方命令農人自備武器，其實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擁而泣，村民有斷腕以躲避徵調者。由於這次暴亂，王安石就要丟掉他最後的一個朋友韓維，因為韓維正是那一縣的太守，他奏明暴亂經過，呈請暫將軍訓延緩，至深冬舉行，因那時農忙已過，空閒較多。就因此一表章，連韓維也遭罷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勢，還須上天顯示昭然可見的徵兆，須要宮延門吏的仁行義舉。在神宗熙寧六年（一0七三），南嶽華山山崩。皇帝至為慌亂，依照習俗，乃遷居另一宮殿，以示敬仰神抵，並下令以粗模三餐上進。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乾旱不雨，皇帝至為憂愁，不知如何是好。他問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說：

"旱澇乃是天災，在堯湯之世也曾發生。吾人之所能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說："我所擔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們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聽見關於商稅法的怨言甚多。宮裏人人都聽說了，連皇后太后也聽說了。"

另一個閣員大臣馮京也在場，他也說："我也聽說了。"

王安石回答說："為什麼我沒聽人說？馮大人之所以聽說，是因為所有發怨言不滿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現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現了。他叫鄭俠，就是畫難民圖的皇宮門吏。他呈給皇帝的難民圖上，畫的是帶著腳鐐的難民在砍樹掙錢，用以付還官家的青苗貸款。鄭俠還隨圖附上一篇短文：

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灣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皇皇不給之狀，圖以上聞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乎千萬裏之外，有甚於此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鄭俠上對

皇帝把畫卷帶到寢宮，給皇后和皇家別人看。先說話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聽說百姓為了免役稅和青苗貸款，其苦不堪。我覺得我們不應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說："但是實行新法也是為民謀福，並無害民之意。"

太后又說："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樹敵甚眾。為了他自己的好處，你還是暫時把他的職務中止吧。"

皇帝說："我發現在滿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願意身當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這時正立在一旁。他說："我認為你應當聽聽祖母老人家剛才說的話。"

皇帝突然大怒說："好！好！我不會治國，你來接。"

歧王說："我不是那個意思。"

大家僵住，靜了片刻，然後皇太后說："這些亂子都是王安石闖的，你要怎麼辦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罷相，但呂惠卿和鄧綰仍然在位。皇帝決定把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記，一共八種新法，中止推行。

天開始下雨。老天爺高興了。

但是王安石的時刻還未到。彈劾門吏鄧俠還得需要技巧。鄭俠第一次循正規獻畫時，宮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說以官卑職小，無權與皇帝上奏章。鄭俠乃到京師城外的官差站，因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鄭俠要在禦史台受審。

審間的結果如何，歷史上並無記載。但是次年正月，鄭俠又將一畫冊呈獻給皇帝，名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所繪乃唐代賢臣奸佞圖像，雖未指明系宋代當時權要，而前代奸佞之輩所做所為，卻與當代奸人有其相似處，一看便知，決不致誤，即使容有含混難解之處，畫冊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問。與這本畫冊同時進獻的還有一個奏章，推薦一位賢人出任宰相，因為此時王安石已遭罷黜。現在當政的是呂惠卿，鄧綰已然改向呂惠卿效忠。在這兩個小人狼狽為奸之下，將鄭俠貶謫到偏遠的廣東去。

在鄭俠離京之前，一位禦史前去看他，對他說："所有各禦史對朝政都箍口不言，獨君一人挺立不屈，做此殊死戰，殊為可敬！而今似乎全禦史台監察朝政之重任，移到一宮廷門吏的肩上了。那個禦史於是交給他包好的兩卷名臣奏議，都是彈劾禦史台裏當權的小人的文章，並且對他說："我把這些資料交托與你，務必妥為保管。"但是呂惠卿由於他那頗有效能的偵察網，獲得了這項消息，他派舒直在路上追到鄭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兩冊上曾經批評朝政的官名，呂惠卿、鄧綰、舒曼乃按部就班的逐一迫害那些人，並予以監禁。呂惠卿打算把鄭俠判處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鄭俠謀國而不謀身，忠誠勇氣，頗可嘉許，不可重罰。"所以鄭俠仍准徑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撓。

蘇東坡去世之後，一黃某獲得蘇東坡一珍貴的手稿，其中有蘇東坡下列的名句："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閒散，耐富貴，忍癢，真有道之士也。"每一個革命在未得勢之前，能表現出最大的力量與團結；但在既已得勢，既已清除反對力量之後，則開始由內部的紛爭而分裂，終至崩潰。在力圖推翻別人時，人性中的精華發揮作用；在企圖控制別人時，則人性中之糟粕發揮作用。只要情況順利，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鄧綰、呂惠卿、曾布之間，則忙得無空閒自相爭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勢，情況開始逆轉，此一幫派則內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內部腐壞的種籽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兒子很恨呂惠卿，而呂惠卿很恨曾布。而鄧綰是跟著兔子跑，卻幫獵狗忙，吃裏扒外，所以往後是夠忙的。王安石最後只落了一個兒子。這個兒子聰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殘忍兇暴，王記集團許多惡行他當負其責任。現在他已長大成人，他已經開始管理家中的錢財，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樣亂用王安石的錢。這個權傾一時的宰相的傲慢無理的兒子，以為憑態度惡劣，由他的令人厭惡，便可以顯得出人頭地。據說，新政初期，一天，道學家程源正在王安石家開會。這個兒子出現了，頭髮散亂，赤足無鞋，手拿女人的頭巾，一直走到父親跟前，問他們正在說什麼話。

王安石回答說："我正和程先生談論新政，我們的新政總受到別的大臣批評。"

兒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韓琦和富弼的頭砍下來就夠了。"

王安石自己為他兒子受了什麼罪，隨後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為這一家有兩個叔叔，一直不贊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別警告王安石提防呂惠卿那個騙子。孔夫子一次說人應當"驅鄭聲，遠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呂惠卿商討政事，弟弟安國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弟弟喊道："停此鄭聲如何？"弟弟應聲回敬道："遠此佞人如何？"

現在這一幫派很擔心他們的前途。但是呂惠卿並沒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勢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機會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隨意操縱眼淚，呂惠卿和鄧綰便是此等人。他倆去見皇帝，以一副極為動人的樣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想到國家的前途就悲從中來。應用他們動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來那條老道路，而呂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現在爭吵真正開始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呂嘉問這時遭到彈劾。市易務的濫權枉法的報告，自然傳到皇帝耳朵裏。皇帝問王安石，那時王安石還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問一向認真守法，自然樹敵甚眾，所以才受攻擊。"

皇帝說："但是朝廷從商稅方面收到的錢的確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歡官家賣水果、賣水、賣煤這等事，對朝廷太不體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為這些小事操心，這是低級員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為何朝廷上人人把這種措施看做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請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給臣。"

這些骯髒齦塘的口角爭吵，不值得詳談。實際上的內幕是市易務官呂嘉問身居要津，開始公然蔑視條例司，污辱了一個叫薛向的官員，而曾布卻偏袒著薛向，攻擊呂嘉問，呂嘉問因而免職。呂惠卿和曾布奉命調查此一案件。呂和曾二人一向交惡，二人與王安石的關係，正如史塔林與托拉斯基之與列寧一樣。在調查期間，呂惠卿開始攻擊曾布，曾布也開始攻擊呂惠卿，曾布垮臺。

這是糾紛的開端。呂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鄭俠案件的機會罷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藉著無處不在的鄧綰的幫助，想把王安石牽連在山東省一個謀反案件中，其實那是由一個親王發動的。王安石被控與叛逆串通，因為他與一逆賊是朋友。還有另一個閣員，也曾名義上做過宰相，他與呂惠卿極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復原職，用以抑制呂惠卿。他除去請皇帝罷黜呂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與王安石。控告謀反自然事極嚴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內，火速晉京。

王安石與謀反一案確無干係，在神宗熙寧八年（一0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這時使鄧綰有幾分尷尬，他只好連忙背棄呂惠卿，又投入王安石這邊來。為了重獲王安石的青睞，他決定出賣呂惠卿。鄧綰背著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兒子勾結，控告呂惠卿勒索華亭商人五百萬緡。朝廷降呂惠卿官，出為太守。鄧綰以呂惠卿如此輕易逃過，心有不甘，乃聯合呂嘉問請求重新審問，將呂惠卿羈押在京師的禦史台監獄中。

一度權勢炙手可熱的小人權要，-一遭到罷黜，鄧綰也非例外。鄧綰還依然是精力充沛，他親眼看到呂惠卿垮臺，又看出皇帝對王安石也日形厭倦。他以天縱陰謀之才，洞燭機先，心想下一個身攬大權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兒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請皇帝將此二人升遷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對鄧綰的變節背信早已厭膩，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將他罷官斥退。鄧綰現在對人性應當是失去了信心吧！

呂惠卿在禦史台監獄等待審判之時，他對王安石發出了最後的一擊。原來那些年他保存了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以備敲詐之用。現在他把這些信都呈交給皇帝，控告王安石在皇帝背後圖謀不軌，因為有幾封信上有"無令上知此一帖"。皇帝對這些紛亂如麻的事早已厭惡，而今在這些信上的發現，真使皇帝對王安石第一次發了脾氣。王安石痛駡自己的兒子，不該背著他胡亂攻擊呂惠卿。他兒子顯然不知道呂惠卿手中藏有這些信，並且握有他父親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動鹵莽。受父親斥責之後又心中憋氣，立刻病倒，不久背上生出了惡瘡。王安石一向信佛。他請和尚誦經，請醫生開藥，但均無法救兒子一命。兒子王秀之死，是老相國的一個嚴重的打擊。這位相國對政治與人生的虛幻，大徹大悟了，他感覺厭倦，呈請辭官歸隱。皇帝允許他在熙寧九年（一0七六）十月辭去職務，但仍保有若干最高爵位，王安石並非遭受罷黜。數年之後，有人在金陵附近的鄉間，看見他騎著驢，嘴裏喃喃自語，聽不清說些什麼。

第十章　兩兄弟

熙寧四年（一0七二）七月，蘇東坡攜眷離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隨後八九年內，他始終在杭州，青島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蘇的蘇州為官，無不政績斐然。這一段期間，他作詩甚多，所寫的歌很美，或感傷，或詼諧，或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幾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羈，將心中之所感，盡情歌唱出來。可是這樣憂慮憤怒的詩歌觸怒了權要，終於給他招惹了災禍。

他弟弟子由這時在陳州（淮陽）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陳州位於國都東南七八十裏，正在蘇東坡治下的視察行程之中，他隨後幾年都常常利用機會到弟弟家盤桓小住，有時會住上七十幾天。蘇東坡的兒子已經十二歲，還有一個嬰兒，才一歲，但是他弟弟則兒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蘇子由，一聲不響只顧生兒育女——最後直到生了三個兒子，七個女兒，都是蘇東坡幫助婚配的。蘇東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請求，與他們共度中秋後才走。子由很窮，住的房子又小又矮。東坡常常對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寫了兩句：

常時低頭誦經史，

忽然欠伸屋打頭。他們的老朋友，那位退隱的國家元老張方平，也和他們在一個城裏住，大家常酒飯相聚。張方平飲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據蘇東坡自己說，他自己的酒量則小得多，但是他說他並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歐陽修也是海量，但是張方平卻勝過他，因為張方平開始喝酒時，他不向客人說他們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蘇東坡說："對你們海量的人我並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們一樣得其所哉嗎？"

那幾個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閒團聚，共度時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談論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討論國家情勢，子由向哥哥進了些忠言。蘇東坡的一個短處就是老向客人談論自己的心思，寫文章也是發揮自己的見解。當時不是什麼好年月，子由對哥哥太瞭解。後來，蘇東坡的監禁解除之後，子由把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訴他以後要三緘其口。

兄弟二人，氣質不同，形貌各異。子由高大，豐滿的圓臉，兩頰附近的松肉很多，而東坡則健壯結實，骨肉勻停。由他的畫像，我們不難判斷，他大概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臉大，顴骨高，前額高大，眼睛很長而閃閃發光，下巴端正，鬍鬚長而末端尖細。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動、強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臉色紅潤，熱情洋溢，會由歡天喜地的表情一變而成抑鬱沉思的幻想狀。

蘇東坡對他弟弟說："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發現什麼事情不對，就像在飯菜裏找到個蒼蠅一樣，非要唾棄不可。"

弟弟說："但是你要瞭解你說話的對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蘇東坡點頭說："這就是我之所短。也許我生來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誰說話，我都是暢所欲言。"

他告訴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書之後，他真怕有生命之險。他有一個朋友，也為他擔心。那個朋友是晁端彥，正好去看他，晁端彥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畢業的同學一樣。

東坡說："但是我告訴晁端彥說，我曾殿試高中，多少高官顯宦立刻把我看做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誠進諫，舍我其誰？我告訴晁端彥，我真正怕的是會因此而被殺害。他一言不發，面色極其嚴肅。於是我又對他說：沒關係。皇帝若想殺我，我死而無怨。但有一件，我不願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稱快。我二人都大笑起來。"

子由說："有一件事你知道嗎？你留意過沒有？一日空閒長似兩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閒中過，他實際上等於活了一百四十年。這是求長壽最容易的辦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雖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場相同，二人個性則通然相異。子由沉穩、實際、拘謹、寡言；而東坡則輕快、開闊、好辯、天真、不顧後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為人可靠，而東坡之直言無隱，玩笑戲謔，則使人害怕。在親密朋友之間，東坡談笑風生夾雜驚人的雙關語。天下拘謹實際的人聽他說話，都覺得他隨時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論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說出口來，此外不知還有什麼禁忌！

在文學風格上，也有一種差異——就猶如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威廉·詹姆斯（WlliamJames）。東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氣上看，威廉原應當寫小說，而亨利應當寫心理與哲學性的論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卻把他的才華和詼諧注入了通常乾燥無味的心理學和哲學教科書，而亨利·詹姆斯則在小說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觀察這樣充實的內容，這對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無損。子由沒有哥哥才氣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內容充實，具有深度，使他在這一類文章之內，足稱大家。

蘇東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氣質像子由那樣恬淡沉靜，他必然會樂於接受的。但是問題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問題，而是感性的問題。我們論到蘇東坡，我們就不能避免"氣"這個字。因為每個文學批評家綜括蘇東坡的個性，必用孟子所說的這個"氣"字。"氣"本是普通字，是空氣，是氣體，是大氣，是精神，是力量，是運動，是悶在心裏的惱怒。在《孟子》裏，"氣"是哲學的概念，類似柏格森所說的"生氣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氣"。使偉人和匹夫顯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氣上的差異。在孟子的哲學上，"氣"是偉大的道德動力，更簡單說，就是人求善、求正義的高貴精神，這種精神，人人皆有，是與生俱來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這個"氣"可因得其陶冶營養而增長強大，亦可因消減而衰弱。以蘇東坡的情況而言，其意義正同於偉大的精神，一個人高升到無極限的精神，至大至剛，激烈衝動，因其本身充沛的無力必要發之於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蘇東坡的人和批評蘇東坡的人，就常說到他這種至大至剛之氣。孟子在自己本身覺察到有此力量，這種力量著輔以正義真理，便在天地之間無所畏懼。

孟子的一個弟子問："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孟子回答道："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道與義，無是，餒也。行有不嫌於心，則餒矣。"

蘇東坡既然天賦這樣生氣蓬勃的精神，他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與生俱來的大無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顧到同樣重要的明哲保身這一人生的本分。在蘇東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時期此種衝突特別尖銳，往往他寧願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內心中的衝突總不會太大的。他那偉大的天才不斷自由流露而一發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鶴喚本無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蘇東坡與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這次中秋值得記憶，他後來一直思念不置，也是隨後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臨別時，二人難分難舍，子由決定送兄長至穎河下游八十裏外的穎州（今阜陽），到穎州在歐陽修相伴之下，又一同過了半個多月。但是終須分手。在蘇東坡開船出發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穎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詩論政，徹夜未眠。二人論政的結論，後來蘇東坡寫在一首詩裏，到達杭州之後，寄給子由。其中有句為：

眼看時事力難任，

貪戀君恩遲未能。

兄弟二人不覺都想起了孟子的話："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事實上，二人都明白下面這段話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接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日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那天夜裏，蘇東坡寫了兩首詩，足以顯示他的心境：

征帆掛西風，別淚滴清穎。

留連知無益，借此須臾景。

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

念子似元君，木油剛且靜。

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

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

第二首詩是：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沾胸。

用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