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的西沙窝（连载之四）

2.爷爷的土屋

记忆中爷爷住的是一间土坷垃盖的房子，地基很高但是屋子很矮，踩在窗台上就能把手伸到屋檐下的麻雀窝里掏麻雀。没有养尘(天花板)，一抬头就能看到房梁和被熏得黑黑的柳树枝编的笆子。屋里点一盏煤油灯，发着一点点微弱的光芒，我们几个孩子趴在灯下写作业，爷爷在灯芯上点早烟锅，吸一口磕一次烟灰，再装一次烟叶，靠到灯前点一次烟。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总是念叨着要去西沙窝南面爷爷的土屋看看。母亲听后总是不耐烦地说，老人去世20年了，土屋变成土堆了，去看甚呢?

大爹从西沙窝南面出来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爷爷作为第一代民勤移民来到西沙窝后，在西沙窝南面盖了一间土屋，建立了我们刘家人在后套的根据地。爷爷的土屋和村子里的其他土屋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灰头土脸。爷爷土屋所在的西沙窝南面是一个什么地方，就连村子里岁数小一点的人也说不准方位。在广阔的河套平原上有好多向南的沙堆、高地被称为“南面”或者“圪旦”，所谓的“西沙窝南面”，只有出生在爷爷土屋里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知道准确地点。

爷爷在西沙窝落脚后，跟着又从民勤县老家迁来了爷爷的许多堂兄堂弟，我的这些叔爷爷们在西沙窝一带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大约形成东西南北四个定居点。叔爷爷多，汉叔伯伯就多。我们这些孩子为了分清是哪个爹爹(民勤话对叔权伯伯的称谓)，经常用方位来区分，讲大爹的时候要讲清楚是南面大爹还是北面大爹，有时在一个定居点上又有好几个大爹，只好在方位上再加上大小来区分，可是说起“刘老师”就不用再用方位或者大小来区分了，专指一个人，就是我父亲的长兄，我的亲大爹，他是第一个从爷爷的土屋里走出来参加工作的人，是我们家第一一个识字的人。

大爹中考时因为耽误了面试，所以未能到天津塘沽读中专。他从初中毕业就开始教书，但一直都是民办教师，临退休的时候才转正，正式领上国家工资，办了“农转非”。周围村子里识字的人，基本上都是大爹的学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子里考个大学生就像卫星升空一样具有爆炸性效应，人们经常说大爹教出的这个学生考上了哪个大学，他教出的那个学生又考上了哪个大学，但是我没有什么深刻记忆。他留给我深刻记忆的是那件穿了十几年的被獾子抓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应该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大爹抱着一只獾子从乌兰布和沙漠里走出来，他上身穿的深蓝色中山装被这只小动物的爪子撕烂了，村子里的人围着大爹和獾子看稀奇。大爹给人们讲，他在野外发现这只獾子不行了，要抱回家给它打一支强心针看看能不能救活。当时我也挤在人群里，但是我对獾子的生死毫不关心，我关心的是大爹的衣服，过了几天，我发现大爹把那件中山装又十分整洁地穿在身上了，原来是大妈用平针把一道道裂口缝好了。过了将近十年，我上中学了，大爹还在乡中学做语文老师，我发现大爹还穿着那件被獾子撕破的中山装站在讲台上，只是深蓝已经洗得变成浅蓝，袖筒和衣领已经全部变成白色。

大爹是种地、教书两不误。站在讲台上他情绪饱满、谈古论今、激扬文字、一丝不苟地进行文化传承;下了讲台他就钻进庄稼地里锄地、培土、育苗，和其他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大爹的裤腿和鞋帮上全是泥巴，和其他农民不同的是，其他人收工后吸一支旱烟优哉游哉，大爹却还牵挂着课堂上的学生和课后娃娃们的作文本。大爹的衣服上全部是粉笔灰尘，和其他教师不同的是，其他人全身心地沉浸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书香世界，大爹下课后来不及洗掉手上的粉尘，就匆匆忙忙地扛着锄头钻进小麦地和玉米林里。

真的，大爹当民办教师的几十年里实在是太苦了。人们都说农民苦，可是大爹比农民还要苦三分。每天天不亮，大爹就骑个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来回穿梭。西沙窝一带的耕地十分分散，每户人家都分七八个地块，最远的地头之间相距将近十里，在浇地时其他农民可以在地堰上挖开一个口子，让渠水慢慢流淌，观察四周都上了水，就把地口填上，整个地块过水均匀，禾苗长势良好，大爹没有时间慢慢等候，因为他的学生还在课堂上等着他讲课呢。他在清晨扛着把锹到处挖口子，等到下课了再来填。至于水深水浅、浇得均匀不均匀就顾不过来了，所以大爹种的庄稼要么水深了淹死，要么水浅了受早，基本上同类地中大爹种的庄稼产量是最低的。

常年的艰苦劳作、生活的压抑，致使大爹的脾气倔强异常。好多时候家里人并没有说错什么话，他就无由头地发火动怒。堂姐拿回的考卷成绩也并不是十分糟糕，却要被他打一顿。堂兄中午偷偷下河耍水，被大爹发现后被勒令跪在院子里反省，还让我们几个堂弟在现场观看，其实也是“杀鸡给猴看”，把我们几个小家伙吓得战战兢兢，生怕大爹发现我们玩水的印迹。有好几次放学回家，他都埋怨着说，这个教书营生他再也不干了，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骑着自行车奔波十多公里去了学校。

虽然大爹已经退休多年了，可是大爹教书的动作和形象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一个比农民还要黑瘦的中年教师，骑着一辆破旧的吱吱作响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黄得发白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教案和课本，有时候还有一个或者半个馒头(那是他在乡中学教书时的午餐，在不装馒头的时候，他中午只在办公室里喝几杯开水，下午接着给学生讲课)，后座上还绑着一只蛇皮袋子(是下课后在回家的路途中给家里喂养的羊收集落叶用的)，即使身体已经十分疲惫，但是双目炯炯有神，好像看到希望就在距离脚下的黄土路不远的地方。

大爸为了方便给爷爷奶奶看病，还自学了医疗知识。练习过程十分残忍，为了找准穴位，他在自己身上扎银针，更可怕的是为了找准注射血管，他拿个针头把自己的两个胳膊扎成了血窟窿。

四爹跟我说，大爹有一次去城里找他，单位人跟他说，刚才有个穿得非常破烂的农民来找你。四爹立即更正说，那是我大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位人民教师!

大爹一直是我的骄傲，但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不光彩。记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爹家的两头耕牛走丢了，大爹跑到后山找牛。村子里的中学生问我，你大爹去哪儿了，一星期不给我们上课，扔下学生不管，课堂上已经乱套了。大爹寻牛归来，不料竟挨了爷爷的一顿棍棒。当时大爹已经50岁了，爷爷已经快80岁了。爷爷骂道:“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让你不知轻重，人家娃娃上课的事情咱们能耽误得起吗?"大爹也不知道和爷爷争辩了些什么，我只记得他夺过爷爷手中的棍棒，把棍棒扔到屋顶上，气呼呼地骑着自行车向学校方向走了。

我真不知道大爹当年用了何等的毅力和耐力坚持做了30多年的民办教师。大爹当时的工资是500元，是年薪，不是月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陕坝念初中，一个月的伙食费大约是40元，大爹的工资只够供一个初中生的伙食，尚不足以维持一个大人的基本生活。而大爹家里五口人，我的三个堂兄堂姐当时都在上学。当时一头牛值1000元，也就是说大爹教书一年的工资是半头牛的价格。

二爹青年丧妻又回到西沙窝南面

要说二爹，得先说二妈。因为二妈，二爹的生命才有了一些暖色。但是二妈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个坟堆和一张照片。

因为爷爷是我们家第一个到后套的人，我们家的祖坟在民勤县，

爷爷在世时刘家的孩子对上坟是很陌生的。我对上坟的记忆是从给妈上坟开始的，小时候每到过年和清明，比我大三岁的二哥(我家是钱堂兄年龄大小排序的，二爹只有二哥一个儿子，但他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总是斜挎个包，装着薄薄的一卷麻纸和两个镘头，从我家门前经过向沙窝走去。妈妈总是把我和弟弟从屋里喊出来，让我俩和二哥一起去给二妈上坟。二妈的坟在西沙窝的第一个沙头下，矮矮的，坟头压着儿束干白刺，周围还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白刺堆，不仔细观察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沙堆是白刺，哪一个沙堆是二妈。爷爷家有个相框，里面贴着许多亲人的照片。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趴在相框前认照片里的人有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非常年轻、清秀的女人我俩从来没见过，问奶奶她是谁，奶奶说是你二妈。我和弟弟惊叹道:“二妈好漂亮!"

二妈在生了二哥一两年后就病故了。据说二妈在结婚前就得了肺结核，当时女方家里人也给爷爷讲清楚了，但是二爹对二妈一见钟情，执意要娶。娶回家后二妈不能劳动，是二爹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营生。

四爹经常对我们说，在我们家族里，二爹是对妻子最好的。"大集体时分的白面很少，你二爹一口也舍不得吃，全留给你二妈吃。出外工的时候，不管走多远，你二爹也要在中午骑自行车回家给你二妈把饭做上。"

父亲说:“你二爹真是苦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乌兰布和沙漠深处的孙队壕背柴草给你二妈烧热炕。”刚开始每天喊父亲一起去，但是凌晨背柴草，白天出外工，晚上再算全大队的工分账目，父亲实在受不了。后来二爹再喊，他就不去了，但是二爹依然如故。

四爹说，二爹刚成家的时候，非常有雄心壮志。当时大队在后沙坑里组建了一个农科队，委任二爹为队长。二爹对这个沙坑做了非常详尽的科学规划，计划在东头育苗，西头栽树，南头点瓜，北头种豆，还带正在上学的四爹深入他的实验基地做详细调研。四爹说，二爹当时那激情飞扬、壮怀激烈的样子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随着二妈的病故，二爹规划的一切蓝图都化为泡影，人生的理想和爱情一起凋零。

在我家旧房的东面，有一个很高的土堆，土堆上四堵墙，断墙上有窗洞和门洞，但没有门扇和窗户，也没有屋顶。父亲说这就是二爹结婚时的新房。后来二妈没了，二哥才一两岁，没有人照料，爷爷让二爹再回到西沙窝南面旧房住。河套平原盖房子的土坷垃多的是，橡檩门窗再盖房子还能派上用场，所以就把二爹的新房拆得光剩四堵墙。

“你二哥才可怜呢，五六岁了还软得不会走，娃娃干得就剩一张皮。”这是在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说的一句话。但是我并没有觉得二哥可怜，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孩子打架、吵架，那些比我大的男孩在打架没有打过二哥后打我，那些比我大的女孩在吵架没有吵过二哥后骂我。我感觉二哥就是个惹事油子，典型的麻烦制造者。但是我对二爹的可怜是有深刻记忆的，每年秋收后公社举办物资交流会，熙熙攘攘、人声品沸，经常有大人丢了娃娃，或者走散了老人的现象发生。但是我在交流会上根本不怕走丢，因为二爹就在赶交流的人群中，他是最好找最好认的，那个穿得最烂，走得最慢，衣服上补丁摞补丁，腰捆一道烂绳子，头戴一顶破棉帽，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的人，就是我的二爹，一抬头就能看到。

二爹在二妈去世后未续弦，还得了冠心病，不能喝酒，不能激动。2000年春天，二爹帮邻居杀猪时经不住劝说，喝了两盅烧酒，回家后再也没醒过来，成了植物人，浑浑噩噩地病故了。后来大人们要将二爹和二妈合葬，可是二妈的坟已经被西沙窝的大沙头压得不见了踪迹。组织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四处挖坑找不到，二哥雇推土机在沙窝里推了三天还是没有找到半点线索，没办法，只好把二爹一个人埋在爷爷坟地里，把二妈的遗骨留在刘家坟地外。

可怜的二爹，活着时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死后把这个可怜的故事埋到了坟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