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哈是绰号，他的学名叫董景森，49年出生，大我三岁，天津人，说一口普通话。马哈是九江二中68届高中毕业生，我是68届初中毕业生，同属老三届，在学校读书时我们就很熟识。他多才多艺，既活泼又平和，经常活跃在舞台上，主持，表演，说唱，朗诵无所不能，尤其是他会说一口地道的天津快板。马哈那时在九江二中可是个公众人物。 上山下乡开始后，1968年10月马哈和我一起分在五七大军二营一连三排，在修水县渣津公社石坳大队务农，那时一个大队的知青也就不到二十个人，因为在学校就熟悉，在农村又分在同一个地方，吃住劳动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关系格外融洽。 记得我们刚到石坳的第二天，同学们都围在一起写信给家里报平安，马哈在房间里边踱步边大声朗读他写的：“……请父母放心，我一切都好，贫下中农待我们就像亲人，我在这里就像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引来满屋笑声。 我们在石坳待的时间不长，可能是石坳太穷，记得当时那里十个工分才一角多钱，我们去了更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于是过了几个月，在石坳的九江知青全部转移到了相对较富裕黄坊大队。
在农村，马哈积极肯干，深得贫下中农好评。劳动之余，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特长，记得我们常常敲锣打鼓风里雪里走村串户去演出，在卫红水库上我们同在一个文艺宣传队，后来我们黄坊大队文艺宣传队又代表渣津公社去县城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汇演是在那年春节期间举行的，我们都回不了九江，那也是我和马哈在老农家里过的唯一的一个新年。 别看马哈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能唱会跳，平日里乐观开朗，但他也有沉闷的时候，那个年代我们都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背井离乡，远离父母，干农活的辛劳，对家人的思念，想自己渺茫的前途，或许还有青春期爱情的萌动，都会是郁郁寡欢的原因。 1969年上海知青来了，这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增添了不少生机和人气，同是知青的年轻人心总是容易沟通的。后来，在黄坊的九江知青和部分上海知青在几个农民的带领下，登上长泥岭建立了五七林场，拓荒挖地，种植茶叶和子药。山上有一排土房，男知青住一间，女知青住一间，农民和下放干部住一间。我和马哈就朝夕相处，同住一间屋，同吃一锅饭。 那天是1971年7月8日，正值暑季，马哈没有出工，请假去渣津镇办事。渣津离林场有十多里路，他从公社返回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当时我们都在驻地屋前的地里劳动，我看见马哈沿着蜿蜒的小路回来，并注意到他理了发。马哈进屋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手里拿着脸盆毛巾往不远的水库方向走去。
离我们住的房屋约几百米再往下走，有个很小的水库，水库的坝不高也不长，但临水的岸边却十分陡滑。山里的水清澈碧绿，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我们每天收工后都喜欢到水库里玩水嬉戏，洗去劳动了一天的汗水和疲惫。 马哈是北方人，旱鸭子，不会游泳。那天或许他跋涉了太多的路程，又剃了头，汗流浃背，想去水库边洗个头，擦个澡，然而，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 断黑时分，待林场收工后，我们几个男知青像往常一样跑到水库里洗澡，在水库边没有看见马哈，但看到了放在岸边的脸盆，肥皂和鞋子。我们几个人当时还打趣的开着玩笑说，这马哈可能躲在哪个角落里拉屎去了，边说我们就跳到了水里。过了一会儿，仍然没有看见马哈的影子，我们就大声呼唤马哈的名字。这时太阳已渐渐落山了，我们越想越不对劲，就立即跑回驻地告诉了带队农民。几个农民急匆匆的赶到水库边，经分析判断八成儿是出事了。当时我们几个会水的知青还几次潜到水下摸索了好一阵子。记得那天晚上，水库周围一团漆黑，一片静寂，令人悚然。农民在水库边烧起了稻草，不知是为了照明还是为了祭奠。 知青淹死这事非同小可，消息不胫而走。林场，大队，公社也逐级上报。第二天一早，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和有关人员都赶到了现场，打捞工作也随即展开。但几经周折仍然没有打捞上来，最后还是农民在不远的树上砍了根树杈，系上绳子并绑上石头，把树杈沉到水底不停的拖曳，经过好几个来回，树杈终于勾到了马哈僵硬的尸体，把马哈打捞上来。我看见时，马哈的遗体已经放在门板上，四个农民把门板扛在肩上，往水库上面的坡道上慢慢走去。可怜的马哈已经完全僵硬，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条毛巾。 死去的马哈才22岁，太年轻了。不知道他频临死亡时在水里挣扎是个什么样的惨状，也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大喊救命。如果他那天没去水库，如果他会游泳，如果他同我们一起去水库洗澡，如果他小心翼翼没有滑出要命的那一步，如果他被什么事耽搁了钟点，阴差阳错，他都不会死。可是这个世界就是那么残酷，不会给你这么多的假设。 黄坊大队革委会在马哈平时来往林场的路边选了一块墓地。有关部门已经通知了马哈的亲人，要等候马哈的父亲前来向遗体告别后再下葬。七月流火，天热难耐，马哈的遗体就躺在那旷野的山坡上搭的棚子里，边上放着一口棺木，这棺材应该是上好的材质，是个两层的套棺。后来因为马哈个子太大，内棺没有用上。
马哈的父亲是九江化工厂总工程师，厂里派了辆货车奔驰颠簸了七百多里路，第二天下午把马哈父亲送到了坟前。马哈父亲不愧是个饱经风霜老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在众人面前，他克制住丧子的巨大悲痛，哀伤的望着马哈的遗体，我没见到他在坟前老泪纵横。我们一起默默的向遗体告别后，马哈就入殓安葬了。马哈的墓碑上刻着“董景森同志之墓，黄坊大队革委会立，1971年7月8日”。 当天傍晚整个丧事完毕后，我们几个九江知青向林场请了假，陪同马哈父亲搭乘化工厂的货车回九江。当晚途经县城时，修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还专门宴请了马哈父亲，我们作陪。记得在座的一位副县长边安慰着马哈父亲边致以歉意，表示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 马哈父亲曾经叫我写了篇马哈死去的大致情况和过程给他。 马哈母亲的心理素质却比较脆弱，她接受不了马哈的死，经受不住失去爱子的残酷打击。下面将马哈父亲1971年11月20号给我的一封信摘抄如下：“……为了将景森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妈妈，为了做好她的工作，在厂党委和革委会的支持下，我在八月下旬携小女董慧敏回天津探亲，由于我的办法少，工作做的不好，在其母得知景森不幸的消息后，她年老多病身体衰弱和过度悲伤，心脏病复发了，尤其是神经出现了不正常现象……”。 马哈的死是不幸的，而活着的亲人将承受伴随一生的悲哀和不幸。 1971年12月20号，在马哈父亲给我写的这封信一个月后，我被九江航运局招工回到了九江。我在修水乡下当了三年两个月的知青。 2008年10月，在我们上山下乡整整四十周年的时候，部分在修水渣津的知青和干部共三十多人重返当年“广阔天地”，寻找渐行渐远慢慢淡去的知青足迹。渣津政府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举行了座谈会。我们还特地到了马哈的墓前祭奠默哀，缅怀曾经在一起的马哈。有几个同学在马哈坟前都强忍不住失控的情绪，抽泣落泪。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马哈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二年了，这半个多世纪里，沧海桑田，恍若隔世，时代变迁太多太大了。许多当年一起战天斗地，献出青春和汗水的知青，干部和农民都相继离开了人世。
我总是想，要是马哈能活到现在该多好，他一定也是个儿孙绕膝的古稀老人，正享受着天伦之乐。我们也会邀上几个当年的知青在一起小聚，小游，小酌，小饮。会促膝叙旧，抚今追昔，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峥嵘岁月。 回想逝去的光阴和逝去的同学，让我顿生感慨，叹息不己。 愿马哈安息！ 邓亚明，1952年出生于九江市，1968年在九江二中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修水县渣津公社，当过三年多知青，1971年在九江航运局工作，1992年调到广东东莞工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专业毕业，政工师职称。在东莞退休。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公众号发布，图片来源网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