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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的斗争遭受严重挫折。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率领的义勇军主力受挫后，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人也率余部转人热河、察哈尔一带。 在辽宁东部地区的唐聚五、苗可秀所部，以及辽南、辽西各地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东北抗日活动转入低潮。 紧接着，1932 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 这时，阎宝航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另一方面，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 当时，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外，1932年 4月 26日，在上海还成立了一个“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  朱庆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朱庆澜（1874—1941）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命名者，原籍浙江绍兴钱清镇秦望村，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他17岁时，随友赴东北，投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深受赏识，随后，步步高升后跟随其入川，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许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 辛亥武昌起义，他积极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巡防队索饷哗变及川籍军人反对离川。1912年，回到东北后，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次年，改任护军使兼署民政长、巡按使、黑龙江省将军。 1915年，受段祺瑞任命为广东省长。在这里，他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使段大为不满，令其改任广西，后寓居上海。 1922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人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3年后辞职。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丧，倭寇长驱直入，他在上海联络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 1931 年 11 月间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朱庆澜为理事长。 同为抗日救国团体，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之间互不联系，各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两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旦矛盾，直接影响到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 在上海的杜重远对此十分忧虑，曾致电阎宝航，建议救国会与朱将军搞好团结，实现两会联合。 阎宝航极力赞成杜重远的主张，表示尊重朱庆澜，共策抗战之事，并得到张学良赞许。 不过，常委中有的认为后援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反对与其合作。所以，两会虽经多次协商，一直未达成协议。 1932 年 8 月，阎宝航肩负救国会委托，动身去上海拜望朱将军，并请其北上，以便实现两会联合。 因当年高崇民在朱将军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时与其相识，也一同前往。朱将军为阎宝航、高崇民二人至诚态度所感，遂于8月22日率后援会人士抵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棒一号开始办公。 1932年 11 月，两会达成协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敦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  高崇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明确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 救国会是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是张学良知交故旧，尽管南京政府不喜欢，但也难以取消。 救国会成立之初，陈公博亲自来北平与救国会领导人谈话，吴铁城、胡汉民也先后派代表齐世英、顾韩野、姚觉悟、曹四笏等与救国会常委会谈。 他们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即要求救国会听从政府指挥，与政府合作抗日。而汪精卫、蒋介石派人来，要求救国会把活动限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 事实上，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连与救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也没有放过，南京政府曾接受他人控诉，以朱办事不公、肥己发财为由，由立法院派人调查。 1933 年 5月，日军飞机频繁在北平上空盘旋恫吓，北平的达官显贵们惶惶不可终日。 盛传：在日军的威逼之下，当局将以牺牲东北换取华北暂时荀安为条件，拟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 5 月 24 日，救国会遂派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霍维周、李梦醒为代表前往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拜谒委员长黄郛咨询，但是，黄仅派秘书赵某在丰泽园接待，并声称：决心不以东北作谋和之牺牲品。 遂后，救国会常委又分工由王化一准备陈述材料，阎宝航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 6 月 10 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给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 信中，阎宝航概述了救国会两年来从事东北救亡的业绩，表达了为收复东北失地，任何牺牲在所不辞的决心，敦促蒋介石采纳东北流亡民众的正义要求。 但是，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的要求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接受，相反，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对救国会的逼迫益加严酷。 紧接着，6 月 17日，发生了救国会常委、政治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暗杀的事件。 霍维周是东北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冯庸大学教授，入关后，他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发展党员。 1933 年春，霍维周得知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与日人勾结，接受日本百万元巨款，作为反蒋活动经费，遂率三百余名青年党员，登报声明脱党，同时揭发了他们通敌的罪行，于是，青年党头目遂支使党徒对霍维周下了毒手。 那天上午，霍维周乘坐一辆黄包车行至西四南大街，被人从后面射中头部而死，年仅32岁。 在救国会政治部，霍维周是阎宝航最得力的干将和助手，对于他的死，救国会常委们均悲痛万分，高崇民抚棺痛哭几至昏厥，阎宝航亲自撰祭文悼念。 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所注目的对象，常委们的安全也大成问题。 阎宝航的家住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厂胡同，他平时忙于救亡工作，经常不回家，只靠高素桐带着孩子们小心度日。 有一天夜里，高素桐忽然发现有一人从大墙跳到院子里。她急中生智，高声呼叫厨师赶快起来。那人影慌忙逃走。天亮时才发现，昨夜闯进来的人丢在他家的一把菜刀。 张学良闻讯，通知救国会人员要提高警惕，并赠常委每人一支自来德手枪用以自卫。同时加强了对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成立救国会警卫班，便衣保护救国会负责人。 不过，阎宝航这时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安危，而是救国会前途命运。 早在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初，1931年 11 月 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训练总监何应钦就曾给国民党中央报告说，民众自动组织的义勇军，弊害颇多。上海方面且闻有共产分子及日人参杂其间，影响所及，殊堪危虑。 何应钦建议，对未组织者，令其缓办；已组织者，令其中止。对此，蒋介石密令各地一律遵照办理。 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首先对退入河北省境内的东北义勇军开刀，严查取缔。1933 年4月 27 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四项》，从东北撤入河北省境内的冯占海、邓文、李海青、李纯华、郑桂林等部义勇军相继被改编，缴械，遣散。 7月 14日，救国会派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钱公莱等委员到中南海居仁堂同何应钦进行交涉。  何应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阎宝航、王化一先后详细陈述两年来救国会抗日救亡工作，并指出，政府应该考虑东北失地与几十万流亡民众，支持救国会的工作，而不应取缔抗日义勇军。 何应钦说，对于失去自由的东北人民特别是对于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政府和我个人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政府有政府的考虑，为了圆满地解决中日问题、东北问题，东北人民一定要树立全局观念，要相信政府。 阎宝航说，要我及每一个爱国的东北人相信政府，这并不难，如果政府自九一八事变时起，就能领导人民抗日，而不是不抵抗，那么，也许不是今天的这个形势。 问题就在于政府对于东北问题不关心。不抵抗倒也罢了，对于日人得寸进尺却能加以容忍，对我们这些从事救亡活动，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人不支持，甚至对义勇军加以取缔，对救亡组织加以限制、甚至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何应钦过去不认识阎宝航，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忘记了。他说：“我想，这些具体的事情如何认识，我们现不要急于争论，不忙下结论。至于你们说的打回老家去的问题，政府从来没有说过相反的话。 问题是，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强国，我们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与其交涉。军分会对华北团体采取的具体办法，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上的麻烦。救国会也不例外，从今后最好不要再公开活动。” 卢广绩接着表示：当局不支持救国会也罢了，反倒釜底抽薪，我们要求恢复发售爱国奖券。 对于这一问题，何应钦推到了黄郓身上，他说：“这件事是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事，我何某无权过问。” 王化一又说，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开始就是孤军奋斗，其残部进入热河、察哈尔地区后，经过政府的改编、取缔，目前所剩无几，但在北平周围尚有一些余部坚持活动，作为救国会，我们已无力接济，要求军分会在物资、军械方面给予支援，他们在抗日斗争中，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何应钦说，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接济已不可能，对留在河北、北平周围者，一律取缔。 话已说到这个地步，阎宝航激动地说，“如此说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了？” 何应钦毫不掩饰地说道：“不是北平，而是整个华北，我们和日本人已经有了协定，只有如此，只能如此。” 这次谈话，还提到了救国会内有共产党宣传品问题，阎宝航对何应钦说： 救国会只知抗日，不知其他。如果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共产党也主张抗日的话，那么，这是不幸而一致，总不能说救国会主张抗日，就怀疑救国会与共产党有关系。 依我看来，救国会的组成人员绝非共产党所能影响。东北流亡青年、爱国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用较为积极或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绪，要求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喊出一些抗日的口号，这是可以理解的。 绝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共产党，更不能说救国会写几张宣传抗日的标语，就因此怀疑救国会内有共产党掺杂其间，甚至受其影响和控制。” 阎宝航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说出这一番话，弄得何应钦不知如何应对，遂深恨之。 7月 16日，何应钦正式通知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 7 月 31日，东北民众抗日数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决定：“1、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要求精练；3、为避免摩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 随后，在国民政府的高压和何应钦的强硬措施下，救国会被迫停止公开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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