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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三时十七分，在吉林省通化市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反革命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和已降的日本关东军师团参谋长藤田密谋发动的。直接参与武装暴乱的达九千余人，大部分是日本人，也有一些中国人，其中还有一些被拉拢者，分别潜伏于我通化专员公署、专署警卫连，市、县政府，市、县大队、航空学校、炮兵学校、电灯公司、电话局等要害部门。 我当时在专员公署工作，直接参加了保卫专署大楼的战斗，参加了搜捕残敌的斗争，听取了关于暴乱始末的报告。现根据我的回忆，记叙下列事实和情景。 （一）解放后的通化市人民沉浸在欢乐喜悦之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抗大一分校按照上级指示，由山东开往东北，最后一批学员在通化快大茂子村分配工作，我和宁有才、宋绍文等同志分配到通化专员公署。宋绍文任教育处科员，宁有才任民政处科员，我任秘书处科员。 专署办公大楼系原伪满通化省政府办公大楼。当时我亲眼目睹到，通化市人民当时沉浸在解放的欢乐之中，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喜笑颜开，商店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戏院里座无虚席。我们参观了通化葡萄酒厂，那里的工人同志有秩序、紧张地劳动着；还参观了为我军培养第一批航空驾驶员的航空学校。在教练机上，我的同学向我们介绍了飞机的性能和构造、飞行原理等。人民政府（当时在通化主要有专员公署和市、县政府）有效地行使着职权，人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当时有通化支队、市、县大队等）和公安部队。炮兵学校等也设在通化市，各类学校均已开学……。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通化人民已经安居乐业了。我当时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寒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和平、建设、幸福得到了体现，不仅一派祥和，甚至已经得到了美好的享受。每到星期天或每天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宁、宋和我在秘书处、教育处、民政局等地方聚在一起，或在地毯上盘坐、打滚，或坐在沙发上左右转圈，或到戏院看戏，那种情景，简直是美滋滋地妙不可言。 （二）大年初二的春寒，惊心动魄的大暴乱。 然而，现实并不像我天真的想象那样，革命并未成功，斗争仍是严酷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专员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在会的党员我记得共有十几位：蒋亚泉（专员）、夏骏青（秘书长、支部书记）、甘××（民政处长、支部委员）、杜平斋（教育处长）、郭绍仪（教育处付处长）、刘西淼（公安处长）、朱××（司法科长）、总务科长、宁有才、宋绍文、徐国通、田洪起（秘书处的警卫员）、专员的警卫员（名字记不清了）。会议由支部书记夏骏青同志主持，蒋亚泉、甘处长传达了省分委紧急指示，大意是：“提高警惕，立即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暴动阴谋”。传达中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下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勾结日本关东军已投降的师团参谋长藤田，阴谋策划发动暴乱。这一阴谋已被我公安部门破获，其总部设在转盘街一栋二层楼上，经抄查，缴获了全部暴乱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二月三日凌晨，首先占领电灯公司、电话局，三时四十七分，玉皇顶上发火为号，电灯三亮三灭，各路发起总攻。一路占领通化支队（我军分区）；一路攻占专员公署；一路占领公安局；一路攻占航空学校。并开出坦克若干辆、飞机若干架助战；一路攻进监狱，放出被押的关东军大佐以上战犯；一路攻占市、县大队和市、县政府。打入上述各单位的潜伏人员需伺机而动，在未取得“胜利”前仍旧隐蔽，以防万一失败后准备再举……。在缴获的文件中，有潜伏在各单位的具体人员名单，在专员公署内潜伏者有十余人，其中有警卫连的两个排长、一个文书、一个机枪班长（名字我已记不住了）。 敌人的总负责人是孙耕尧。这个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为了表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将其名字中的“尧”字加上“日”字旁，改为“晓”字。总指挥为藤田。他们还起草了“胜利”后的布告。查抄时，孙耕尧被我捕获，藤田逃跑。上级分析，由于其总部被抄，计划暴露，暴乱分子很可能不会按原计划进行。但也不排除由于藤田在逃，其力量一未暴露，二未受到打击，有可能按原计划进行的情况。我们的一切行动，须按后者做好防备。 传达完上级上述指示后，专署领导和支部决定： （1）成立指挥机构。指挥部由蒋亚泉、夏骏青、甘处长、朱科长组成。蒋亚泉负责对外联系（主要是打电话与领导机关和通化支队联系）；夏骏青负责军事指挥，朱科长协助（夏骏青当过县大队长、副团长，朱当过军事股长有战斗经验）。 （2）收缴一切留用的伪职人员的武器，包括长短枪和洋刀等。 （3）派专员的警卫员担任警卫连长，秘书长的警卫员田起同志为政治指导员。两挺机关枪由连长、指导员分别操控（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举似乎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要封住大门不被敌人攻破，机枪的威力是最大的，而机枪班长是隐藏敌人。至于其他人怎样？不可随意轻信。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反暴乱战斗时，敌人几次蜂拥欲从大门冲进，均被两挺怒吼的机枪镇压下去了）。 （4）警卫连的两个被拉拢潜伏的排长和机枪班长、文书，一律拘留看押。 （5）由连长、指导员率领警卫连守住一楼和二楼，但不准到三楼。这一措施的用意有两条。一是坚持抵抗不能后退，二是防止隐藏在我们内部未被查明的敌人闯到三楼。 （6）所有在大楼住宿的干部（当时没有职工宿舍，外来干部都住在办公楼里）一律住到三楼，并分工守住三个楼梯口。公安处长刘西淼和我被分配把守三楼西楼梯口，宁有才和另一位同志守住东楼梯口，其他同志均布置在中间大楼梯口。我们守卫三楼的人没有重武器，但每人至少有两把手枪，有的同志还有手榴弹。当时，专署还有十二人的警卫班，都佩戴驳壳枪，也住在三楼，主要任务是守卫中间楼梯。 安排就绪后，夏骏青同志宣布各就各位，这时已是夜间十一时，我和刘西淼同志到达了三楼西楼梯口。 夜幕笼罩着的整个大楼非常肃静，天气十分寒冷。这是大年初一之夜，此时此刻，我思绪万千，不知三点四十七分到了的时候，究竟会怎样呢？谁也不敢料定会不会发生我们准备对付的事件。常言说，人逢佳节倍思亲，而此时此刻，什么家呀，父母亲呀，兄弟姊妹呀，在脑子里一点位置都没有。我焦急的、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三点四十七分的到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电灯是否会三明三灭，注视着玉皇山是否有火焰（那几个小时感觉特别长，简直是度时如年）。 暖气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外面下着小雪，东北风嘶嘶作响，只觉得寒气袭人。我戴着皮帽，放下帽耳，但鼻子却冻的难以忍受。我看到刘西淼同志的睫毛和稀疏的胡须全蒙上了白霜，他看看表，低声向我说：“三点四十分了！”我更加紧张，心咚咚直跳。正在这时，嘭的一声枪响，我不由自主“啊”了一声，接着就感到两耳嗡鸣，一股火药味迎面扑来。在中楼梯口处，传来了夏骏青同志严厉责问：“怎么回事”？刘西淼同志对着我的耳朵连声说：“我不小心，枪走火了”。他指着水泥地面说：“你看，打了一条小沟”。我低头一看，这个小沟就在我身边，我的棉鞋被撕开了一条口子，原来这颗手枪子弹碰到地面后，弹了出来，从我的棉鞋底边穿过，但没伤着皮肉。夏骏青同志正在继续查原因，忽然电灯灭了，他急忙回到中楼梯口，大声呼喊：“同志们，准备进入战斗”！话声刚落，电灯又亮了。刘西淼同志看着手表，时针正是三时四十七分。我们明白了，敌人果然完全按计划行动了。接着又是一灭、一亮、一灭。整个通化市一片漆黑，我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看去，果然腾起一炷熊熊火光，顿时杀声连天，敌人向大楼冲来。不消说，通化支队、市、县政府等单位此时也在迎战了。我们的机枪在吼叫，步枪、手枪不停的射击声，手榴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这些声响在夜间的大楼里，比在野外重磅炸弹的声音还要大，简直震耳欲聋。 战斗中，夏骏青同志反复地大声呼喊：“同志们！坚决顶住，决不后退！通化支队快来了，上当受骗的兄弟们，你们不要听信敌人的话，和我们一起战斗吧，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对你们的过错，我们不予追究，如果你们执迷不悟、轻举妄动，就坚决消灭。”他喊累了，就由朱科长接着喊。约战斗了一个小时，蒋亚泉同志从四楼下来，反复交待：“千万节约子弹”。他的用意很清楚，如果子弹打光了，在敌众我寡这种彼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将意味着什么。夏骏青同志会意，他对专员说：“请继续与通化支队联系，快速派部队支援”。蒋说：“开始我联系上了，支队司令部说他们也正在与敌人战斗，暂时拿不出力量支援，现在又联系不上了，电话不通，有可能电话局被敌人占领了，或者我们的总机在一楼被敌人破坏了”。这时一层楼正在激烈的战斗，警卫连的一部分已撤到二楼，并把火力主要集中在二楼正中楼梯，直接向大门口和大厅射击。连长和指导员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即是全连的指挥员，又担任机枪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是那样机智顽强，身先士卒带领战士英勇战斗，使敌人的尸体布满了门庭和大门口。作为指挥员，夏骏青同志的指挥是出色的，面对敌人的强攻，他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布置战场，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中间楼梯口，因为只有中间宽敞的大门和楼梯才能冲进大批的敌人。夏本人身先士卒，多数时间在中间楼梯口，时而抽出时间到东西两侧视察。并一再严肃交待：“绝不能让敌人从两侧冲上来”。同志们坚定地回答：“请领导放心”。说实在话，起初我是有些害怕的，担心一旦敌人蜂拥而上，两支手枪怎能抵挡呢？我问西淼同志有无把握？西淼同志是公安处长，年岁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比我要老练的多，也自信得多。他对我说：“我们除了手枪外，还有两把洋刀，假如敌人上来了，我们可以一刀一个的将其砍下去”！经他这一说，我的勇气倍增。 这时，冲杀声、枪声更加激烈了，警卫连的一个班长神色慌张地来到我们守卫的楼梯口，连声说：“敌人打上二楼了”。他苦苦哀求放他上三楼，因为战斗打响前领导有言在先，为防不测，不允许楼下的任何人上三楼，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不能当逃兵，快去战斗”。他还是要求上楼，说着一只脚已登上楼梯，我和西淼同志厉声对他说：“如果你再往上走，就打死你”。他无可奈何的退下去返回了战斗岗位（后得知他并不是坏人，只是怕死怯战），返回战斗岗位后，表现的还很勇敢。在战场上作为战士，面对敌人不战则死，这是逼出来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忽然，机枪的吼声单调了，由原来的咚咚咚（捷克七五式机枪声）、咯咯咯（日本六五式机枪声），变为只剩下咚咚咚的声响了。朱科长气喘嘘嘘地来找我说：“国通同志，给你个新任务，咱们的六五式机枪坏了，必须抓紧修复，你的任务是看管和催促那个机枪班长，尽快修复机枪。”说完他领着我到了一个房间，那里坐着一个粗壮的人，他就是机枪班长，在他面前放着那挺打坏的“六五”机枪。朱科长说了声“要提高警惕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我手里端着一支蛇牌手枪，子弹上了膛，手指轻轻地压在扳机上，对这个班长说：“快修吧，越快越好，修好了就会将功折罪。”他点了点头，，马上动手拆卸检查。这时，这间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比我粗壮，并持有那挺机枪，如果突然向我砸来，是难以抵挡的。我感到十分紧张，但我的优势是有手枪。人在急中是会生智的，我想出一个主意，不客气地对他说：“你把身子转过去，面对窗子”。他乖乖地服从了命令，这下我放心多了。我站在他身后，枪口对着他。当时天气特别冷，冻得人简直难以忍受，我的手已冻得麻木了，但手指仍未离开扳机，我咬紧牙关坚持着，嘴里不断地对那个机枪班长说：“快一点、再快一点”。约莫过了有十五分钟，他说：“毛病不大，修好了”。我听了很高兴，高声喊朱科长，由于枪声和冲杀声太大，朱科长未听到，我只好离开亲自去找，当我回来时，看到这个“班长”没有妄动，仍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机枪又咯咯咯地响起来了，这时，窗户已隐隐发白，但糊满冰霜的玻璃使得我无法看到外面的情况。 正在这时，楼外突然传来了呼喊声：“同志们！坚守你们的岗位，不要向楼外打枪，我们是通化支队，来支援你们了”。楼内响起了夏骏青同志显得沙哑、但仍然十分有力的声音：“通化支队来了，把敌人坚决消灭掉！”警卫连的战士们呼喊着“杀！杀！”很快就把敌人统统赶出了大楼，在两面夹击下，敌人乱做一团。“快投降，不然就打死你！”的喊声此起彼伏，多数敌人丧失了战斗的勇气，举起双手投降，有的跪在地上饶求，少数顽抗分子当场结果了性命。在英勇的战士面前，“武士道”精神也不灵了。我还在看押着那个“班长”，心急火燎的，恨不得一步冲下楼去，冲出大门，打出几梭子子弹（要知道那几个钟点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我连一颗子弹也没有送出枪膛），可又不能违反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的严格纪律，看到朱科长、刘科长来了，我立马恳求离开这个小屋子，要到外面去厮杀一阵。朱科长说：“战斗已经结束了”。我说：“打扫一下战场也可以”。他同意了。我加快步伐下楼，刚迈了几步，就被满地的子弹壳滑倒，膝盖骨碰伤了，两个手掌也擦破了皮，但很快我就爬了起来，二楼空荡荡的寂无一人，整个楼梯台阶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子弹壳和手榴弹片，脚碰到弹壳朗朗作响，而底层得整个大厅布满了尸体，我迈过许多尸体出大门时，战斗已经结束。 站在台阶上瞭望玉皇山和通化市，白雪皑皑。大楼前的广场上几百名俘虏已排成方块队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尸体，基本上都是日本人。满地的洋刀木枪、棍棒匕首、铁榔头斧子和少数步枪、手枪，现场还有敌人跑掉的鞋子、帽子、绑腿用的草绳（因冰天雪地他们怕打滑而用草绳把鞋子捆在脚上，一方面怕脚步声，一方面怕掉鞋）。整个现场狼籍不堪。此情此景，使我联想到如果不是事先破获了敌人的阴谋计划，并采取了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在夜间三、四点钟，人们酣睡在梦乡里时，这些野兽们闯进大楼，将会有多少同志惨遭不幸。 我注视着俘虏队伍，发现其中有一个昨天还在专署挑水的日本人，还有一个专署理发员，我气愤极了，要求把他们拖出去处决，夏骏青同志拒绝了我的要求。 战场很快打扫干净了。我们都集合在大门前，专员、秘书长、处长一个不少。我和宁有才、宋绍文同志如旧站在一起，互相询问了战斗情况。他们一夜都守在三楼的东楼梯口，敌人没有对那里冲击，他们的子弹也没射出一颗。警卫班的手枪子弹几乎打光了，因为他们是在正面的中间楼梯口，那里曾发生过多次争斗，据说当时警卫连的子弹也所剩无几了，难怪专员和秘书长几次叮嘱大家节约子弹。 蒋亚泉和夏骏青等专署负责人，亲切地和通化支队的同志们握手互致问候。广场上，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化支队押着俘虏离开了，数辆大卡车装着敌人的尸体也离开了。我们胜利了，敌人的阴谋破产了！ 当天，夏骏青同志向我们报告了战斗的情况，敌人有500余人进攻专署大楼，死亡几十名。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他是一个好党员，是一位班长（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在巡逻中被暗算，当时，可恶的敌人把他摔倒在地，嘴上堵了棉花连刺了几刀，他躺在了血泊中。接着我们去看了现场，死者在大门东侧墙角，身上滚满了雪。以此推断，他在生前是与敌人经过了一场搏斗的。我们脱帽向这位死难的同志默哀。夏骏青同志说：“我们的同志既勇敢，又机智，这场战斗没有其他人死亡，仅有几位受伤的。这真是万幸啊，万幸”。 这个事件给我们上了十分重要的一课，它告诉我们：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春天来了，还有刺骨的严寒。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投降了，但他们并不甘心灭亡，还会做垂死挣扎、想死灰复燃。我们绝不可有麻痹大意、和平安逸的思想观念。这次暴乱就是一个警示。（是啊，紧接着就是美、蒋勾结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很快就开始了）。 （三）搜捕残敌 藤田落网 大年初二，皑皑的白雪把整个通化市装扮得十分素洁美丽，挂满玉雪的枝头被压得弯下了腰，有时随风上下起伏，有时左右摇摆。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在这新春佳节，这迷人的景致该是多么美妙啊。 我一夜没有睡觉，又冷又饿又疲劳，原想吃过早饭睡上一觉，可一碗高粱米饭刚吃了一半，司法科朱科长就匆匆赶来对我说：“快、快！有任务，首长让你我领一个班到监狱助战”。我放下饭碗站了起来，他附在我耳边说：“还要搜查孙耕尧的家”。我顾不得吃饭，随他就走，刚走出大门口，一个班的同志已经候在那里了。朱科长说了声“走”，我们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奔向监狱，到达监狱后，战斗已经结束，攻击监狱的敌人和向外冲的犯人已经都被消灭了。于是，我们辞别了执行任务的同志（忘记是公安局还是通化支队），直奔孙耕尧家。他的家在通化市南部，是几间宽敞的平房，还有围墙，我们走进房间，那里空无一人，孙耕尧全家都跑了，细软已带走，剩下的只是一些空箱子、柜子和盆盆罐罐。我们刚返回专署，秘书长夏骏青就通知开会，会上宣布宁有才、宋绍文到警卫连任排长，我到连部任文书，并决定我们三人每人带一个班搜查日本居民区，具体任务是捉拿残敌特别是藤田，收缴兵器、向日本侨民宣传党的政策。 日本侨民区在专属大楼西面的一个山坡上，远远看去一片洋房。这个殖民区域与附近中国居民区陈旧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检查。搜查到的屋子里基本上都是只有女人，也就是说，这里的男人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暴乱。我们每到一户，这些女人们都是毕恭毕敬地迎送，小孩子则十分恐惧。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这样规矩。在我们搜查过的几十户中，只有两个老年男人，这两个人都不是藤田，而藤田被其他搜捕组的同志捕获了。 我们的宣传工作是非常及时和出色的。二月五日上午，我们分若干点集合了日本侨民，向他们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并将宣传内容用日文印成传单发放，这些传单主要是揭露孙耕尧、藤田狼狈为奸与与人民为敌的罪行，讲明日本侨民和家属是无罪的，但均应奉公守法。 （四）暴乱的始末 敌人的暴乱策划和布置可以说是周详的。我们粉碎这一暴乱的指挥和措施可以说是英明出色的。 我所了解的基本情况首次是听专署民政处甘处长传达的。这是在二月二日晚七时许，也就是暴乱前八小时向专署机关党员干部们传达的。详细情况是二月五、六日（记不太清楚了）彻底粉碎暴乱后由专员蒋亚泉报告的，地址是在通化市的一个剧院里。报告的内容如下：日蒋勾结制造暴乱为什么选在通化市？这是因为1、日本宣布投降后，把许多日本人集中在通化市，这就为暴乱提供了人力基础，加上战犯藤田逍遥法外是个难得的指挥员。2、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孙耕尧住在通化市，其熟悉当地情况，有利于潜伏和拉拢群众。当我军进驻通化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孙耕尧就潜住在沈阳，接受了蒋记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勾结日本人发动暴乱，推翻人民政府，建立伪政权，迎接国民党军队，以达到日蒋亲善的目的。孙耕尧接受指令后很快回到通化，与藤田勾结并秘密策划达数月之久，聚众达九千余人（他们佩戴的袖章是九千余号），大部分是日本人。由此可见，他们决定在公历二月三日举行武装暴乱是煞费苦心的。而利用中国人民欢庆春节的习惯，选择凌晨三时四十七分则更是挖空心思。他们考虑到这个时间段，人们经过一夜的欢乐后会疲劳入睡，此时下手，可以攻我不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敌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妙算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通化党政军民的英勇斗争中被彻底粉碎了。 事先得获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我们胜利粉碎暴乱的决定因素之一。敌人的暴乱计划是怎样被我们破获的呢？这要从通化市县大队的一位指导员和一位普通战士说起（可惜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相信是会查询到的），我认为这两位同志是立了头功的。这位可敬的战士是刚参军不久的通化人，在我们破获敌人暴乱计划前，他独身一人行经转盘街时，被一个本地熟人叫住，并领他到了临街的一个楼上，这个小楼就是敌人暴乱的指挥部所在地。上楼后，他们就软硬兼施，逼迫这位战士报名参加暴乱，并以金钱、美女引诱他，说如果参加暴乱，成功后给官做，给漂亮的女人还给许多钱，如果拒不参加就把他处死。在威逼之下，这位战士签了名。敌人给他布置了具体的任务，让他在市、县大队里发展成员，杀害市县大队领导，待暴动信号发出后，里应外合夺取市、县政府，并商定了联络地点和信号。 这位战士回到市县大队后，内心斗争十分激烈，寝食不安甚至神志恍惚。他想到大队和连队领导的教育：“民主联军的战士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团结统一，建设新中国，建设新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十四年的血腥统治不能重演”。想到指导员对他慈爱的关心照顾：给他讲革命故事，讲穷人翻身；给他捉虱子、盖被子；给他找医生看病，亲自给他送病号饭等等、等等。从而他告诫自己：“我怎么能做丧尽天良的事呢”？这位战士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找指导员倾吐一切。而此时指导员也敏锐地觉察到他有什么心事，就去找他谈心，两人一见面，战士就一头扑到指导员怀里失声痛哭。经过指导员安慰平静下来后，这位战士把敌人的阴谋道了出来。指导员表扬了他的勇敢行动，称赞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战士也称指导员是他的亲哥哥好领导。他问指导员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办，指导员说：“你马上镇定下来，一切照常，我这就去请示领导”。指导员立即将此情况向大队领导、市县领导做了汇报，并迅速向通化地区最高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要保证这位战士的安全，表彰他的行为，继续让这位战士与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了解敌人内幕”。并决定于×月×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搜捕转盘街那座小楼。由这位可敬的战士做向导，当时的搜捕行动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庆幸，省分委（地委）领导机关不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当时党的机关不公开，不挂牌子，省分委办公地点挂出的牌子是“通化建国联合会”。据说暴乱前敌人曾打听过“建国联合会”是什么意思，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搞经济建设的”，因此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省分委的自卫力量相当弱，没有战斗部队，只有首长的警卫员和少数干部及随身携带的自卫手枪。如果这次暴乱省分委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之一，那么，我们党的首脑机关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这场战斗由于是敌人密谋策划的偷袭，又是在深夜进行，加之我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对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心中无数，使人感到格外的紧张。但由于我们事前破获了一份可贵的材料——敌人的暴乱计划和敌人打入我们要害部门人员的详细名单。所以，打入我要害部门的敌人在暴乱前均被我们逮捕或拘留看管了起来。这样，就使我们能够除掉极大的内部隐患并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也由此使得敌人原计划开出飞机和坦克助战的阴谋均未能得逞。 事件发生不久，我在收音机旁听到了延安广播电台的播音，它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这一日蒋勾结的可耻行为和可耻下场。  徐国通同志简介： 1925年6月30日（古历五月初十）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当时属牟平县）午极乡西港村一个贫农的家庭。1932年（8岁）于泽上村读小学。1937年（13岁）读完小学六年级。1938年～39年，继续在泽上小学复读六年级课程，同时在家下地做农活。1940年 于通海村学校读初中课程。1941年 随三叔逃荒到安东市（现丹东市面上），在一家夫妻店当店员，至1943年3月。1943年4月 于泽上纪村小学任教员，自此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12月 受组织委派到泽上纪村小学（此时已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学习。1944年8月 组织保送到乳山师范学习。1945年4月 于抗大一分校学习军事、政治、并任副班长、班军事教练。1945年11月 就任通化专员公署监印、校对科员。1946年4月～8月 就任柳河县政府文书股长。1946年9月～48年2月 就任柳河县政府代理秘书。1948年2月～49年4月 就任柳河县七区（大通沟区）区长、代理区委书记。1949年4月～5月 于辽东省学校学习，准备南下。1949年5月 开始入关（山海关）渡江（长江）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九江、南昌到达赣州。1949年7月 就任江西省赣县桃江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后任桃江、韩坊、大埠三个区的工委书记。1950年2月 任赣县人民政府秘书。1950年8月～52年2月 任龙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2年3月～53年5月 任龙南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3年5月～55年2月 任建工部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政治主任、教导主任、教务副校长。1955年2月～56年1月 任建工部苏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党委书记。1956年1月～58年1月 任建工部郑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1958年～62年底 任河南建筑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河南建筑学院院长。1963年1月～68年 任河南省建一公司、五公司、豫北建设公司党委书记。1969年1月 任新乡市建公司革委会主任。1969年7月～1972年 任新乡市重工业局党的核心组长。1972年～1979年4月 任中共新乡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5月～82年5月 任豫北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记。1982年5月～83年5月 任河南财经学院筹备组第一副组长（主持全面工作）。1983年5月～85年8月 任新乡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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