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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文化研究、艺术研究的许多禁区都被打破了，在这种宽松而又亲切的氛围中，《金瓶梅》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充斥街头，并且似乎被“炒”得过热起来，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甚至还有《金瓶梅正传》《金瓶梅外传》《西门庆一家》等改头换面的书刊，它们几乎歪曲了原著的艺术精神。 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的《细说〈金瓶梅〉》一文曾对当前的“金瓶梅热”有过极深刻的分析。她认为： “不合理的禁锢，以及病态的张扬，均是扭曲。在这种双重扭曲下，《金瓶梅》渐渐丧失了其固有的性格，无可奈何地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面纱。” 是的，面对《金瓶梅》这部旷世奇书，如何打破对它的神秘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阅读心态，这不能说不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问题。 令人感动的是，在我生活和工作了58年的这个城市里，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在做着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天津市曲艺团编导们就是以极大的艺术勇气、辛勤劳 动，对《金瓶梅》的精彩片断，给予了创造性的改编，使《金瓶梅》具有新的艺术生命。 从说唱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审视天津市曲艺团创编的《金瓶梅》说唱系列，不能不承认，它的作者对于说唱艺术如何反映时代和人物确实进行了大胆的、有 益的探索，它打破了或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旧曲艺观念和旧的创作模式的羁绊，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因为这种新的探索的本身既是说唱艺术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现实本身的课题。
比如王济先生执笔的开篇与煞尾就对《金瓶梅》非常艺术地概括了它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和在文坛说部的地位： 第一奇书不平凡， 《金瓶梅》盛名天下传。 文人巨著它为首， 社会写实它最先。 人间万象毫发见， 世态炎凉现笔端。 好一幅大明王朝罪恶画卷， 又一部富豪家史兴衰变迁。 芸芸众生相，纷纷利禄篇。 滔滔情怨海，森森生死关。 只叹回首晚，莫怪下场惨。 笑笑生，无情利刃刺黑暗。 明镜鉴古今，识者心胆寒。 短短几句话，相当准确地把这部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意义概括了出来。 特别是 王济 先生深刻理解笑笑生创作构思的基点在于暴露，无情的暴露。 因此领会各个段子时，此一点即有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它必然使听众逐步领悟《金瓶梅》是一部愤书，即一部愤世嫉俗之书，是一部谴责小说，它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 “计娶潘金莲”这一段子主要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经过一段偷情后结为夫妻。但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这种结合，自有其难以公之于众的隐私。 对于西门庆来说，他是先奸后娶；更有甚者，是他为了能把潘金莲搞到手，采取了一系列阴险毒辣的手段。 正是这种如鬼蜮般只在黑暗中行事一样的偷娶，才更有发人深省之处。 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读《金瓶》，当看其结穴发脉，关锁照应处。” 对口河南坠子的作者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从全本情节结构与人物发展史来看，这里的“计娶”，确有着“结穴发脉，关锁照应”之妙。
“惠莲之死”（京韵大鼓）则改编得感人至深。 在宋惠莲短暂的一生中，却经历了人世间的酸辣苦甜，她的思想性格犹如溪流之水，该转弯的地方，自然顺势转弯，该激起流波的地方，浪花随之溅起。 最后以自缢表现出她的不愿覆辙重蹈，表现出她那灵魂中仍蕴含着一个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一个女性的气节。 这一点改编者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个被迫当奴才到不甘愿做奴才，要做一个不愿任人摆布的女人的命运轨迹。 潘金莲是一个被污浊现实扭曲了人性的女人。当她的私欲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时，就用一种残忍的方式去损害和她有着相似的命运的女人。 《金瓶梅》第五十九回所写的官哥儿之死，就集中体现了潘金莲的变态报复心理。 单弦段子“怒摔雪狮子”揭示了潘金莲凶狠、残忍的个性，而且以避实就虚的艺术构思，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西门庆妻妾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用细致的写实手法，真实地再现世俗人物的死亡过程，也可以算是《金瓶梅》的一个创造。 与李瓶儿空前热闹的丧事场面形成了强烈对照的是西门庆之死。这个人生决斗场上的侥幸者，自以为钱可役使万物，一朝暴富，便恣意寻淫乐。 谁知乐极生悲，在疯狂的淫纵之中很快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改编者不仅毫无掩饰地暴露其无耻的淫行，而且通过西门庆临死时的场面描写，无情地鞭挞 了其一生之罪恶。 这一点显示了改编者把握原书主旨的准确。 其他各段都写得栩栩如生，极见改编者的功力。在此，因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分析了。 在我国文艺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小说、讲唱文学和戏曲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其中纽带之一是在创作题材上往往同出一源或是相互 “借用”。 杰出的作家还能在这“借用”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改编，翻演为新篇。宋元以来瓦舍勾栏遍布京师和一些大城市，更给小说、讲唱文学和戏曲艺术在 题材上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开凿了多条渠道。 由此，同一题材在说书场中和戏曲舞台上以各自的艺术样式加以表演，同时，又在新的基础上，相互吸收对方在处理同一题材时的经验，从而提高了自己 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样循环往复，绵延不断，世代不息，大大促进了和丰富了艺术创作经验。 此种情况，构成了我们民族艺术的一种传统。 天津市曲艺团正是继承了我国民族艺术这一优秀传统，非常成功地对《金瓶梅》这部有争议而又确定无疑的名著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其中特别是对情节 的典型化和主题提炼的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并加以推广的。 作为一种试验，并赋予《金瓶梅》这部旷世奇书以新的艺术生命，我认为是有很大的艺术空间的。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后收入《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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