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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会成立时，不但确立了“抵抗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而且，毫不含糊地确定了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的方针。 最初的军事工作，重点是联络各地的民众队伍，并派人出关，分赴辽宁各地，编练民团，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 后来，由于东北军爱国将领率部掀起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救国会就把军事工作扩大到发动民团和民众武装，组织义勇军抗日队伍上来。 阎宝航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以满腔热忱协助军事部长王化一做好军事工作。 南京请愿之后，阎宝航的思想更加明确，那就是以组织和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1 年 11 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率黑龙江省军队，在嫩江桥一带抗击日军，一时声震遐迩。此后，驻守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军将领苏炳文、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也冲开南京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举兵抗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纷纷取消原东北军的番号，改称“救国军”“自卫军”等，吸收警察、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和绿林豪杰等力量参加，重新组建新的抗日武装。 对于这些队伍，由于关山险阻，救国会无法实施领导、指挥，只能对其中一小部分队伍进行委任，大部则派员联络，向他们宣传抗日，慰问勉励。 对辽宁和热河及辽北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则采取积极组织、委任和领导。救国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救国会北平成立大会之初，阎宝航、王化一就曾选派张新生到辽宁新民县沙岭子岗联络绿林队伍。  东北抗日义勇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活动在辽西一带的绿林首领高鹏振（报号“老梯子')，在张新生帮助下，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鹏振为司令，下设四个团，队伍达数千余人，他们在黑山、新民、法库、康平、彰武等地，进行武装抗日活动。 10月末，救国军遭到东北军骑兵第3旅的突然袭击。在张新生建议下，高鹏振派人去锦州拜会设在那里的辽宁省政府，要求其通令所属辽西各机关，援助与支持救国军。 荣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救国军起兵抗日表示敬佩，发给慰劳金三千元，并通令所属部队对义勇军不得摧残。 与此同时，张新生于11 月 6日到北平邀请军事业务骨干出关抗日，阎宝航会同王化一、卢广绩昕取了他的汇报，对救国军的兴起兴奋异常，对张新生的工作大加赞许，立即委任他为救国会军事部工作人员，负责辽西各抗日军的联系和指导工作。 随后，他们选派进步青年史纯青、徐大同等五六人随张新生一同潜赴沈阳，会同沈阳的王正义等二十余人，到救国军中对其进行整编训练，随后，该部发展到九个团，三个独立营，这是在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组建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 1931年 10 月 20日，救国会召开全体执委会之前，阎宝航在和王化一、高崇民等酝酿常委和执委名单时，他力主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公安局督察长熊飞参加救国会，并做执行委员或者常委。 但是，救国会内的国民党人士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民众团体不宜邀军人参加，更不宜作常委。 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等人认为，关于邀请部分东北军将领参加到这个抗日民众团体的问题，张学良将军已经默许，所以，这一条决不能改变。 但是，考虑到黄显声是锦州前方的主帅，不宜来北平参加会议，大家便决定选熊飞作九人常委之一，任军事部副部长，黄作执委。 日军占领沈阳后，急欲占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在辽宁地区，除占领南满和安奉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外，其他地区尚无力占领，遂培植汉奸队伍，只派出日军顾问进驻辽南和辽西地区。 10月下旬，日军派汉奸凌印清在沈阳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拥兵“三厅九处十七旅，另具独立步兵三个团”。 密切注视东北局势和日伪动向的阎宝航，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便和王化一商量，决定派人去锦州，建议黄显声设法剿灭凌印清，黄即让熊飞利用旧关系，化装去营口策反，并以此为契机，发动民众，创建抗日义勇军。 随后，绿林头目张海天、项青山遂设计除奸，在警察总队配合下，张、项率部一举活捉凌印清及他的参谋长、日本顾问仓冈繁等十二人，并秘密执行枪决。 熊飞还将所缴获的日本参谋本部的委任书、汉奸司令部的大印、汉奸队伍编制表等战利品带来北平，向救国会和张学良将军报告。 张学良甚为高兴，奖赏现洋 5 万元，为此，阎宝航、王化一趁机向张学良建议将张海天、项青山等队伍编为正规军，张学良摇头头说：“把他们编成地方武装或义勇军吧!” 就这样，救国会遂委托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台安。  东北抗日义勇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救国会委任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有组织抗日的开始。 接着，救国常委、军事部副部长熊飞、执委黄显声抓住这一时机，使一些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帮会首领、爱国士绅纷纷而起，组织义勇军。 至 12 月中旬，接受救国会委任者达 22 路。到 1932 年 3月，接受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 54 路（后发展到 56 路)、27 支队、6 路骑兵，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十数支，计人数约 10 余万人。 迅猛兴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给阎宝航等救国会领导人以极大鼓舞，他们抗日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30余万人，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人民反抗外倭斗争极为壮观的一幕。 11月下旬，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之后，便掉转头来分三路向锦州进攻。 当时，辽西重镇新民已沦陷，东北军正规作战部队防线远在大凌河沿岸。日军先头部队遭到新民、白旗堡、营口等地义勇军的顽强阻击。义勇军破坏日军必经之路的饶阳桥，占领皇姑屯火车站，西侵日军认为在日军进入辽西后，将会因兵力所限而陷于苦战，遂下撤退命令。 日军第一次西侵宣告失败，显示了抗日义勇军的力量，也极大地鼓舞了阎宝航以及救国会同仁。 12 月 18 日，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三周月时，赴北平参加了救国会全委会《规复计划》的讨论。他详细介绍了辽西、辽南等地义勇军不断出击的情况，慷慨激昂地表示： 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反攻东北。 随后，黄显声回到锦州，一面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一面部署义勇军做好迎击日军准备。同时，还给张学良发出一封电报，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不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日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 他还报告说，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 黄显声的这一大胆建议，传到救国会里，阎宝航欢欣鼓舞，曾约王化一等一起去面见张学良，鼓励其早下决心。 在这期间，国民政府曾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方面，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规部队亦退出“中立区”。 不过，义勇军的兴起和日军第一次西侵失败，也鼓舞了张学良，他曾企图利用“中立区”赢得时间，将在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 但是，张学良此次反攻动议，终因南京的掣肘而未实现，12 月 29 日，东北军驻辽西、锦州各部突然接到张学良下达的撤退的命令。 此时，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目标的第二次西侵开始，其先头部队已冲进大凌河畔，威胁锦州。 阎宝航闻讯，以救国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他痛切陈词，谴责国民党置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行为，敦请政府出兵抗日，但此后，毫无音讯。 1932年1月 25 日，救国会实行改组时，常委通过了《救国会组织暨工作大纲》及《义勇军工作方针》，同时，在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关外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对接义勇军开展工作。其中包括：派员出关、战地宣传队组织与工作、调查敌伪情况，以及政工、特务人员之训练等。 最初，救国会派往东北的人员，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政旧部，组建和慰问义勇军。 当时，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第1团团长姜全我投降日军，该团副团长唐聚五正在暗中酝酿举兵抗日，10 月初，阎宝航、王化一选派黄宇宙持救国会委任状赴辽东。 出发前，张学良接见黄宇宙时，亲书“手谕”，他奉命出关后，几经周折，来到桓仁县唐聚五处，亲手将救国会委任状及张学良“手谕”交给他。 唐聚五很受鼓舞，表示立即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黄宇宙回平复命时，阎宝航、王化一命其第二次赴东边道，同时，派出二十余名军政人员到东边道各县做发动工作。 1932 年 4 月，唐聚五程仁兴师，并任自卫军总司令，东边各县起而响应，组成 19 路军，计 10 万余人，一时声威大震。 1932年初，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派遣车向忱、宋黎赴东北，宋黎回忆道： 阎宝航代表救国会找车向忧和我谈话，他说，张学良支持救国会组织支持义勇军抗日，希望我和车向忧一起去完成送委任状、宣传支持义勇军抗日的任务。 这样，车向忱于 1932 年 1 月 14 日扮作卖药先生（化名杨秀东），我和李述全扮着他的学徒，携救国会的信及张学良用黄绫子亲笔写给马占山、邢占清、李杜、苏炳文、唐聚五的委任状，乘日本的“天潮丸”轮船，从天津抵大连。 然后，从大连乘车先后到压河、丹东、宽甸、桓仁、通化、辽源、西丰、四平、哈尔滨、齐齐哈尔、洮南等地，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所到之处，军民振奋，纷纷组织队伍，起而抗战。 为了提高义勇军的政治、军事素质，阎宝航从东北藉学生中挑选一批学员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到义勇军中工作。 关于遴选政工人员标准，对于派往 “派往敌军势力范围及义勇军克复区域内人员，要“有政治常识，曾在社会服务，有相当经验，年龄在 25 岁以上”。 担任义勇军政治教育人员，要求“熟习（悉）国内外情况，富于民族思想，有政治教育学识”。 至于担任秘密破坏工作人员，则要求“有特别经验或专门知识和富子冒险牺牲特性”。 当然，有些受训工作人员，可能担任联络各救国团体的任务，要求“长于交际，热习（悉）救国工作情形”等等。阎宝航对受训人员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如有泄漏机密情事者，应受最严厉之惩罚；并于训练开始时，举行宣誓，以昭郑重”。 1932 年 2 月 16 日，由阎宝航负责拟定开政治人员训练班。18 日，《京报》对政治训练班筹办一事加以报道：“鉴于东北各路义勇军，虽酣战御侮，不顾生死，而对于一切作战之计划及联络之方法，尚有缺欠，特拟在平成立政治训练班，召集勇敢多智之青年，聘用特殊军事人才，担任教官，加紧政治训练，以便奔赴东北指导各路义明军作战。” 2 月 24 日，阎宝航主办的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在北平奉天会馆开学。参加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东北藉青年。授课内容包括对义勇军的政治工作和对民众的政治工作。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阎宝航组织派出的战地宣传队四个，每个宣传队队长一人，演讲主任一人，文书一人，摄影一人，事务一个，队员四人，夫役一人，每队八至十人不等。 1932 年 7月，阎宝航主持开办的“西山干部训练班”，8月，经过严格审查，阎宝航在东北青年中选拔百余人，在北平西山卧佛寺，创办“西山干部训练班”。 训练班以“学生夏令委员会”名义作掩护，由阎宝航任主任，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兼管生活事务。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时事政治、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火药制造与爆破，分别由阁宝航、宋醒池、徐靖远和宁匡烈授课。  辽西东北抗日义勇军驻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据当年参加训练班的赵守铭回忆，训练班规定严格的纪律，不准相互打听对方的家乡和真实姓名。 他说，班主任阎宝航经常给学员讲形势和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共产党的事实、国民党“围剿”红军打内战等等， 训练班还进行实战演练，学员按教师命令回到城里，选择不同的保护色和秘密住址，只和指导的领导人联系，以不被任何同学发现住址和行为者为优良。 接着，下达简单任务进行实战训练，如跟踪、寻找某人行动、住址，某人所在单位性质及其职务等等。 10月，训练班结束，学员由阎宝航分配去处。“有留在天津的，有到苏区的，大部分被派往东北。我分配到哈东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和敌情报侦探工作。” 1933 年 8 月，宋黎经阎宝航批准，参加了北京香山卧佛寺秘密开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跟着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日后参加抗日斗争打下良好基础。不久，宋黎返回沈阳，用自制炸药，爆炸烟馆、火车站，闹得敌伪惊恐不安。 九一八事变后，在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员中，有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一个是张学良的机要处长黎天才，一个是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后来任东北军骑二师师长、53军副军长的黄显声，另一个就是阎宝航。 黎天才利用机要工作的条件，在东北建立了情报网，直接为张学良服务； 黄显声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率警察公安队伍抵抗日军后，命大部分队伍撤出沈阳，到锦州集结待命，他自己则化装潜伏沈阳，选可靠人员潜伏下来，做地下情报工作。他在锦州组织义勇军时，经常得到“底线”人员送出的日伪军情报。 至于阎宝航，他是以救国会身份，训练特务人员潜回东北执行侦察日伪军政情报等任务。 在阎宝航手里，至少掌握几百名他亲自派出的情报人员，救国会宣传、军事两部直接领导的张希尧、张金辉、宋黎、宁匡烈、高鹏、纪亭榭、马鸿德、张一吼、李烈生、李兆麟、赵桐、孙国璋、郑杰等 400 余人，先后被派回东北，奔赴辽宁地区从事抗日宣传和秘密工作。 在 1931 年至 1945 年14年中，他们一直同阎宝航保持联系。 1932 年 6 月初，在救国会第 191 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 为了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阎宝航领导下的政治部制定了政治工作方针。他把东北辽、吉、黑、热四省以地理形式，划分为13 个区，分别派政治专员、政治特派员。 同时，组织四个特务团，共计 228 人分派各地，除个别人员未赴指定地点外，大部都在派出地点指导义勇军、联络策反伪军警、组织民众。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 1933 年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各路军在日军的强攻下，先后失败。 阎宝航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仍然在辽东地区坚持战斗的消息，便产生了与南满游击队伍取得联络，并援助一批武器弹药的想法。 他认为，凡是抗日的队伍，救国会都应联络，给予支持。为此，他把秘密联络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再次交给车向忧。 这年 6 月中旬，车向忱取道天津，经由大连潜赴辽东地区。他走遍了辽东、吉林南部各县和农村，终于在桓仁老秃顶子找到了南满游击队军需长韩震。 他代表救国会向南满游击队表示慰问，并表示救国会愿意援助游击队一批枪支、弹药，并约好交接地点。 后来，由于救国会被迫解散，援助南满游击队的事未能实现，阎宝航为此深表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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