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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黄巾已平，为乱朝廷的董卓之乱已靖。为什么当时手握兵权的士族名士们没有复兴东汉王朝，而仅把“匡扶汉室”当作了一句口号，让本有机会重新复兴的王朝走向了灭亡？
外戚与宦官 东汉王朝是个皇帝寿命都很短的朝代，前后12位皇帝（不含前后少帝），除开始两代皇帝寿命还马马虎虎（光武：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其余的寿命都没超过四十岁。 其中，三十岁以上的五位，二十岁以上一位，十岁以下三位，倒是汉献帝四十岁被逼禅位后还活了十四年，终年54岁，成了东汉王朝寿命第二长的皇帝。 东汉皇帝这个寿命已经是“晶帘一片伤心白”，但更让人“我竟无语凝噎”的是，继承“一统江山”皇帝即位时的年龄，不光有刚总角之年的幼儿，还有刚满百日襁褓中的婴儿。 章帝19岁，和帝10岁，殇帝刚满百日，安帝13岁，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灵帝12岁，献帝9岁。 这中间殇、冲、质三帝在位都不满一年。所以陈寅恪先生说，东汉自光武、明、章之后就开始堕落。 因这些皇帝很多都是童年即位，所以就有了太后临朝。那些夭折，绝嗣的皇帝也会从王室旁支挑选继承人，为保证前皇的皇后和大臣利益也都选择幼小的继承人，以方便控制。
外戚和宦官也就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相恨相杀。 东汉外戚和宦官专权自和帝起，到灵帝终。每次的更迭套路基本一样，先是小皇帝即位，母后临朝，开始了外戚专权。 等皇帝大一点后，又利用身边的宦官，一起合谋把外戚铲除。接着皇帝死了，新皇帝上来又开始上演新一轮的更迭。 外戚的出现 汉朝建立后，汉朝的统治者总结了秦朝短命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整个政权中只有皇帝是可以世袭的，和下面没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从而造成个人势力太过单薄，遇到王朝生死危机时就成了孤家寡人。 所以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就搞了个可以世袭的刘姓诸侯王，和功臣列侯模式，形成共同利益的团体。
后来还不放心，又把外戚弄进来帮忙。本来想的是，刘姓王都是自己儿子侄子，功臣列侯又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把兄弟，再搞个媳妇娘家的人，那大汉王朝就可以江山永固，一姓万世。这就形成了，宗室、功臣、外戚三股相互扶持的势力。 估计当时这三伙人天天围着刘邦高唱。“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相知相守到地久天长。” 或许是刘邦年轻时过于游手好闲，后来又忙着造反打仗的原因。对家庭这个概念的理解还不够透彻，也可能是对他媳妇了解不够。万万没想到，他那个媳妇是个集“扶弟魔”、“扶妹魔”于一身的“扶娘家魔”。 所以等到刘邦一死，吕雉就捣鼓出了一个“诸吕之乱”，一直“乱”到”她死，才被刘姓婆家人和刘邦那些把兄弟铲平。原本以为，皇帝媳妇一派被踢出去后也该太平了。谁又知道自己的叔伯兄弟也开始不消停。到了文帝时搞了个“七国之乱”后，还好也被镇压了。吓得文帝够呛。 经过“七国之乱”后，汉朝宗室的地位和实力也越来越不行。随着那帮拜把子兄弟（开国功臣）死得差不多。 到了景帝时候，外戚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直到了汉武帝时候，外戚势力达到了顶峰。 汉武帝时的丞相窦婴，田酚，一个是他奶奶的侄子，一个是他老娘的同母异父的弟弟。 还有他媳妇卫皇后这边，卫青，霍去病，霍光都是皇后的娘家人。 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权倾朝野，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中间还废了一个昌邑王刘贺。 而灭了西汉王朝的就是个外戚——王莽。就是话说现代人穿越过去的那个主。 相对东汉外戚，西汉的这些外戚还是相对比较有能力，且持心公正、勤劳国家的。 到了西汉，外戚的档次就低了一大截。这些人，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除了荒淫腐败，党同伐异之外，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 不过，他们对自己家族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贡献”的。 就拿以梁冀来说吧，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娶公主三人，其余为官者七十五人。 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质帝称其为“跋扈将军”，后被梁冀毒杀。 宦官集团的形成 汉制沿袭秦制，秦朝又沿袭部分古代诸侯贵族家庭治理的模式。所以秦汉初年的政府，只是一个贵族家庭的规模扩大。 因此，一开始也没把内廷和外朝分得十分清楚。西汉时的三公：宰相，御史大夫，太尉，最早也是王室的私臣。 而宦官，当时的官吏组织里也有宦官存在，普通士人也不歧视这些人。如赵高不仅是秦二世的老师，还是郎中令，司马迁宫刑后仍为中书令。 这些受过宫刑的人，有些本身出身贵族，有些怀有才学，地位高于一般平民。被称之为“宦”，也不是贬义的称谓。 在整个东汉时期，宦官也没能彻底形成一个集团，虽汉武帝时期重用的内朝尚书和中书都用宦官（司马迁就曾做过中书之长）。 直到西汉光武帝时，“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后汉书·列传·宦者列传》。 自此，为祸西汉一百余年的宦官集团出现了。 党锢之祸 除了这两股势力，还有一股势力也不得不讲。就是当时的“儒生士族”或者说“士大夫”阶层。 士族的政治地位自西汉武帝、宣帝时开始。到了东汉后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原因是，光武帝刘秀本身是王莽时代的太学生。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邓禹是刘秀太学的同学，其他的耿弇、寇恂、冯异、贾复、祭遵等，包括发明马革裹尸这个成语的伏波将军马援，也都精通儒术。 既然核心领导是崇儒的，那下面就不用说了，谁还没那个眼力见呢！ 由于皇帝的带领，东汉时期，是极端提倡儒学的。自然“士族”的政治地位就水涨船高了。后来也出了很多“士族名士”，这个我们这里就不细讲了。 无论对外戚还是宦官，当时的士族对他们是瞧不上的，最多“瞥”或者“瞄”一眼。因为在士族眼里他们是寄生于王室的附属品、寄生虫。与士族这个代表了正气和希望的精英阶层差太远了。 所以，自始至终，士族对外戚和宦官集团一直是处于互撕的状态。 一开始，士族的撕的主要对象是外戚集团。所以每当一个新皇帝即位，外戚就开始诛杀朝中敢于做对的士族。然后皇帝死了，新皇帝和宦官又诛灭外戚。 虽然因此东汉士大夫屡遭屠戮，但仍不畏强暴，耿耿忠直，他们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等到宦官集团势力的逐步庞大。士族撕的目标开始转向。 事实证明，宦官集团可比外戚集团更难搞多了。因为他们的势力不仅盘踞内廷，他们还利用他们的权势，将家族子弟，亲戚朋友，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家表哥的妹妹家隔壁的老王，都安排到了下面的州郡去做官。那关系盘根错节，跟蜘蛛网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同时，因为宦官属于内廷，外朝的士大夫又没权利去处置。所以相比外戚，面对宦官集团这些士大夫是有心无力，掐不死，又打不到，只能在旁边恨的搓手磨牙。 所以有些士大夫就开始和外戚合作，但效果不咋样。比如后来的袁绍和大将军何进合作诛杀“十常侍”。 同时，他们一旦能抓到宦官集团党羽的错误，就使劲往死里整，无论老少能杀就杀。因此引出了两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的结果是士族被残酷镇压，元气大伤。所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此后，宦官就更肆无忌惮，不仅逼出了黄巾起义，同时使得士族对所依附的忠君思想的价值观也出现了怀疑，对皇帝也开始失望。因为没有了共同拥戴之主，士族的思想也开始多头化。 这就为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埋下了祸根。 地方势力的崛起 两汉地方行政长官，是郡太守。地位与九卿差不了多少。做得好了，就有机会到中央出任九卿乃至三公。 郡太守在地方上时，不仅军政财一把抓，还能自己任命下属官员。不光权力大，任职时间还长，除了不能世袭，其他方面比诸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太守有自辟属官的权利，所以郡吏对于太守，名为上下级，实为君臣。而下属官吏也称太守为“府君”。除了任职中央，不然在地方官吏心里只有地方政权，没有中央国家的概念。 甚至出现了就算到中央做了官，仍忠心其旧主的现象。因为这些人的晋升是由地方太守举荐的。这又是察举制的另一弊端。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钱穆先生说的“二重君主的观念””，这种观念造成了他们“中央国家观念”的淡薄，相比较，他们更认同地方的“府君”。
而之后出现的州牧，刺史，其实是同一个官。刺史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督察的。东汉十三州，一州一个。后来随着地方变乱增多，刘焉（刘璋的父亲）在灵帝时建议改刺史为州牧，赋予地方行政职权，以便调动本州人马财物绥靖地方。从此成了一州的军政首长。 后来随着天下越来越乱，太守和州牧手里的军队也越来越多，中央也就失去了控制，到最后就出现了三国初期军阀割据局面。 东汉王朝，由于外戚和宦官集团的轮流专权，不仅造成了天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同时，也造成和精英阶层士族的隔阂。由于王朝内部为个人利益的持续斗争，并对士族不断的打压和摧残，造成了士大夫阶层信念的坍塌和思想的迷茫，最终和西汉王朝离心离德。
所以当他们在面对最后一个挽救东汉王朝的机会时，士族名士们只是袖手旁观，稍作思考，还是选择了分裂割据。 这种信念的缺失和思想的迷茫，也始终贯穿了魏晋南北朝390余年时间。 如果，当时这些士族名士知道他们的选择导致了中华民族390余年的分裂和乱世。 他们会重新选择复兴东汉王朝吗？ 如果您觉着文章还行，烦请点个关注，今后的日子里会更新更多优质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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