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知县来自桃花源

《苏州日报》2023年07月01日 B03版

　　简 雄

　　明万历年间，中国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字中郎）在苏州倡导“性灵说”。形成一个学说的背后一定有群体的力量，但他们被“公安三袁”的光环所笼罩，长洲县（今属苏州市区）知县江盈科就是这样一位“最佳男配角”。

　　拙文《晚明“性灵说”发轫于苏州》（6月3日“老苏州”）已提及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与袁宏道既是湖广同乡又是同科进士。本文专门讲讲江盈科。

　　江盈科的家乡在湖广桃源县沅江边（今属湖南常德），附近就是传说中的桃花源。“三袁”弟弟袁中道（字小修）在《江进之传》中记述，这位农家子弟“有异才，天性孝友，肫诚无忮害”。末一句的意思是，待人实诚，做人大气。进之从小和祖父袁伯玉（号昆岳）朝夕共处，才五岁，祖父口授小诗，进之不仅当场能诵隔天仍没忘。祖父又教授古人勉学格言让他吟诵。七岁时，家里就送他去念书了。《（嘉庆）常德府志》还记载了两件事，说进之将祖传田产都给了弟弟，而自己靠开馆授徒为生。有一年回家过年，途中遇到一个银子失手掉江里的路人，他竟倾囊相助。这一性格影响了后来的执政理念。江盈科学习刻苦，还是诸生时“名已隆隆起”，但他科场并不顺利，直到万历二十年（1592）四十岁时才中进士，同科的袁宏道那年二十五岁。

　　明代长洲与吴县将苏州府城东西分治，都是赋税“重于天下”、缙绅势力强劲的县。天性使然，江盈科执政方法与袁宏道“三把火”完全不同。《江进之传》中用了三句话：“以纯真为治，积蠹亦不尽除，租讼或少需。”具体怎么做的呢？

　　江盈科一上任就发现，长洲除了漕粮，还要额外自己向京师、南都送“白粮”。据《长洲役田记》记述，“白粮”的人力和费用都须由本县承担。南京较近问题不大，京师则费用惊人，劳民伤财。进之就设法调剂出二千多亩“役田”，用所得收入支付花样繁多的役费。他的想法很实诚：“吾不忍见伤肌肤之效也。”

　　江知县每天黎明即起，有时天还没亮就点灯办公。与老百姓说话，“若父子然”，温良谦和唯恐伤害了别人。处理缙绅们如山的文书简牍，评估不怎么超规越矩的一般就批阅通过，并不非要阻止。也有不批准的，有缙绅就闹事，还声色俱厉责骂江知县，进之也不发怒，反而好言感谢。

　　江盈科来自农村，家境贫寒，但他“视财如粪土”。苏州好地方，过客如云，袁宏道到处诉苦，而江盈科却一一安排妥帖，来苏如归家，去时皆欢然。对于寒士，江知县尤其尊重，他说：“我很久以前就品尝过寒士之苦了！”对于人才，则礼贤下士，甚至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接济。小修感慨说：“江公本来就贫寒，当了知县，反而更穷。”

　　中郎刚，进之柔，史料记“然两县皆大治”。不过，实诚温和又清廉的江知县，怎么完得成繁重的赋税啊。果然，江盈科因完不成指标被吏部考核“征赋不及格”，影响了升迁。按明朝干部考核规定，三年为一任期，由吏部负责考评。江盈科“不及格”，原地不动，只能在长洲再干三年。不过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袁宏道，并甘当配角，成就了文学史上的“性灵说”。

　　据袁宏道记述，在苏州形成“性灵说”过程中，江盈科经常和他一起“商证此道”，而且是最坚定的拥护者和传播者。如中郎在给进之《雪涛阁集》作序时说：

　　余与进之游吴以来，每会必以诗文相励，务矫今代蹈袭之风。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瓶花斋集》卷六）

　　继起的“竟陵派”主将钟惺虽不喜欢江盈科的诗，但评论袁、江的关系说得很有意思：

　　袁仪部所以极喜进之者，缘其时历诋往哲，遍排时流，四顾无朋，寻伴不得。忽得一江进之，如空谷闻声，不必真有人迹，闻跫然之音而喜。（《隐秀轩集》卷第二八）

　　翻检江盈科诗文集，说他是袁宏道的“救命稻草”一点也不夸张。“三袁”大哥宗道（字伯修）虽贵为万历十四年（1586）状元，对当时文坛“拟古”早有微词，但一直影响不大。而小弟中道那时差不多只算个“文学青年”。因此，与袁宏道在吴县形成掎角呼应之势的只有长洲知县江盈科。

　　学界一般认为，袁宏道在苏州举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大旗系“性灵说”标识。其实，江盈科之前已阐述过类似主张。陈蒲清先生评论说，江盈科有三方面的独特贡献为他人所不及，即“公安派的创立，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完善，公安派创作领域的拓展”（《江盈科集》序二）。

　　江盈科对“性灵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给袁宏道作品集所写序言。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不堪繁重事务，率性辞职。江盈科帮他整理刊刻了三部作品集并写了四篇序言，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性灵说”的理念。如在《敝箧集叙》里，将日常谈论的中郎“性灵语录”做了系统梳理，鲜明提出“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夫性灵穷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只要心能摄境，一切都可寄兴，而不必拘泥于诗经楚辞。落实在创作实践上，则一切谐谑皆可入诗，而不必拘泥于礼法规词。当时就像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水池里投了一块巨石。接着在《锦帆集序》中，江盈科假锦帆泾昔日吴王之乐而今日吴令之苦，发挥说：“人生有涯，苦乐有穷，惟山水为无尽。操有穷之具，游无尽之间，而能与之俱不朽者，其唯文章乎。”袁宏道去职后，并未离开江南，而是在吴越山水间畅游。江盈科则继续在苏州任上传播新文学主张。他帮中郎整理这一阶段诗文，刊刻《解脱集》并写两序，进一步推介袁宏道诗文对“性灵说”的实践。如序一，以江南乡野常见不同类型蚕茧作比，将古诗家分成三类：有正，有奇，又有奇之奇。认为李杜有李杜之正、奇，而李贺奇之奇“终不失为唐三百年一人”，所以中郎诗文一定“知我者希（稀），则（效法）我者贵”。序二重点评价中郎小品文的成就，称“中郎言语妙天下也！”因中郎的胆、识、才而使文章“超世绝尘”，并疾呼“拟古愈肖，去古愈远”。

　　江盈科另有《白苏斋册子引》，在吴中大力营销“三袁”与“性灵说”。白苏斋系“三袁”大哥伯修的书斋名。之所以仰慕白乐天、苏东坡，是因为感受到了文坛拟古的沉闷风气。这本册页由苏州文化人唱和、泼墨而成。江盈科为之作引，提出了“元神”之论，所谓“人之身所为流注天下，触景成象，惟是一段元神”。而“性灵”就来自活泼的元神，“元神活泼，则抒为文章，激为气节，泄为名理，竖为勋猷。无之非是”。而白、苏两位就是元神活泼者。进之还有一系列诗评诗作，不遗余力传播“性灵说”，篇幅所限，不再展开。

　　可以说，“性灵说”被文化重镇苏州认可并流播吴楚，江盈科功不可没。他对苏州也充满感情。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盈科进京任职。这年七夕他留下诗二首，题为《七夕闻笛忆苏州》，从时间和诗意看，是否对苏州另有柔情？待考。诗云：

　　微风不动水无波，

　　寂寂双星自渡河。

　　去岁姑苏今夜里，

　　万家箫鼓满城歌。

　　初月娟娟相对清，

　　空斋羁客倍含情。

　　柔肠只怕今宵断，

　　莫更飞来肠断声。

　　万历三十三年（1605）秋，江盈科病逝于四川提学副使任上。明朝此职正四品，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袁宏道闻讯大恸，作《哭江进之》诗十首并在序中悲鸣：“进之死，世谁复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第二年袁宏道复出，先后任职礼部、吏部，“性灵说”影响力遂震动京师。