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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硕说：“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于是，我们揽镜自照，结果是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本以为我们是翩翩君子，仔细一看，天啊！怎么还杀人殉葬？杀就杀了，怎么还虐杀？虐杀就虐杀了，怎么还吃上了？这个形象实在太过陌生，却也是我们曾有过的真实的样子。作者李硕一开始就用特别生动的描写，把我们带入杀人献祭的现场······接纳真实的自己，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经常有人问：夏真实存在吗？其实夏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争议并不大，因为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已经证实。虽然商的文字记载中并没有称其为夏，而是叫“西邑”。根据最新的“清华简”做出的考证，“西邑”即为夏。这就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国，如果不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墓的发现，它还是文献记载中的“随国”，并不为我们所认知。考古发现证实“曾国”即“随国”，一国二名，在那时似乎是个普遍现象。夏真正惹争议的问题是：它是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说夏、商、周，把三代放在一起，但夏真的和商、周一样是个文明国家吗？按照早期文明国家的三个公认的标准：城址、文字、冶金（青铜冶铸），夏朝因为缺少文字而被备受质疑。三个标准中，只有城址的，我们称其为古国，如陶寺、石峁、良渚；三者兼具的，我们称其为国家，如商、周；介于二者之间的夏，我更愿意称其为过渡形态。为什么没有文字就不能称其为文明国家？有人说，这个标准是西方制定的。其实，这和标准由谁制定无关，而是和文字的作用密切相关。文字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用它传递政令、编写典籍、记录功绩······比如说传递政令，如果没有文字，仅靠口头传播，那社会治理的范围就很有限。也正因此，夏的领地并不大，它也不热衷于开疆拓土，并非不想，而是实力不允许。但夏又不同于陶寺、石峁这些古国，虽然没有文字，但因为有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这种技术形成的军事优势，强化了它的统治。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传自西方，夏朝时，青铜冶炼技术与中原的陶范技法相结合，使青铜器第一次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兵器上，陶范法使兵器的生产速度与精准性大幅提升，夏朝凭借兵器优势，强化了它的统治。 在青铜兵器出现之前，武器通常是用木、石、骨来加工。比如箭头，用兽骨加工的话，它不够锋利；用石头加工的话，磨制的时间又太长；而用陶范法制作的青铜箭头，既锋利，加工又快，很快就形成了碾压优势。其实，在青铜兵器出现之前，也有一种很牛的制作武器的原料——黑曜石。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玻璃质岩石，硬度极高且锋利。只是，它的产地受限，一定要附近有火山喷发过。我在吉林省博物馆见过黑曜石，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长白山。长白山天池就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湖，至今，那里还有一个保留的商业活动——用地热煮鸡蛋卖。而那冒着泡的地热水，不过是火山仍在活动的迹象。再补充一句，在铜镜出现之前，世界上最早的镜子，就是用黑曜石打磨加工成的。这种黑曜石兵器，是青铜兵器出现之前的高科技，因为颜色黝黑，我戏称其为“黑科技”。海南有火山，大家熟知的永兴荔枝就产自火山喷出岩风化而成的土壤上，因为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所以永兴的荔枝很有名。当然，海南也有黑曜石。
这种黑曜石制成的工具，我亲手试过，手指那么粗的玻璃丝线，瞬间划断。但是，黑曜石兵器受条件限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我国黑曜石产地就很少。即便有，黑曜石兵器加工起来也很难，耗时弥久，很难形成战斗力。但青铜兵器就不一样了，它能快速形成战斗力。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夏朝虽然没有文字，但依托先进的武器，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军事实力，强化了它的统治。他开疆拓土有难度，但维护内部统治，镇压内部暴动还是绰绰有余。之前的古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两极分化。一旦这个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内部的统治就面临很大压力。陶寺古国据说就是因为两极分化太严重，下层发生了暴动，这个古国就灭亡了。在陶寺遗址，有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证据。但夏朝几百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青铜兵器上的优势，它能维护自己的内部统治。夏朝非常仰仗它的青铜冶铸技术，正因如此，它对青铜冶铸技术是严格保密的。夏的先民从哪来？它的文化承自何方？考古证明夏的先民来自河南新密的新砦文化圈，他们后来慢慢迁徙到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令人新奇的是，二里头的夏人，主食不仅有小米，还有大米，而且，是以大米为主。我们总以为北方是吃小米的，但二里头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考古方式的进步，通过“浮选法”和“千粒重”测量，我们知道夏是一个以稻作农业为主、多元化种植的农业形态。许之远的《十三邀》，有一期是对谈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他说到，以前考古的时候，挖出来的东西除了土不要，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因为那些碎屑，包括那些石器，都有可能是古人使用留下的。而现在，方法进步了，所有的东西都要，包括土壤，因为土壤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浮选法其实就是通过土壤来研究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谷物。而“千粒重”是比较同等数量的谷物的重量。早期的研究用的是数量的对比而不是重量的对比，这就造成一个严重的误解，以为谷物的数量越多，它就越重要。但其实，一千粒的小米和一千粒大米，重量是不一样的，而我们吃多少是按重量来计算的。通俗点说，你吃一个鸵鸟蛋和你吃一个鸽子蛋，虽然数量都是一个，但那能是一回事吗？哪个更管饱不言而喻。李硕很专业，他找到了以前研究中的这个BUG，通过分析千粒重，得出二里头农业以稻作农业为主导的结论。有稻作农业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二里头也有种植粟以及其他作物，这样它的农业生态就比较多元。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它的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能应对更多的极端天气。稻作农业从哪来？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水稻种植是在湖南道县和江西万年县一带，虽然两县现在还在争最早水稻的“冠名权”，但其实这两个地方纬度是相近的，可以肯定最早的水稻种植就在这一带。然后，一点点向北传播到安徽。而河南新密的新砦文化，恰恰就处于安徽淮河流域文化的边缘地带。稻作农业也从淮河流域传播到了这里，随着迁徙，夏先民又把稻作农业传播到了二里头。夏朝，因为有了先进的青铜器和多样化的农业，它就变得不同于以往的古国，而是一个更高形态的存在。夏朝也因此傲然独立四百年，成为古国与商朝之间一个重要的过渡。
夏的龙图腾有蛇形，这其实是夏朝稻作文化的反映。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龙这种动物，龙图腾是当地人对自己部族认可的动物形态的神化，跟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二里头以稻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要有水，而蛇出没在有水的地方，所以二里头的龙图腾有蛇形。在古文字中，蛇一般用虫指代。古蜀国的“蜀”字，有人说下面的“虫”字是弯曲的蛇形。“大禹治水”的“禹”字，“虫”在中间，李硕说，“大禹治水”治的不一定是洪水，很有可能是跟稻作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灌溉工程。福建简称“闽”，“门”里有条“虫”，福建人自己的解释是：在家是条虫，出去是条龙。仿佛又把虫、蛇、龙联系在了一起。 
“C形龙”，号称“中华第一玉龙”，出自内蒙古赤峰，龙有野猪和马的形象元素，也是和他们本地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是“中华第一玉龙”，华夏银行的标志，就采用了“C形龙”的形象。只是，它们的造型能力有点弱，飘逸简约的“C形龙”仿佛变成了有钱的胖子。
每次路过华夏银行，看到它的标识，我都很郁闷，好好一个图案，怎么给用成了这个样子？前面提到夏的先民来自河南新密的新砦文化圈，作者李硕没有再往上溯源，我想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夏的源头与终点应该就在安徽的合肥附近。 当然，我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还是胡适先生那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李硕的《翦商》也是一样，我不能说我认同他所有的观点，但我感谢他为我们开了很多脑洞。他根据自己的认知，提出各种大胆的假设，然后去做论证，还能逻辑自洽，这一点，就已经很厉害。上古史，我们不能证实的东西太多太多，那就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设，留待后人去论证。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在访谈中说：我们都认为考古学是一个实证的科学，但其实能实证的东西很少很少。考古学是什么？它是一个解释的科学。就是你要提供一种假说，根据已有的证据去论证，逻辑自洽，能为更多的人接受。考古学领域的很多观点至今都没有定论，也不会定于一尊，百家争鸣，才是它应有的样子。
我认为夏文化的源头在安徽合肥附近，新古器时代晚期的凌家滩文化距此不远。早期的稻作文化，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而新砦就在淮河流域文化的最边缘。稻作文化传播到新砦，又随着新砦人传播到了夏的二里头。二里龙绿松石龙的旁边出土了一个铜铃，里面有玉舌，和凌家滩大墓出土的石铃很相似，只不过一个是铜制，一个是石制。
而且，二者可能都出自当时的大巫墓中，出土位置也都是在腰部附近。
安徽肥西曾出土过一件单扉铜铃，那是夏的典型器。夏对青铜技术严格保密，为什么这件铜铃会在安徽合肥附近出土？读李硕的书，把这个困惑给解释了。他说掌握夏的青铜技术的一支迁徙到了安徽合肥附近，所以单扉铜铃在这里出土。这也说明夏文化的溯源很可能就在安徽，他们跟这个地方始终有联系。从安徽到新砦，再到夏的二里头，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的夏部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二里头，重又回到了安徽。商汤灭夏，夏桀逃亡。他逃到了哪里？史书记载他逃到一个叫“南巢”的地方。这个“南巢”，据考证就是合肥巢湖的南面。为什么他要跑到这个地方？因为这就是夏的源头，落叶归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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